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代史，怎么也绕不开李鸿章。《清史稿》称其“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可他偏处在积弱积贫、内忧外患的晚清王朝，纵是天纵其才，也难挽国势颓败、被动挨打的局面。其生前身后，人们每每诟病他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等，可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面，他的推动历史前进的诸多业绩。难怪梁启超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1840年，18岁的李鸿章考中秀才，岁试时还被学使拔取第一。三年后，又被庐州府学使选为优贡。少年得志的满意，科场中式的喜悦，以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期待，一一跃然在他随感而发的诗作中：“读书但愿登科第，得不为荣失便羞。”“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1844年，他离开故乡合肥来到京都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年青的他踌躇满志，准备在科场上大显才华。“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抵京不多日，他便以年家子拜谒“有道人”曾国藩。落第后的他却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曾国藩在给他的长兄李翰章的信中也说：“令弟少荃（李鸿章，字少荃），自乙未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0年，他再以优异的成绩而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翰林院历来是朝廷储备人才的宝库，朝廷的很多重要的大员和封疆大吏，多有着翰林院的经历。
在他的宦海仕途中，曾国藩对他的影响至为深远。曾国藩自诩为伯乐，识得了千里马李鸿章，称其“久历戎行，文武兼资”，“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他很快便组建了一支成建置的淮军，主要针对苏南的太平军，清廷对此尤为倚重。1861年12月，曾国藩向朝廷力荐李鸿章，“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清廷不仅实授李鸿章江苏巡抚，还令其署理通商大臣。刚届不惑之年的他已是手握重兵，身兼巡抚、通商大臣的实权人物，梦寐以求的“驷马高车”，已然呈现在眼前。
他常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为了清除“目前之患”的太平军，他的手段也是最为血腥和残酷。淮军攻入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杀了几万和平居民。”一位现场的外国目击者的回忆，读来竟是那么的毛骨悚然，他说：被俘的太平军官兵被赤裸裸地绑在一根根的木桩上，其被虐杀的经过，真是惨不忍睹：
“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全被刺入箭簇，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另种办法。……从这些俘虏身上割下了，或者不如说是砍下了一片片的肉，……这些肉挂着一点点的皮，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之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个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象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他们的痛苦。”
如果说，农民义军的鲜血染红了李鸿章的顶戴花翎，那是一点也不为过，清廷给了他最高的褒奖，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清廷还由依赖湘军改为倚重淮军。湘军在议撤军事宜，而清廷反同意李鸿章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的奏报，特许保留了一支三万人的精锐淮军，驻留在苏、鄂、直、鲁四省。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如此适宜的地理条件，自然为李鸿章尔后政治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1870年6月，发生震动朝野的天津教案。奉命查办此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因“谤议丛积”，加之旧病复发，而改调它任。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清廷把安内攘外，防患固本的责任，全都托付给了李鸿章及其淮军。他由此而权倾朝野，除是直隶总督外，还是北洋大臣。1872年，还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他的名利权都已达巅峰，可谓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
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
早在1865年，他就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妄自尊大，抱残守缺。他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
他睁眼看世界，承认西方列强的“善政”，即体制上的优点，正视自身体制上的弊端，也就是“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大胆呼吁借鉴日本和西方的“善政”，调整好君、臣、民三者关系，真正做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统一。他欣赏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易官制”就是要改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至于如何改善，他也只能模糊地指出，“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
他最热衷于“强兵经武”，发展中国的军工企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当然知道军工生产离不开滚滚而来的白银，而筹措白银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振兴商务。”西方列强之所以财源充裕，“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所以也要兴办实业，“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
1874年，他就向朝廷“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可是，清廷却以“天下无人敢主持”，而搁置不议。他为此也曾心灰意冷，甚至表示从此“绝口不谈”铁路之事。二年后，他还是旧话重提，并一再建言兴造铁路，可却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有的甚至说：“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他没有放弃，并背着清廷，兴修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其实清廷又何尝不知，面对铁路的诸多利便，只是睁一眼闭一眼而已。得到如此默许，他的胆子大了，又以“运煤便商”的理由，扩大铁路里程，将铁路公司和开平矿务局分开经营。1891年，他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办铁路局，第二年，动工修建关东铁路。
1874年，他就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认为列强所以能“以兵胁我，殆无虚岁，”就是因为中华竟无人能“炼达兵略精通洋法”。他力倡为“求制胜之实济”，应“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他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并于1880年、1885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随后，又仿效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和天津西医学堂，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科举选拔的人才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文理通畅，博涉西学”。1888年，他费尽周折，奏报朝廷批准，得以让天津水师武备学堂教习及学生同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顺天乡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西学、中学同考的先河，终将八股取士的壁垒冲破。
