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学说，亦称为‘霸道’。法家认为，人性恶才生法度， 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以致贼盗， 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欲疏导人性向善。强调用法治制度来约束臣下，远胜过一时的人治。法家强调君主应该运用“法”、“术”、“势”三者的运作来控制臣下，并实行配套的国家政策管治方针，以强兵富国成达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要则，或可称为“帝王之法”，法家认为：国家社会与组织制度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也必要跟着发生变化调整，在当时法家将此过程称为‘变法’。唯有如此才能达富国强兵之道，过度遵守旧规不正视因时制的变法重要性，只会让组织逐步走向苍老萎亡。例如秦孝公时期商鞅行耕战策略。这流派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为秦国与秦朝最为采用。
法家与现代法治国家所论及的以民权为核心基础（民主之法）是大不相同的。历史上对法家的评价，多认为将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过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辉面。学术研究学者也将法家称为君权核心的行政管理学派。
法家学说是一种纯粹功利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加以证论思辩，强调刑名之术，以效忠君王之权为归依。法家学派在基础上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法家在政治实践中，例如秦国奖励耕战强化农业和战力，毁弃诗书以愚化反对君权政治推行愚民政策，秦始皇为了统一百姓的思想行焚书坑儒。彻底希望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
战国时期人物韩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法家各种学说，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缺一不可，必须互相配合地运用。又在儒家荀子的理论上吸收，认为人是天性本恶，不但对普通人，就连亲子间关系也是这种特质。
荀子。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恶论，弟子韩非与李斯则是法家重要人物。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生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须要“师化之法，礼义之道”，通过“注错习俗”、“化性起伪”对人的影响，才可以为善。
法家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等三晋之国，且早期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此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客魏，魏国的附庸国－卫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法家学派思想由先秦韩国人韩非集以思想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君权法治核心。
李斯支持秦始皇坚持郡县制，并主持制定《秦律》，推行残酷的秦式法制。秦末，上《行督责书》，将酷法推至极致,导致民变抗暴。
法家学派在战国时代的“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思想在此战国斗争中确是相当俱实用价值，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难免显得有“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或谓阳儒阴法）”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剔掉。
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强调“整体论”、“机体论”的世界观，重视人的自由。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在清朝之前，西洋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今天所谓道教、道家区分的。至今在道教内部也是不承认此种区分的。 道家思想是哲学学派，道教是宗教信仰。道家思想成形于先秦时期，直到东汉末“黄老”一词才与神仙崇拜这样的概念结合起来。部分学者认为，就本身来说，这种神仙崇拜和道家思想少有相关联成份，老子、庄子都是以相当平静的心态来对待死亡的。引起两者相关联的原因可能是在道家的文字描述了对于领悟了“道”并体现“道”的人物意象，道教尊老子为宗又追求长生久视、长生不死，这和老子的哲学思想是有相悖之处的，将两者完全混为一谈是认识上的误区。东汉时期以道家思想为本的王充著有无神论作品《论衡》，对汉末流行的神仙崇拜进行了全面批判，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很高地位。
在西方，道家与道教统称为Taoism，以Religious Taoism（道教）和Philosophical Taoism（道家）将他们区分开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道家是纯哲学的，道教是思想宗教化的产物，而道教支持者认为道教和道家在思想上有互补之处。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从此不再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影响了老子和庄子，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司马谈所说道家，主要指黄老学派。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法和法律有不同；法好比物理，而法律则是人为）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但在中国哲学史上，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这是道家突出贡献之一。
“道” 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舜帝不是无为而治的吗？他做了什么？只是使本人保持尊贵，令人恭敬地面对南方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当我们提倡孝顺、和睦的时候，家庭中的成员本身已经不坦诚、不和睦了，不然是不需要这些的。）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道家视生命价值重于外物，主要是指功名利禄。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此身该作“体”），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不迷）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崇尚自由，这与现代自由主义观点不谋而合。
与儒家强烈关注伦理学中道德实践问题不同，老庄思想覆盖了哲学的各方面，且从本质上说两者是互补的。
老庄思想在宇宙观、本体论上提出了“道”这一无法被言说而只能被体悟的终极概念，也奠定了道家思想的主基调，即我们所能体验的只是有限存在，而作为非存在而存在的“道”只能被体悟而无法感知。
在知识论上老庄都主张以辩证思想考察世界，庄子提出以一种超越知识的态度来认识知识。
伦理学上庄子人生哲学的齐物论和逍遥观对后代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在中西方都有人以庄子人生哲学处世。老子则对儒家的道德观进行了批判，主张一种原始朴素主义。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汉初，以黄老学派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占据了历史舞台，自汉文帝、汉景帝由上至下到陈平、田叔等大臣都推崇道家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曹参，在齐国时，他以“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方针治国，百姓安宁，齐国大治。萧何去世后继任相国时期无一创新，皆以萧何所订律法为准。即便如此在民间被赞为“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又被史学家评为“萧规曹随，守而勿失”。
