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宋史上被严重污名化的人物

后世许多人对《宋史》臧否品评历史人物有异议,而神宗、哲宗朝宰相章惇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章惇的历史备注是政治人物,北宋改革的要角,王安石变法坚定不移的助推者,哲宗朝新党领袖,曾两度拜相。除此之外,章惇还有一个标签,被《宋史》列为“奸臣”,那么章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他被污名化是否成立?

 

青年时的章惇富有冒险精神,敢作敢为。正史载,章惇进士及第后,因耻于落在高中状元的侄儿章衡之后,而自愿放弃征召,打算来年再考,把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举考试看做玩儿一样,可谓自信满满,牛气冲天,也说明他确实有实力,结果两年之后,前度章郎今又来,居然高中一甲第五名,比上次成绩好多了,因此被外放做官。


 


后来,章惇被欧阳修推荐并为王安石所赏识,才算在北宋政坛渐渐起势,这与王安石不遗余力支持有关。章惇在政坛上第一次引起人们注意,竟然是因为军事,川黔贵交界之处的边民因不堪当地土著首领盘剥,愿内附宋廷,朝廷委派章惇处理此事,开始章惇所派非人,引起土著骚乱,前往招抚的官员作恶被杀,就在王安石劝告章惇谨慎从事时,章惇兵分三路,杀伐果断,连下诸州,威震诸夷。章惇经制蛮夷三年多,开疆拓土数百里,军事才干暂露头角。

 

章惇得到神宗赏识,源于一件突如其来的小事。有一天,大宋国库忽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神宗在御楼上急得直跺脚,却见章惇率领所部衙役临时充当起了武警消防官兵,身先士卒的全力救火,火势被扑灭后,神宗龙颜大悦,顺手就把财政部长一职送给了章惇。此后,章惇虽因受吕惠卿免官牵连,旋即被贬。但身后有强大的政治后援,终于于元丰三年,被神宗拜为参知政事。

 

章惇在神宗朝所在所为可圈可点,一是做为钦差大臣,定策平叛,降服诸夷。二是做为王安石助手,主推熙宁变法,改革鼎新,猛药去疴。三是怒斥王珪,保全好朋友苏轼,使其免于因“乌台诗案”而被对手置于死地。这点恰恰与后来攻击章惇对旧友苏轼赶尽杀绝相悖,至于后期挟雷霆万钧之势不遗余力打击排挤元祐党人,是政见分歧政治斗争所需要。章惇还做过一件让皇帝神宗也下不来台的事,亦给其增色不少。


 


据《蓼花洲闲录》载,当时因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御笔亲批要求斩杀一名负责粮草押运的官员,第二天,朝见时神宗向宰相蔡确发问“我昨天下达的旨意,可否办妥?”蔡确回道“我正要秉明此事”。神宗言“难道还有什么隐情吗?”蔡确答“自我大宋立国以来,从来没有斩杀过读书人,我想这件事不应该从陛下开始”。神宗想了半天才说“既然如此,那么可刺字流放偏远险恶处”。一旁的章惇接过话说“这么做,还不如杀了他”。神宗惊问何故?章惇进言“士可杀不可辱,你给他脸上刺了字,让他今后如何做人?”。神宗神色俱厉的喝斥道“大胆!为何我仗着性子却做不了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情呢?”章惇从容言道“如此快意之事,不做也罢”。

 

依章惇在神宗朝所作所为,简直具备名臣风范,不仅矢志不移积极推行国家改革既定方略,与保守派势力顽强抗争;又敢于仗义执言,营救遭受不白之冤的才子苏轼;还能直言相谏,让皇帝下不来台,很丢面子,不得妄开杀戮读书人的先例。再后来,即使章惇两度贵为宰相,也没有任人唯亲,巧取豪夺,贪贿腐化。那么缘何章惇又被《宋史》列为“奸臣传”中的人物呢?

