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许多人对《宋史》臧否品评历史人物有异议，而神宗、哲宗朝宰相章惇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章惇的历史备注是政治人物，北宋改革的要角，王安石变法坚定不移的助推者，哲宗朝新党领袖，曾两度拜相。除此之外，章惇还有一个标签，被《宋史》列为“奸臣”，那么章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他被污名化是否成立？
青年时的章惇富有冒险精神，敢作敢为。正史载，章惇进士及第后，因耻于落在高中状元的侄儿章衡之后，而自愿放弃征召，打算来年再考，把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举考试看做玩儿一样，可谓自信满满，牛气冲天，也说明他确实有实力，结果两年之后，前度章郎今又来，居然高中一甲第五名，比上次成绩好多了，因此被外放做官。
后来，章惇被欧阳修推荐并为王安石所赏识，才算在北宋政坛渐渐起势，这与王安石不遗余力支持有关。章惇在政坛上第一次引起人们注意，竟然是因为军事，川黔贵交界之处的边民因不堪当地土著首领盘剥，愿内附宋廷，朝廷委派章惇处理此事，开始章惇所派非人，引起土著骚乱，前往招抚的官员作恶被杀，就在王安石劝告章惇谨慎从事时，章惇兵分三路，杀伐果断，连下诸州，威震诸夷。章惇经制蛮夷三年多，开疆拓土数百里，军事才干暂露头角。
章惇得到神宗赏识，源于一件突如其来的小事。有一天，大宋国库忽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神宗在御楼上急得直跺脚，却见章惇率领所部衙役临时充当起了武警消防官兵，身先士卒的全力救火，火势被扑灭后，神宗龙颜大悦，顺手就把财政部长一职送给了章惇。此后，章惇虽因受吕惠卿免官牵连，旋即被贬。但身后有强大的政治后援，终于于元丰三年，被神宗拜为参知政事。
章惇在神宗朝所在所为可圈可点，一是做为钦差大臣，定策平叛，降服诸夷。二是做为王安石助手，主推熙宁变法，改革鼎新，猛药去疴。三是怒斥王珪，保全好朋友苏轼，使其免于因“乌台诗案”而被对手置于死地。这点恰恰与后来攻击章惇对旧友苏轼赶尽杀绝相悖，至于后期挟雷霆万钧之势不遗余力打击排挤元祐党人，是政见分歧政治斗争所需要。章惇还做过一件让皇帝神宗也下不来台的事，亦给其增色不少。
据《蓼花洲闲录》载，当时因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御笔亲批要求斩杀一名负责粮草押运的官员，第二天，朝见时神宗向宰相蔡确发问“我昨天下达的旨意，可否办妥？”蔡确回道“我正要秉明此事”。神宗言“难道还有什么隐情吗？”蔡确答“自我大宋立国以来，从来没有斩杀过读书人，我想这件事不应该从陛下开始”。神宗想了半天才说“既然如此，那么可刺字流放偏远险恶处”。一旁的章惇接过话说“这么做，还不如杀了他”。神宗惊问何故？章惇进言“士可杀不可辱，你给他脸上刺了字，让他今后如何做人？”。神宗神色俱厉的喝斥道“大胆！为何我仗着性子却做不了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情呢？”章惇从容言道“如此快意之事，不做也罢”。
依章惇在神宗朝所作所为，简直具备名臣风范，不仅矢志不移积极推行国家改革既定方略，与保守派势力顽强抗争；又敢于仗义执言，营救遭受不白之冤的才子苏轼；还能直言相谏，让皇帝下不来台，很丢面子，不得妄开杀戮读书人的先例。再后来，即使章惇两度贵为宰相，也没有任人唯亲，巧取豪夺，贪贿腐化。那么缘何章惇又被《宋史》列为“奸臣传”中的人物呢？
《宋史》给章惇批注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条：“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这么几件事，似乎件件皆有出处，而且多指章惇在哲宗朝担任宰相后的所作所为。但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却又有着不同的结论，很难据此为章惇盖棺论定，将其刻画为丑类。
其一，所谓“尽复熙丰旧法”。即指元祐八年，哲宗亲政，即拜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哲宗很早就敬慕神宗，想恢复神宗变法令天下为之一新的局面。亲政后，因长期处于高太后垂帘听政的阴影之下，对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施政方略极为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起用了被贬黜在外，素有改革派之称的章惇，章惇也不负重望，尽复青苗、保甲等旧法。
