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延续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不但决定应试者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家族的兴衰，而且左右着当时的教育，影响着政治、士风和价值观念。这种影响正是通过一批批金榜题名者和一批批科场失意者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来的。如果忽视对落第者的研究，是很难说清这种影响的。
落第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个人沮丧，家庭痛苦；发泄不满，给政府带来麻烦
就科举选官而言，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两部分人，少部分人能够金榜题名，步入仕途；一大批人则会成为落第者，或止于举人，或止于生员，或终身为童生。
当历经十年寒窗而名落孙山时，落第者心中大都埋藏了一种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的酸楚。他们不仅要承受落第的沉重打击，甚至还要面对周围人的冷嘲热讽、邻里的议论，以至造成一些人“无颜做人”的极端自卑心理。清代的蒲松龄屡试不第，他描绘了落第那一刻的沮丧：“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一个人的落第还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明万历八年（1580年），原礼部尚书董份的儿子和孙子一同参加会试，结果，孙子中进士，儿子落榜。儿媳得讯“大恸”，董份安慰道：“汝子已贵，何哭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说罢，亦“涕泪交下”。董家二人应试，一人及第，一家老小尚且如此痛苦，倘若双双落第，真不知道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些落第者，在他们的内心中既燃烧着炽烈的宦情，又有一种难以抹去的怨天尤人的不平。因此，落第后看到或听到科场的种种不平或舞弊现象的发生，就会以各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甚至以激烈的方式加以抗争。因此，明朝人总结说：“下第举子之口，真可畏哉！”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久困场屋的下第举子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控诉主持考试的官员李昉用情，取舍非当。于是，宋太祖“复试进士于讲武殿，赐宋准及下第徐士廉等诸科百二十七人及第”。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之会试，正副主考官刘三吾、纪善、白信蹈都是南方人，该科录取的52名进士皆南方士子。发榜后，引起众议，下第举子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朱元璋为平息舆论，杀了主考官及此榜状元，后又重新考试，亲自录取了61名进士，都是北方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乡试榜发，扬州盐商子弟多中举，于是士论大哗，下第士子数千人聚集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戬为首，使人抬五路财神像入府学，锁之于明伦堂，还有人以纸糊贡院之匾，改“贡院”为“卖完”。也有一些落第者，不论取士是否公正，科场是否有舞弊情节，在发榜之后都要发泄一番，有理无理都要闹出点事来。这些行为都会给政府带来很大麻烦。
更有科场失意者走向极端，对抗、反叛朝廷。唐末的黄巢在饱尝科场失意的痛楚后写了《赋菊》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竖起了起义大旗。清朝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早年为广东花县童生，屡试不第，于是气愤不平，高吟反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并喊出：“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在其他的农民起义队伍中，多有落第士子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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