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买不起房的人重新搬出了新房，作为道具的角色，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房价下跌使更多的美国人买到了便宜房子，减轻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更何况，现在的一些住房本身就可以承担公共住房的功能。而那些金融衍生品的制造者，他们获利丰厚，满载而归。在“道具”们搬出新房后，这些建在美国土地上的房屋作为抵押物归属于美国金融机构，将来房价一旦步入上涨周期，美国金融机构会因为房价的升值而再次迅速膨胀为巨人，成为世界上一个个最令人畏惧的、拥有惊人财富的大鳄。美国政府由于接管了部分金融机构，也将从中受益，这会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全世界那些购买次级债券及相关衍生品的投资者，却由于大都不以基础资产为支撑，只能无奈地吞下苦果。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真相—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相，接下来还有更多，需要我们一一剖析。
小布什与华尔街，谁利用了谁？
次贷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这或许不是什么阴谋，因为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却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当以次级债构筑起来的各种产品被卖到世界各地时，美国筹到了数目惊人的房屋建设资金，而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和相关从业人员也赚了满钵。
追溯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会发现，小布什与华尔街，因为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前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为了通过金融衍生品贪婪地牟取暴利，他们共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自古到今，在任何一个国家，住房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以对住房问题的良好解决为重要依托。
发达国家都深谙安居乐业之道，它们都首先在法律上明确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
比如，早在1901年荷兰就颁布了《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宪法更是强调“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了《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依据法律规定，荷兰政府共建造了239.36万套公共住房，这一数字在人口不多的荷兰是相当惊人的。
1919年，英国颁布了《阿迪逊法》（又称《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解决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物，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设提供支持。资料显示，在1946～1951年间，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由于政府的努力，住房短缺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解决。
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住房法案》1，授权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员会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居住者只需支付较低的房租。1949年，美国修订的《住房法案》批准政府建造公共住房，美国建造了大约130万套公共住房，这些住房绝大部分建造在市中心，而不是像我国的经济适用房那样建造在偏僻的城外。随后，美国又陆续颁布了诸如《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和社区发展法》等法律，住房的公共特性因此得到保证。2
美国对住房问题极其重视。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宗旨之一就是努力让每一个家庭买得起自己的住房，并且减低在购房能力方面的贫富差别。人口调查局的研究显示，家庭住房拥有率提高对促进家庭和社会进步非常重要。拥有稳定住房的家庭更和谐稳定，对社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贡献更大。他们更加愿意做志愿者和从事慈善活动，犯罪率也相对较低。因此，美国从政府到商业机构都把提高居民的私有住房拥有率当做重要的目标。
事实上，这个结论至今仍受到学者的质疑。《美国住房政策》的作者阿列克斯·施瓦兹就指出：“很多关于自有房好处的宣扬只是根据极少的研究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另外，关于自有房的经济获益大家所知甚多，但其在社会、心理、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没有被充分检验。首先，目前为止的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自有住房能带来这些良性结果；其次，关于自有房导致社会稳定、个人满足及儿童健康发展等良性结果的过程还没有被真正揭示出来。”
但不管怎样，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成了美国首脑主政的重点。小布什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3，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所有者社会是小布什心中的一个梦想，事实上，小布什总统上任伊始推出的住房计划就已经体现出这种思路。
在美国的住房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那就是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到了小布什时代，才真正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其后果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饱受次贷危机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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