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盛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土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特别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寥廓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慷慨的军戍生活以及幽怨悲凉的征夫之恨、思妇之悲,题材多样,意境雄浑,为历代边塞诗之冠。诚如南宋严羽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为什么边塞诗不兴盛于汉代,不成就于元代、清代,而在唐代结出硕果呢?笔者以为,这既有唐代社会经济政治进步的原因,又有诗歌内在发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发展成熟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一、“烽燧不惊,华戎同轨”:强盛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势力的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至贞观年间,唐朝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还有了很大发展,其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2。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了最高峰,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元结也说:“开元天宝之中,耕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量”。
唐帝国更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像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官》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5。宋洪迈对唐代君王的气度颇为感慨,认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对触及宫廷禁忌之事的诗歌作者,“而上之人亦不为罪”。
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首先,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与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特别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风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称:“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人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人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00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所盲:“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史杜尚书暹,抚剑相合。”而唐代科举考试中,又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度并列,这极大地刺激士人关心边事军情。王谠《唐语林》评论道:“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作用。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始入幕府后终为节度史的高适也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由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著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人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以郭震、张说为例,二人皆出将人相,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岁人太学,18岁擢进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张说所撰《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武则天令郭震抄录旧文,震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赠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后来却担当重要武职,曾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他在安西经营十余年,屡建奇功,四镇安宁。郭震行状是张说所撰,说本人也是文武全才。《旧唐书·张说传》对他有如下记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成风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检校并州大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节度史。他在担当军职期间,便多有建树。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之幕主而言,岑参之幕主封长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26高适之幕主哥舒翰则“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幕主与文学之士相聚幕中,赋诗谈艺,文学创作环境相当好,故有人认为唐代边地军旅幕府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创作环境。
第四,唐代君王对边塞诗的特殊爱好对士风民气的导向也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唐诗的繁荣,发轫于初唐的诗歌革新,而边塞诗的兴起,则是这一革新的重要契机和显著标志。唐太宗李世民堪称这一革新的先驱,他首开风气,带头写了一系列的边塞作品,明确主张“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29。唐玄宗李隆基所作边塞诗也很可观,其《平胡》歌颂大唐军威:“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显示了盛唐气势。他的《送张说巡边》,应制唱和之臣有张说、宋璟、张九龄、徐坚、贺知章等21人。此外,另有应制送张说的诗人数十名,应制诗总共多达70余首,可谓由玄宗一诗而引出近百篇边塞诗。可见,唐代皇帝的创作与提倡对边塞诗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盛唐之音与边塞之声: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唐边塞诗的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唐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其题材之广泛,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达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建安至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势,从曹氏三祖、建安七子、蔡琰起,直至梁陈,用乐府旧题歌咏从军边疆、描写塞上苦寒、抒发征夫思妇离情的作品愈来愈多,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一个写边塞战争生活的诗歌传统正在形成。这一传统的形成,无疑是一种历史意识的产物,是两汉经营西北边疆和对外战争胜利造就大一统局面的光荣与建安至南北朝400年大分裂大动乱痛苦现实两相撞击造成的一种心理积淀,人们向往着恢复两汉的“秩序”。到隋唐统一的时代,国力极盛,边功卓著,这种历史意识、社会心理终于得到真正的大发扬,边塞诗也在南北朝诗人努力创作的基础上繁荣、成熟起来,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体会之真切生动,均非前代所可比拟。仅从数量说,《乐府诗集》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隋以前涉及边塞生活内容的诗篇,粗略统计共有180多首;而唐一个朝代的边塞诗,从对《全唐诗》及其《外编》的不完全统计,则近2000首。由此可见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是对前人学习继承、发展创新的结果。
第二,诗歌主题的继承。这一时期边塞题材诗歌的多种主题,诸如描写“胡”地生活情景,大漠草原风光,塞外酷热奇寒的景象,从军报国的壮志,军中苦乐的体验,征人思妇的离愁等等,无不在唐代边塞诗中等到更加充分的表现。譬如{乐府诗集》所收《陇头水》一题,六朝人所作9人12篇,其基本主题有二:一是从军去乡之思,如梁元帝、陈后主、徐陵、张正见等所作;二是报君恩赴国难的气节,如刘孝威、顾野王等所作。唐人之作7人8篇,思想艺术均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主题与六朝人相同,可见其承继关系。
第三,诗歌形式与表现手法的继承。唐代边塞诗大量袭用前代乐府旧题,其中多数就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唐人又有发展创造,如变出入塞为前后出塞、《苦寒行》为前后苦寒行,变《苦热行》为《热海行》,由《行路难》而创出《从军中行路难》、《变行路难》,借前代“从军有苦乐”诗句而创《从军有苦乐行》,就前代史事而创出《来从窦车骑行》,以及继承乐府“缘事而发”精神而创出表现边塞内容的许多新题,像《塞上》、《塞下》、《将军行》、《老将行》、《平戎辞》、《征妇怨》,以及诸多“即事名篇”的边塞诗作。唐代边塞诗中汲取魏晋南北朝诗的词语、诗歌意象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陇水呜咽,天山飞雪,大漠黄沙,枯蓬白草,紫塞长城,玉关辽海,连旗大旌,鼙鼓鸣笳,朔风冀马,胡霜塞鸿……这是表现手法的继承。魏晋南北朝诗多数歌咏汉事,唐代边塞诗中也多“以汉喻唐”,借史言今,大量取用汉代边疆战争故事、典故,如勒石燕然,请缨南越,系马大宛,计斩楼兰,持节北海,修好乌孙……体现了一种创作的传统。当唐人把这种诗歌传统加以充分吸收消化,发扬光大,把表现边疆军旅生活的诗歌,从思想艺术上推向极致后,宋以降历代虽有附骥者,但从总体上未能开辟超越唐人的新境界,所以,唐代边塞诗的光辉成就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与不可重复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