 

《宋史》给章惇批注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条:“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这么几件事,似乎件件皆有出处,而且多指章惇在哲宗朝担任宰相后的所作所为。但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却又有着不同的结论,很难据此为章惇盖棺论定,将其刻画为丑类。

 

其一,所谓“尽复熙丰旧法”。即指元祐八年,哲宗亲政,即拜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哲宗很早就敬慕神宗,想恢复神宗变法令天下为之一新的局面。亲政后,因长期处于高太后垂帘听政的阴影之下,对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施政方略极为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起用了被贬黜在外,素有改革派之称的章惇,章惇也不负重望,尽复青苗、保甲等旧法。

 

其二,“尽黜元祐旧臣”。做为继王安石之后的新党领袖,早在神宗朝,面对二次起用已经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的恩师王安石,章惇意志不减,矢志变法,早早接过了新党衣钵。新旧党争,纯属政治斗争,你方唱罢我方登台。因哲宗即位后,保守势力上台,司马光、吕公著尽罢新法,章惇力争之下一样被贬。至此章惇为相后,自然将旧党中人逐一贬谪,难不成还让这些人成为阻碍新政的绊脚石?抑或对新政指手画脚?只不过章惇打击排挤元祐党人的手段来得更猛烈些,比如生者流窜,死者夺谥,最不该的是建议哲宗对司马光、吕公著等剖棺鞭尸,这也是章惇惹起非议的重要原由。

 

其三,“肆开边隙”。章惇是个强硬派,也素有军事才能,早就看不惯司马光当政时岁输西夏货币的现状,等到咸鱼翻身,执掌权力后,力谏哲宗以军事手段回应西夏的无礼,在章惇临机策划下,宋军西征,打败了侵扰北宋多年的边境劲敌,收复了被司马光割让多年的横山诸地,为国家挽回了失地和颜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反攻倒算司马光等流的丧师辱国,对其坟墓剖棺鞭尸。这种强硬且收效显著的对敌策略,反而成了章惇妄开边衅的罪名,宋史颠倒黑白,怎不令人心寒?

 

其四,“诋诬宣仁后”。哲宗年幼即位,宣仁后高氏掌握权力八年,尽废新法,起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倒行逆施,将新党中人除”恶“务尽,搞的过火之处甚至连同为旧党的苏轼都看不过去了,上书强烈反对之下竟然也被贬黜。章惇为相后,建议哲宗追废宣仁后,哲宗焚其奏章,再建言,哲宗怒道"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章惇不复多言。事既未成,奈何以诬名罪之?


 


章惇最大的罪名是党同伐异,残酷迫害打击异己,甚至连他的好友苏轼都不放过,一贬再贬,巴不得苏轼不得好死。对付旧党中人,本就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旧党中传统的正人君子太多,而新党中人多为新进,行事唐突,这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区别,犯不上罪大恶极。而对于苏轼,“乌台诗案”中章惇曾经施以援手,后苏轼因激烈反对司马光,遭遇再贬,章惇早已失势且无能为力救援。苏轼元祐八年之后再贬,则是因为苏轼为旧党领袖,苏轼一生不合时宜,也怪不得章惇,传说章苏交恶因为一首诗,但我认为恐怕症结并不在于此,还是政治上双方意见分歧所致,一个改革的主将迁就保守势力的领袖?章惇绝不会因噎废食,以私交而废公义,这才是苏轼郁郁不得志,并最终寄书信于章子章援,并未过多怨恨章惇的缘由。

 

那么章惇最终还是被《宋史》列入了“奸臣传”,内中可有隐情?许多文史大家已经分析过,笔者认为,大概勉强成立的可以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变法初衷是好的,也是北宋积弱变强的良法,可惜执行中走了样,带给了民间更深的灾难,章惇做为变法主将,难辞其咎,这是主因。其二,章惇之后,做为新党的蔡京上位,北宋六贼沆瀣一气,最终导致北宋亡国,传统认为新党正是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追根溯源,章惇亦罪责难逃。其三,章惇曾极力反对朝议端王继位,觉得端正王轻佻,不务正业,后端王成功上位即宋徽宗,徽宗对章惇恨之入骨,朝野诸臣落井下石,极力诋毁丑化章惇以迎上意,章惇就成了祸国殃民的巨奸大恶。其四,章惇性格刚直,强硬蛮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得罪的士人太多,再加上少有秽行,家风不正,因此被人捉了小辫,因恶其事而恶其人。章惇被丑化是历史的必然,自古好像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章惇亦不例外。



                                                          文:老蔡的菜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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