道家思想的政治高峰出现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将汉朝从“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发展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维持这一政策方针的关键人物是窦太后，由于她的坚持这条路线才一直执行到汉武帝初年她去世以后。
南怀瑾先生说，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其实都来源于这个“道”，所以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道”字。“道”这个字是广义的、宏观的，诸子百家乃至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都在“道”的这个范围。广义的“道”如此地广阔，容纳百川，乃至超越形上形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他说，历史上，当社会出问题的时候，救社会、救国家，出手的人多是道家的人物，历史上叫“拨乱反正”。……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很多不求名不求利，但有道德有学问。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到清朝为止二十六部历史，这种人物并不少，都体现了道家文化的影响。
老子、庄子本身从未谈过关于艺术的问题，也没有表述过艺术是否具有价值的观点。老子、庄子对于后代艺术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思想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尤其以庄子的人生哲学为甚）。道家思想主要通过魏晋玄学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绘画上的影响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音乐上的影响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戏剧上的影响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诸子指中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许多学派纷呈，众多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中国术语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百家争鸣时期。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学术流派的见解，司马谈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我们就按照班固的划分，来一一介绍各个学派。大家可能对儒家、法家比较了解，而对其他可能只知其意，而不了解其中的历史，那么就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料及一下吧。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是对中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根据现代学者的解释，儒家实际上就是人际关系学。儒家实质上可说是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或是宗教的伦理学诠释，但不是宗教的本身。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形成流传至今的儒家主流。
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
在儒家的思想元素中，仁居于核心，仁、义是基础，又可将仁义和道德等同。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经典的“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四字”为忠、孝、节、义。诚、恕、廉、耻、勇、温、良、恭、俭、让、中庸、宽、严、刚、柔、敏、惠等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元素。
随着学科的细分，儒家学说可以细分为许多分支学科。张其昀《孔学今义》将孔子学说分析为八大部，即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宗教哲学。儒家思想也可以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解析。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推己及人的思想。
关于生活工作的人生，孟子云：“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用白话来说，小孩子的时候，就倾爱父母；年轻的时候有了女友（恋人），就倾爱恋人；结婚有了妻儿（配偶爱人和儿女），就倾爱爱人和儿女；做了官（公务员，更广义地说，职员），就倾爱君主（及或上司）。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体现出一套褒贬倾向，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盗墓人在魏国古墓发现一部书简书，是魏国人写的编年史，被称为“竹书纪年”，内容有些地方与孔子春秋相同，但是也有一些重要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后世有人怀疑儒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
儒家的教育目的，在于以发扬人性、完成人格为起点，直至达到建立仁治之国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儒家教育，注重学生的自动自发、教师的循循善诱、人格的感召和变化学生的气质。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才，或者多才多艺而不仅仅是一才一艺，或者在一才一艺基础上能触类旁通，也即专才和通才的结合。
儒家重义轻利，以义为本，以义导利。儒家在经济上的基本原则是“无功不受禄”、有功当受禄。在提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同时，儒家赞成社会分工，而不同意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儒家尊重利用自然市场经济规律，反对违背破坏市场规律，同时反对操纵市场，但认可“待价而沽”。例如，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这种做法便受到孔子的批驳。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
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视科技及在物质上的实用，提出了“用力少，见功多”的原则，并发展出了实学，但同时注重全面的人格发展，反对把人变成物质的工具。
早期儒家的形而上学思想包含在一些经典如孔子所著的《易经·系辞》中，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柳诒徵：孔子“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儒家形上哲学特别在以后的理学、心学中进行了展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应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是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的开明时代。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世袭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荀子则认为“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
