在我看来，就象何小竹所说：如同“非非”的诗歌因受“非非”理论的张扬和时代认识的局限而被忽略一样，正是作为“非非家属”的角色设定： “杨黎办非非民刊的时候，小安“奉命写诗”，创作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并得到了杨黎“还过得去”的评价，这首处女作登在了《非非》第一期上”（注3）。和女作家自已对写作的随意、超然、无所谓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非非”作为强大的男性话语场，也作为强大的集体“品牌”；其创意总监，操控人士的决策和其间的权谋争斗，这些多方面元素，遮蔽了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与遮蔽非非男诗人吉木狼格的缘由，是相同的。那就是：集体的、历史感的、强大的理论话语，遮蔽了纯粹的、自由的、个人化的文本写作。
据何小竹说：“非非流派的解体源于８９年，完成于９３年”。非非家庭的解体，也差不多在那个阶段。那也是前苏联和东德解体的时间段，众多的非非诗人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从商。在这个新时代，婚姻太容易解体，友情却不会：“‘非非’的三位女诗人小安、刘涛、杨萍保持着联系，她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吉木狼格这样说过。对诗歌的热爱也不会：她们再次凑在一起，成立了女书诗社。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许多年之后，当小安与刘涛、杨苹出现在白夜，她们已经是如自己调侃的那样：是“前非非家属。”但是，许多前非非诗人已经不写诗了；她们却一如既往地还在写。小安一如从前那样活得随意，写得淡然；刘涛却是从以前那种紧张、杂乱、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写作状态中，舒缓和明亮起来。不知道是否因为入教带给她一种解压的作用。但是，谈起诗歌来，俩人都依旧流露出一种纯真，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态度，这已经很难在男诗人身上看到了。
那天，一众新老非非女诗人，在白夜商谈成立“女书诗社”的事。小安来前，已喝了几杯酒，在白夜，又喝了几杯，一下激动起来。她再三说要动手写评论女诗人的文章。小安每每喝酒后，表达就比较淋漓酣畅，她说：“我们就是要极端一点，就是要提女权二字”。她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女诗人自己来写诗评，男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女诗人的作品，我来写，我一定会写得很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小安并没有象许多男性批评家解读的那样；认为她的写作是超越性别的。
白夜，那天还有好几个女诗人：张凤霞、陈小繁。她们倡议成立一个女性诗社，并注册博客，大家都上去发表作品和评论。我说：“据我以白夜俱乐部的失败经验来看，刚开始大家都热情高涨，恐怕过几个月，就都懒得去更新了，起码我就是这样的。”小安，刘涛齐说不会。我想：千万别是喝了酒之后的又一道下酒菜，按女诗人疏懒、散漫、又都家务缠身的状况，全力投入是很难的。
但是，几天之后，刘涛给我发来了短信：“女书诗社”正式成立。我后来上网去过几次，果然，小安写下了她的简短、有力、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诗评。刘涛也在上面展示了她的新作。读到杨萍和陈小繁关于非非往事的散文，让我深深感动。而张凤霞、马兰和的作品，也都显出与前辈女诗人不同的风格和观念。正是与女书诗社的接触和了解，让我动手写下这篇文章和编出这本专辑。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部份被遮蔽已久的女诗人的作品。由于在女书诗社看到了刘涛的侄女和学生的几首诗，让我非常欣喜，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还有新生一代，继续热爱诗歌。由此我也编选了她们的两首诗。
我一直觉得诗歌无派。如果真有，那女诗人算是一派。尽管有时候因为身边的男人们的影响，她们偶尔会加入某些群体。尽管因为表现手段的不同，她们对诗歌的看法有分歧；但是，因为天性中的恬淡、随意，对诗歌本身的热爱和虔诚；使女性不会真正去为诗歌之外的东西，争斗吵闹。而女性在写作中“惺惺相惜”的心灵沟通，使相互间的理解和认同，超越了那些充满硝烟的文学派别之争，也使她们的创作生命力，绵延悠长。
注1：引自何小竹《我与非非》。
注2：引自刘波《被遮蔽的童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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