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1870年8月，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就任之初，他就竭力推行“强兵经武”的战略，仿造西方船炮。他利用身兼北洋大臣的权威，通过其旧部和亲信，不仅控制了天津，还摇控了上海和江苏的海陆军的军工生产。有报纸评论说：“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得依靠李鸿章了。”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海防问题突显，朝廷中许多有识之士都关注到海防问题，李鸿章就是最大的海防论者，他明确赞成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每洋海军须拥有大铁甲船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他说海防已高于陆防，“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在他看来筹办海防是“欲与洋人争衡”，而建立海军，则为了抵御海上来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隔海相望的日本。他说：“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力保和局”是他建立北洋水师的最基本的考虑。他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游奕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1880年，他就已在大沽建造了船坞。后来，又严密勘察，选择旅顺口和威海卫为海军基地。尽管旅顺、威海卫尚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在他的亲自主持之下，作为北洋海军基地，其在北洋海军建设中的地位，确是不容忽略的。尽管晚清的内政外交都浸透了他的心血，可他所最欣赏的还是北洋海军。
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列强图谋朝鲜，其贪婪的目光却集中在中国。日本是朝鲜的近邻，得其他列强侵犯朝鲜的地理之便。李鸿章早就看出日本的司马昭之心，在《中日修好条规》的谈判期间，他就坚持在条规中列上“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的条文，以隐指日本应“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他还对来华朝贺同治皇帝“大婚亲政”的日本外务卿说，日本应该接受征韩失败的教训，对朝鲜应“释衅修好”，“若用武强逼断无能相和好之论。”
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前来中国谈判朝鲜问题。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谈判的焦点是中日撤军问题。谈判中，李鸿章力主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和单独派兵援助朝鲜的权利，可却一再遭到伊藤博文的坚决反对，伊藤博文坚持两国都有共同的派兵权，谈判进入胶着状态。最后，他奏准清廷作出了妥协，表示“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中日“共同保护”朝鲜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隐患，这就是尔后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海战的失败，李鸿章被弹劾，并被“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日本的铁蹄已逼近奉天“根本重地”，清廷慌忙张皇，无以对策，只得“遣使议和”。1895年2月，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并赏还翎顶、黄马褂。
1895年 3月 20日，他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他就中日和谈作了长篇谈话，其要点有三，首先赞扬日本“近年改革事业的成就”，叹息“中国之改革尚未奏效”。然后，他指出战争使中国“从长夜之梦中觉醒，”是“日本促成中国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最后，他呼吁“中日同盟”，理由是“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重温这段话，虽仍有商榷之处，但其主张两国“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的主旨，仍然不乏是真知灼见，语重心长。
4月17日，他在奏准清廷后，与伊藤博文签署割地赔款、承认朝鲜独立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毁了他一世的声名，当时就有人为此愤愤不平，据随同谈判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证明：“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李鸿章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贵冠，本是“一路扶摇”的仕途，顿时坠入沉底。他哀叹道：“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几曾想到一纸《马关条约》竟将自己弄得体面扫地。清廷多少保留了他的脸面，给他个奉旨入阁办事，也就是仅仅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从日理万机到投闲置散，“门户亦甚冷落”的清静，使他有了空闲的时间盱衡时势，对一生的事业进行梳理和反思。他曾如此感叹：“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惊，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翻转的苦水，在与友人的“随意谈论”中，说出了如下一段惊人之论：
“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确实是一段妙论，他形象地将自己比作“裱糊匠”，而暗喻清廷“如一间破屋”，所有的努力对于这间“破屋”来说，也只能差可“敷衍一时”、“支吾对付”，因为它毕竟是“纸片糊裱”，假若有人“爽手扯破”，那就“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了。破屋终是破屋，“裱糊匠”对破屋之破，难道还要“负其责”？这段话显然有为自己辩解的成分，但是，他能从本质上认识到清廷腐朽的末运，倒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896年2月，他受慈禧之命出使欧美。他的欧美之行，从3月28日离开上海到10月3日抵达天津，历程190天，行程9万里，访问了俄、德、法、英、美五大强国和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开启了中国高层官员出国访问的先河，是由此上溯而前所未有。欧美之行，在外交上无所收获，而在思想上却无疑有所启迪。他在向光绪和慈禧汇报欧美之行的观感时，一再“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在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更是直言：“至于根本变计，尤在变法自强。”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大肆追捕迫害维新志士，可他却“言捕新党之谬”，并尽其所能而回护一些“新党”人士，对康有为、梁启超则“另眼相看”，对此，康、梁都有感激之词。康有为致函李鸿章，其中有言：“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梁启超则在信中，十分感激李鸿章“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之情。
1900年1月，年近八旬的李鸿章被重新启用，任命为两广总督。值义和团剿灭洋人而酿起外交纠纷，清廷又想起李鸿章，重新调任他为直隶总督。他深知此项使命的艰难，故在往京城的旅途中对人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人们亲见他“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哀痛之剧也。”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和奕劻代表清廷签定《辛丑条约》。签字后，他即感不适，“寒热间作，疾咳不支，饮食不进，益觉委顿难堪。”毕竟是风烛残年，怎经得起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11月7日，已无回天之法，竟然离开人世。他在病中老泪纵横吟成一诗，以表达忧思惶恐，悲凉凄惨的心情，诗中有云“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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