其二，“尽黜元祐旧臣”。做为继王安石之后的新党领袖，早在神宗朝，面对二次起用已经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的恩师王安石，章惇意志不减，矢志变法，早早接过了新党衣钵。新旧党争，纯属政治斗争，你方唱罢我方登台。因哲宗即位后，保守势力上台，司马光、吕公著尽罢新法，章惇力争之下一样被贬。至此章惇为相后，自然将旧党中人逐一贬谪，难不成还让这些人成为阻碍新政的绊脚石？抑或对新政指手画脚？只不过章惇打击排挤元祐党人的手段来得更猛烈些，比如生者流窜，死者夺谥，最不该的是建议哲宗对司马光、吕公著等剖棺鞭尸，这也是章惇惹起非议的重要原由。
其三，“肆开边隙”。章惇是个强硬派，也素有军事才能，早就看不惯司马光当政时岁输西夏货币的现状，等到咸鱼翻身，执掌权力后，力谏哲宗以军事手段回应西夏的无礼，在章惇临机策划下，宋军西征，打败了侵扰北宋多年的边境劲敌，收复了被司马光割让多年的横山诸地，为国家挽回了失地和颜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反攻倒算司马光等流的丧师辱国，对其坟墓剖棺鞭尸。这种强硬且收效显著的对敌策略，反而成了章惇妄开边衅的罪名，宋史颠倒黑白，怎不令人心寒？
其四，“诋诬宣仁后”。哲宗年幼即位，宣仁后高氏掌握权力八年，尽废新法，起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倒行逆施，将新党中人除”恶“务尽，搞的过火之处甚至连同为旧党的苏轼都看不过去了，上书强烈反对之下竟然也被贬黜。章惇为相后，建议哲宗追废宣仁后，哲宗焚其奏章，再建言，哲宗怒道"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章惇不复多言。事既未成，奈何以诬名罪之？
章惇最大的罪名是党同伐异，残酷迫害打击异己，甚至连他的好友苏轼都不放过，一贬再贬，巴不得苏轼不得好死。对付旧党中人，本就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旧党中传统的正人君子太多，而新党中人多为新进，行事唐突，这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区别，犯不上罪大恶极。而对于苏轼，“乌台诗案”中章惇曾经施以援手，后苏轼因激烈反对司马光，遭遇再贬，章惇早已失势且无能为力救援。苏轼元祐八年之后再贬，则是因为苏轼为旧党领袖，苏轼一生不合时宜，也怪不得章惇，传说章苏交恶因为一首诗，但我认为恐怕症结并不在于此，还是政治上双方意见分歧所致，一个改革的主将迁就保守势力的领袖？章惇绝不会因噎废食，以私交而废公义，这才是苏轼郁郁不得志，并最终寄书信于章子章援，并未过多怨恨章惇的缘由。
那么章惇最终还是被《宋史》列入了“奸臣传”，内中可有隐情？许多文史大家已经分析过，笔者认为，大概勉强成立的可以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变法初衷是好的，也是北宋积弱变强的良法，可惜执行中走了样，带给了民间更深的灾难，章惇做为变法主将，难辞其咎，这是主因。其二，章惇之后，做为新党的蔡京上位，北宋六贼沆瀣一气，最终导致北宋亡国，传统认为新党正是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追根溯源，章惇亦罪责难逃。其三，章惇曾极力反对朝议端王继位，觉得端正王轻佻，不务正业，后端王成功上位即宋徽宗，徽宗对章惇恨之入骨，朝野诸臣落井下石，极力诋毁丑化章惇以迎上意，章惇就成了祸国殃民的巨奸大恶。其四，章惇性格刚直，强硬蛮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得罪的士人太多，再加上少有秽行，家风不正，因此被人捉了小辫，因恶其事而恶其人。章惇被丑化是历史的必然，自古好像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章惇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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