孔子创造了士、君子和圣人的新名词。这些名词原是旧有的，孔子则赋以新的意义，不复指世袭的贵族，而是指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才。由此打破了阶级世袭的观念，代之以修身为学和选贤举能。从此在思想观念上消灭了封建制度，开创了民治社会。在文献记载中，孟子最早预言了封建制度行将解体。面对诸侯争战的局面，孟子认为天下一统方能最终太平，他曾经告诉梁襄王天下将“定于一”；不过他提出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诉求则未能应验，最终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在以后，儒家逐步发展出帝国时代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并建立了适应皇朝君主制的一套制度。在帝国统一政府时代，建立了从民间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如察举制、科举制。传统中国的最基层政府为县政府，并且政府职能和机构相当节简。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由士绅领导的民间自治。这些都和儒学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大陆唯建立共产制度以后，这种简节政府和民间自治体系才被摧毁；但很显然，儒家思想无法连根拔除，因而简节政府和民间自治的心理依然会存在于人民的理想观念之中。
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秦朝，推行中央集权郡县制，秦儒淳于越主张地方自治实行分封制。秦始皇曾实行所谓“焚书坑儒”，一般认为其中的儒非专指儒家，而泛指文人术士。秦汉以后，儒家基本上主张维护中央集权统一政府，尽管仍有少部分儒士热衷分封制，直到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论》问世。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
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董仲舒还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这是汉儒的一个特点。
一种观点认为，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独尊儒术以后，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两者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但其后经学家郑玄基本统一了今古文，今古之争渐息，儒经在文本上的争议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后明朝的王阳明所反对，并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又开始流传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对《孟子》进行删节，但因遭到臣属以死要挟的强烈反对而放弃。直至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疑古之风日盛，今古文之争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后的学者所驳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的流传，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也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教玄学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程朱理学为儒学主流，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理学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的哲学观点，经明朝王阳明又发展为心学。
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相当部分是来自宋朝的解读。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以后，儒家从思想到形式的系统体系在民间和官方的存在转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
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政府当局曾经带头“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国人价值观中的主流地位并不可能去除，改革开放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恢复、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在程朱理学发展的同时，还兴起一个强调“以利和义”，反对义利对立的儒家学派，成为事功学派。不过没有成为主流。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成为近代儒学中的异端。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五四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将儒学宗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李泽厚提出“儒学四期说”,“我所谓‘四期’,是以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
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图一统宇宙，把“自然”、“科学”和“人”、“社会”的问题建立在一个体系之下，在当时无法理解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各种宗教则做了各种编造。而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呈现日渐增长的状态，因而过去宗教的设论不断地变成谬误。而儒家思想关注的中心并非“自然”、“科学”，而是人和社会，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但儒家对宇宙各种现象有自己的解释，而且相信人间各种道德礼节都源于形而上的宇宙自然规律，而人则通过践行这些道德礼节来达到天人合一。此处所谓儒家思想指的是秦朝焚书坑儒后的儒学学说，与先秦儒学有所差异。
先秦儒学是指未经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改造的原始孔孟思想。譬如子曰：“六和之外存而不论”，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孔子其实不讲玄幻鬼神之事，而孟子则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处明言“善之四端”是天生即内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而不涉及外在的形而上之宇宙自然规律。先秦儒学着重个人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条件，譬如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皆有善心，只要发扬四端，则皆能为善，若放弃为善则失之，“每个人只要有意愿则皆能为善”。恻隐之心是自然的由内心发出，因此不需假外在条件，只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善而已。先秦儒学与汉儒以后的儒学学说，存在着许多差异，不宜合并而论之。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先秦典籍《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计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
历史发展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
“纵”指“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 ，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横”指“连横”，即一强连一弱以破获众弱，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九流十家中有“纵横家者流”，是其中最讲实务的，一切从客观出发，并以取得成功为目标。他们其实是一类杰出的谋士和辩士，一直是战国社会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并且举足轻重，被形容为“翻手为云，覆手变雨”，操纵著战国斗争的局势。
