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无新事，读历史，思今朝，以古人为镜，思自身际遇 ，于他人命运起伏中参悟为人处世之道：如何自修，如何立业，如何遇人，如何成事。虽然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真正的强者会用行动告诉世人，纵使命由天定，但天命由心。王侯将相本无种，鱼跃龙门可冲天。世人多爱投机，鼓吹命理学，给庸才懒汉找足借口，自以为半生郁郁不得志，皆因未能遇良人。可你若睁眼看一看李鸿章的人生跌宕便会恍然，原来千里马欲成名驹，不但要擅奔行，更要能识人。唯有懂得挑选配得起自己的“真伯乐”，才能将成败之喉握于己手。
李鸿章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考中进士，时人称同年。李文安眼光老辣，李鸿章一入京便将其送入曾国藩门下，恳请他亲自调教爱子，表示可随便打骂，只求令其成才。曾国藩见李鸿章身高臂长，机敏聪慧，觉得才堪大用，收为关门弟子，为其传道授业解惑。幸李鸿章不负厚望，没几年便中进士，入翰林，当京官，只等步老师后尘，一路往上攀升。
可惜生不逢时，李鸿章正在翰林院舞文弄墨时，太平军起于广西，席卷东南。咸丰惊慌失措，旨命曾国藩出山办团练，抗击太平军。不久后，安徽惨遭兵燹，李鸿章再也坐不住板凳，欲效仿老师，弃文从武，保家卫国。李鸿章志向广大，一心建功立业，奈何人微言轻，没有上折资格，只好请同籍侍郎吕贤基代拟奏稿，禀奏咸丰。咸丰于是命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率李鸿章等人，南下回皖，募勇练兵，杀敌立功。至此李鸿章便开启了武功生涯。
奈何李鸿章的时运不济，自离京南归后，浪战多年，竟屡屡受挫，一事无成。他先为团练大臣吕贤基和周天爵帮办团练，结果吕周一个战死，一个病殁；继而入安徽巡抚李嘉端幕，又值太平军西征，安徽局面大乱，李嘉端丢官去职，李鸿章夹着尾巴逃回合肥老家，徒叹命运多舛；后受新任满员皖抚福济征召，转战安徽各地，虽因功步步擢至三品按察使衔，却要实职没实职，要地盘没地盘，要队伍没队伍，惶惶如丧家之犬。最后福济无功北去，李鸿章仿佛没娘崽，带着妻小东躲西藏，无所适从。
人生苦短，此时李鸿章已三十六七，蹉跎半生，郁郁不得能得志，心中踟蹰。众兄弟皆来探望，有怂恿他投奔湘军老营的，也有劝他去金陵城外咸丰打造的江南大营的，各有各的道理，他却一时难以抉择。其实他内心是渴望投奔老师曾国藩的，可那时曾国藩所率湘军风头正盛，旗下人才济济，恐自己贸然前去，不受重用。正两难之际，忽闻湘君败北，元气大伤。李鸿章大喜，赶紧整装出发，连夜投奔湘君老营。
于湘君危难之时来投奔，足以显示李鸿章的诚意。曾国藩也是心下大喜，对这位本就青睐有加的入室弟子更是另眼相看。李鸿章就这样成为湘军老营幕僚，凭借自己过人才华，以及安徽多年鏖战积累的丰富经验，为老师参预机要，出谋划策。曾国藩更是高度信任，言听计从。师徒二人惺惺相惜，事业干得风生水起，一个个危机迎刃而解，带领湘军逐渐走出低谷，赫然挺进安徽。
可就在李鸿章以为自己终于找到靠山，可以稳定下来之时，曾国藩却非要移督帅府于祁门险地。李鸿章深知此举不妥，反复规劝，不予采纳。后祁门果然遇险，曾国藩死里逃生，至此方叹服李鸿章高瞻远瞩。但此事也在师徒二人之间横下心结。后曾国藩借代拟劾李之事发泄不满，师徒闹翻，李鸿章出走南昌，退隐归家。
辗转多年，宏图未展，事业却接连陷入低谷，一般人恐怕早已内心崩溃。可李鸿章才气高，胆识大，心中有底，竟能安于家中，等闲度日。当时多少显贵前来拉拢，他都无动于衷，唯等老师来请，再回湘营。果不其然，曾国藩惜其才，感其诚，念其情，终于按捺不住，派人送信将其召回。至此李鸿章完成了人生中一大转折，再次出山的他，锋芒已势不可挡。
再续前缘后，师生二人格外珍惜彼此，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愈加信任。经过三番五次的犹豫，曾国藩终于放权，命李鸿章招募人马，组建新军，出兵上海。
有想法就有做法，曾国藩赶紧让李鸿章招募数千淮勇，另赠多营亲兵，组成近万淮军，浩荡东征。进驻上海后，李鸿章果然了得，先稳住阵脚，击退太平军进攻，继长袖善舞，把军政商甚至洋人牢牢控制在手上，逐步实现老师定下的既定目标。此外根据战争需要，一边购买洋枪洋炮，一边创办多个枪炮局，影响百年的上海机器制造和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正是肇始于这些军工企业。同时不断壮大淮军，剑指苏（州）常（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此替代老师，担负起国家防务和振兴大清大任。
纵观李鸿章一生成败，其人生重大转折处全在一人——曾国藩！从文韬到武略，从为官到治国，若无曾国藩这位良师益友引导相助，任李鸿章再能耐亦难创下“三千年未有之大业”。
故而世人都感慨曾为李之贵人，但有格局更高者则看出，其实曾李这对师徒是相互选择，相互成全。
先看李鸿章，在投靠恩师曾国藩之前，先后跟过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包括与和春多次共事，经反复比较，认定非恩师不能消灭太平军，匡扶大清天下。国家都得依靠老师，自己为何不投其麾下，一起干番大业？李鸿章就这样成为湘军老营幕僚，凭借自己过人才华，以及安徽多年鏖战积累的丰富经验，为老师参预机要，出谋划策。
再看曾国藩，对临危受命的高徒李鸿章更是高度信任，言听计从，在二人产生分歧时能及时反省，跟李鸿章闹翻后还能再复合。另外，更让人赞叹的是，曾国藩能打破籍贯偏见，破格让李鸿章另组新军，这一方面成全了李鸿章的个人事业，一方面为自己留下后手，在湘君裁撤后可有人接盘，替自己完成未竟事业。
都说聪明人不宜跟聪明人相处共事，因为聪明人都有想法，有主见，自视又高，往往张飞不服马超，不容易尿到一只壶子里。可曾李师徒不止聪明，且有大智慧，大智慧遭遇大智慧，惺惺相惜，容易取得共识，产生共鸣，合作起来才没有障碍。再仔细分析，曾国藩之所以能对李鸿章如此包容和信任，绝不仅是因为李鸿章才高，更是源自他三番五次“临危受命”的忠心和诚意。尤其是二人失和期间，李鸿章赋闲在家，当时各方大员踏破门槛，许以要位，但李鸿章毫不理会，潜心读书写字，风雨不动安于山。此消息传入曾国藩耳中，他怎能不被这位爱徒的诚意打动？
凡夫俗子多叹命途难测，英雄豪杰则抓住机遇，自主命运。晚清是个愚昧与变革交杂的年代，衰败与腐朽中隐隐蕴藏着新的希望，而李鸿章正是能抓住那道希望之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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