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工作诗、作词，是知名词人，和他的老师晏殊一样，都曾做到很高的官，也都非常会写词。欧阳修是一个很提携后进的人，在认识苏轼之后，非常欣赏他，也不怕苏轼将来会给他造成威胁，因而传成佳话。只不过，这段佳话中还有个有趣的波折。
北宋嘉祐二年，苏轼二十二岁，参加进士考试，欧阳修刚好是当时的主考官。苏轼写了一篇应试文章叫《刑赏忠厚论》，欧阳修大为赞赏，想要拔为第一。但那场考试中，欧阳修的门生曾巩也有参加，只是进士考试时，用的是糊名制度，考生的姓名等个人资料都是保密的，主考官看不到(就像现代考大考时，阅卷老师也不会知道考生姓名一样)。欧阳修怀疑这篇可能是曾巩写的，怕人家说闲话，认为他偏心自己的学生，另外，他看到这卷子上引用了一段典故，自己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却不记得看过这典故，怕是考生写错了，于是就把这篇文章从第一变成第二，另一篇也写得不错的，则置为第一。
没想到，发榜以后，得第一名的居然是曾巩，而那篇本来该得第一的文章，原来是苏轼所写。欧阳修一方面替自己的门生高兴，一方面却又觉得苏轼有些可惜。照当时的习惯，发榜后，考生要寄信给主考官表明感谢，并拜见主考官，苏轼也不例外，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欧阳修，欧阳修看完之后，便对别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思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这老人该早点退位，留位置给这个年轻人出人头地。当苏轼与欧阳修见面时，欧阳修问他卷子里那段典故的出处为何，结果苏轼说，那个典故是他根据史书记载推敲当时情况，认为这是“想当然耳”。欧阳修听了，非常佩服，认为他不是读死书之人，也善于运用资料，还对自己的儿子说：“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但大家都会知道苏轼。”可见欧阳修对苏轼的欣赏，确实不在话下。
欧阳修在仕途中提携了苏轼这颗超级新星，同样地，他的词风也影响了苏轼。清末冯煦的《蒿庵论词》说欧阳修的词是“疏隽开子瞻(苏轼)”。意思是说，欧阳修虽然曾位高一时，但也有被贬谪的时候，当他被贬时，虽然觉得愁苦、不如意，但他仍想办法去排解、转念，让自己保持豁达的心情，有时他会借由游山玩水来排遣，再写到词作里面，也就是冯煦所讲的“疏隽”。这点影响了苏轼，苏词中也有许多借着接触自然来排解失意的特点。
延伸知识|唐宋八大家的恩怨情仇
明代文选家茅坤曾编辑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钞》，里面收录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及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共八人的文章，“唐宋八大家”也因此得名。
这八位文人，其实彼此间都有着深厚或复杂的关系，像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在创作散文这方面，有共同的理念，虽然经常分隔两地，却一直有书信来往，维系了一辈子的友谊。
而宋代的六大家，关系就比较复杂了。三苏是父子关系，苏轼、曾巩与欧阳修的关系前面也已说明，但其实欧阳修除了赏识苏轼之外，对苏洵也是赞誉有加的。苏洵年轻的时候不用功，一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嘉祐元年时，他带苏轼、苏辙两兄弟上京，先去拜谒欧阳修，同时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一看惊为天人，激赏不已。再加上后来苏轼、苏辙同时考上进士，所以苏氏父子因为欧阳修的关系，在当时曾名噪一时。而大器晚成的父亲能培养出年少有成的孩子，也说明了这三人都是天资相当聪颖的。
不过，另一个文人王安石，和他们的关系可就没有这么好了。王安石推行新法，激起朝廷中的反对声浪，文武百官分裂成新党、旧党两大派，新党以王安石为首，旧党则以司马光为首。欧阳修、三苏等人是亲旧党的，像苏轼就曾因看出弊端而反对新法中的许多条款，与王安石也常因政治理念不合而唇枪舌战，而苏洵也写过文章暗骂王安石。但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有时还是能看到王安石与苏轼互相称赞对方的作品。后来两人也和解了。如果没有政治的纷扰，只谈文学与学识，或许他们会成为知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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