代表人物
纵横家的鼻祖是鬼谷子。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为师兄弟关系，同属鬼谷子门生）、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郦食其、蒯通等，事皆详于《战国策》。
思想著作
纵横家主要著作今仅存《鬼谷子》十三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鬼谷子后附《本经阴符》七篇乃修身养性之法，本经意为基本纲领，阴符为隐秘的符言，非常神秘。唯读者可有悟但不能道出精髓，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是也。
墨家，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为墨翟，世称墨子，墨家之名从创始人而得。之后由于西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汉武帝在位时代之后基本消失。
墨子出生社会下层。最初受业于儒家。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亲亲、尊贤、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抱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脱离儒家的“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而创立墨家。墨子为宣传自己主张，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
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
墨家同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结社组织，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鉅子”或“巨子”，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所谓“墨子之门多勇士”。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鉅子”。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裘褐为衣，以跂
农家，诸子百家之一。代表人物：许行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汉书·艺文志
但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故欲使君臣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故孟子谓其“恶能治国家”，而《汉书》亦言其“乱上下之序。”
许行（约公元前390-前315 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其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来，①他应是楚国人。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许行考》中认为，许行即是墨家禽滑的弟子许犯，而杨伯俊《孟子译注》则认为钱说并无确凿证据。
《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关于农家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以及《淮南子·齐俗训》。
农家在战国时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也能有存在的条件，墨子、杨朱和许行正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从孟子对许行的大肆攻击也可以看出，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由稷下学者们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含各家的思想学说，一般认为，其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 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农业生产必须依赖阳光、雨水等天气和气象条件，还要有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如何使这些自然生态条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这就需要人发挥体力和智慧，根据自然条件对农作物进行恰当的管理。“天-地-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它对于农业生产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上应天时
人们首先要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通过制定历法等手段，做到“知时”。其次，人们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实在的收成。
阴阳家，是中国东周战国中期主要学派之一。以提倡阴阳五行学说为宗旨，故名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或“五行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战国末期齐国的邹衍。阴阳本指事物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庄子将之定义为气所包含的矛盾对立要素，“阴阳，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阴阳家则把阴阳矛盾作用引起的变化推演至神秘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阴阳与阴阳家在史载上难以明确次第，但其学说却深植在中国哲学诸子百家与后继之学。大约在东周战国中期发展︰
邹衍以“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战国时五行说相当流行，有相生相克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观点。阴阳家以五行为五德，认为历史朝代的嬗变即遵守五行相生相克之道，是为‘五德终始说’。
稷下学派中的黄老派和管仲派等又有新发展。
接着吕不韦及其所主编的《吕氏春秋》从阴阳气数与天象、五行与物候和人事、世界图式的和步整合等方面予以完善。最后是刘安及其主编的《淮南子》，再将道分阴阳的宇亩图式与五行生克的社会体系进行整合，这样阴阳家才正式确立。司马迁称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五行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历史朝代的更替，如夏、商、周三代之变，就是金（商）克木（夏）、火（周）克金，秦汉统治者均以此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寻找根据，对后世特别是汉代有很大影响。《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学派在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汉书·艺文志》着录阴阳家著作“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阴阳家的学说内容。
阴阳家的“阴阳”和“五行”等思想在战国时期与道家、方仙道思想合并形成黄帝学派，在汉朝时融合老子的学说形成黄老道，后逐渐演变成现在的道教。
而阴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则是具体化了自然世界对于人事的影响。这种想法，还可以在现在的黄历或是农书、农民历里看到。
名家，通俗的说是辩论家，是中国战国的诸子百家之一。他们主要以诠释“实”与“名”来阐述观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有提到名家。名家将对名的探讨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化，并且从更高角度继续阐发其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并且强调端正名实关系，实际上也是希望天下得治。名家的重要人物有公孙龙、宋钘、尹文、邓析、惠施等人，其提出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离坚白、合同异等。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1]
在先秦时期，并无“名家”的称呼，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多半称其为辩者。如《庄子?天地篇》“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天下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到了汉代始见名家之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汉书?艺文志》采刘歆《七略》说法，则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此一命名，后世有些学者持反对之见。著名的如胡适认为：“家家皆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
另有一说认为名家系出于墨家之后，如晋代鲁胜在注《墨辩》时，就认为惠施、公孙龙是祖述墨家辩论之学，甚至考证出他们属于“相里氏”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惠施、公孙龙的观点与《墨辩》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这一类的看法。
先秦名学到了秦统一六国后就难以发展，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方技家，先秦汉初研究医药及养生的学术派别。《汉书·艺文志》以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并将方技家分为“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大派。
医经家，注重医学理论研究，善于推究人体的生理特征，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用以推断各种治疗手段，调制临症所需的各种药剂。经方家 ，注重药物学研究，探讨各种方药性能、用途及配伍之法。房中家，注重性医学研究，探讨房中节欲、保健防病。神仙家，注重长生之道的研究，以摄生炼养、保性命之真为主，幻想长生不死，带有迷信色彩。
方技家代表人物远古有岐伯、俞拊，战国有扁鹊、秦和，汉初有仓公，其中以扁鹊最为知名。扁鹊，姓秦，名越人，著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皆已佚。今存相传是扁鹊所作的《难经》一书，当为后人伪托。
《汉书·艺文志》录有“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今大多亡佚，只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现分为《素问》、《灵枢》二书。《黄帝内经》托名黄帝，真实作者不可考，是我国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对中医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方技家以医学为理论基础，但研究范围远宽于医学，当包括后世之医家与方士。房中、神仙二家后世多归入道家。方技家甚至还由治身及治国，《艺文志》指出其有“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特点。后世“方技”一词则泛指医、卜、星、相之术。
兵家，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研究讨论的主要是战争哲学思想（西方近似的称作：The philosophy of war），学说重点在于“用兵”，即战略战术问题。春秋战国之后，那些通晓军事的军事家，学者也往往归入或称为“兵家”。
兵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孙子、孙膑、吴起等。兵家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吕尚（即史上著名的姜太公）。
其中孙子是世界公认的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其伟大著作《孙子兵法》于古今中外都影响深远。 他的兵法深受吴国欢迎。 吴起往往被归为儒家，但又为儒家学者所诟病。
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学说对此后的中国影响深远。
兵家的思想主要通过孙子《孙子兵法》一书于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遍及诸如拿破仑等军事统帅。
兵家思想于东亚有重大深远影响，如日本就有“兵学者”一词。
兵家思想对于今现代，当代的商场（商战），政治都有影响。
《太公兵法》（亡佚）、孙子《孙子兵法》、孙膑《孙膑兵法》（亡佚却被再次发现）
杂家是先秦时代学术思想中的九流十家之一。
杂家之所以为杂家，是因为杂家不具有原创思想，而以取各家所长，避各家所短见长。杂家以《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为代表作。杂家的学者本身并不自认为自己是杂家，以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此一名称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最早提出的，《汉书》中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后。《隋书·经籍志》亦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纪昀在《杂家类叙》中则认为“杂之广义，无所不包”。胡适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由于中国哲学在于春秋战国后渐少原创，并由于项羽火烧秦宫之举，使得许多思想的经典付之一炬，在其本源残缺不全之下，多数的思想家往往向不同的诸子各家里取法，而不再执著本源，故自汉以后，九流十家几已都算是杂家，不复原貌。
在古代中国，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为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
古中国小说家所著之书，今多已亡佚，故其学说，已难考查。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撮了今已亡佚的古书《七略》所录，将十五本著作编入“小说家”的名下，并以自己的理解作注解。分别是：
书名 篇章数目 班固与唐侍郎颜师古，在艺文志上的注解
《伊尹说》 二十七篇
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 十九篇
后世所加
《周考》 七十六篇
其周事也
《青史子》 五十七篇
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
六篇
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 十一篇
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
十八篇 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
三篇 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黄帝说》
四十篇
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 十八篇
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 二十五篇
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时诏，作书，名曰《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一篇 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
七篇 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
九百四十三篇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
一百三十九卷
根据上述，列为小说家的作品十五家，共有一千三百八十篇章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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