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家代表人物之——陈嘉言，画风工致雅丽，趋向文人写意一路

明代早期，院体画派占据画坛主流，花鸟画以富丽堂皇为上，林良、吕纪等宫廷画家受到推崇。到了明代中晚期，院体画派盛极而衰，以苏州为中心的吴门画派的文人画风占据主流。吴门中人拥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崇尚意趣，尤精笔墨，绘画多与诗、书结合。这些画家对绘画题材颇为讲究，常常以绘画内容来暗喻自己的品格和情怀。当时受吴门画派影响的花鸟画名家有很多，陈嘉言就是其中之一。

陈嘉言，字孔彰，浙江嘉兴人，善绘写花鸟。现藏于苏州博物馆的陈嘉言《水仙梅雀图》（见下图）作于天启三年（1623），作者时年85岁。此作纵122.5厘米、横59.6厘米，展现出陈嘉言晚年技法之成熟。画面呈对角线构图，显得虚实相宜。画家自下而上用淡墨绘出缓坡，皴染轮廓，晕出杂石，再以浓墨点出杂草，笔力简劲，繁而不乱。他用白描双钩法绘从杂石中冒出的水仙，用笔果断坚决，使其立体感十足。水仙之上用写意法绘墨梅一株，枯枝笔墨放达、潇洒利落，梢头用笔灵动、兼工带写。画家用不同的技法描绘了残枝与新芽，形成鲜明对比，增加了画面的空间感，使之层次更为分明。梅梢上绘有两只雀鸟，用淡墨渲染，秃笔点厾成毛羽。两鸟一正一侧，相互对望，显得悠闲自得、天真烂漫。此作兼工带写，勾、染、皴、擦收放自如，画法爽劲，在工细与恣纵间游刃有余。

陈嘉言中年画风工致雅丽；而晚年一变为老辣率真，趋向文人写意一路。这主要表现在他过硬的笔墨功力上。从《水仙梅雀图》中可以看出，他的写意并非纵情挥洒，而是属于严谨的小写意范畴。他在维持物象完备的前提下，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语出《论语·为政》）。画中梅的用笔较为恣纵，融草书笔意，下笔大胆准确；而枝梢则小心收拾，显得简洁平稳。树下水仙和杂草充满活力，具有明显的动势。雀鸟与近景坡石则显得较为安静，笔墨及物象都给人一动一静的强烈对比感。这种动静交杂的手法使画面更为生动，充满戏剧张力，使观者能够更容易地将注意力投入到画幅中，从而深入体会画家绘画原境中的情感，并产生共鸣。

自沈周开始，画家更为关注自我的内心情感，花鸟画便进入一种艺术家的笔墨自觉状态。画家不再过多苛责花鸟物象的准确与否，也不在意画面是否华丽可观，而是在画中融入自我的情感和对环境的观照。于是，以水墨晕染为主的文人写意画风受到推崇。写意的关键在于画家对笔墨的控制。由于文人阶层对书法的重视，以书入画成为花鸟画的共性。这便使得绘画技法产生突变，多信笔为之。在《水仙梅雀图》中，陈嘉言使用小块面的墨晕染出树石肌理，配合着时停时行的运笔，用淡墨扫出枯枝边界，最后用浓墨点染细节。画面层层积淀，用笔畅快淋漓，使枯枝显得尤为古朴自然、苍老率真。但在对雀鸟、水仙等具体物象进行描绘时，画家则谨遵理法，注重结构的合理与准确，使整个画面在传达个人心境的同时，又不至于落入逸笔草草的纯自我欣赏的地步。

文人画家对于境界的创造通常来自个人心性不自觉的流露，作者心境的平和或躁动往往能从画中窥见。吴门画家通过描绘事物表象而抒发自我情感，使文人阶层产生更多的自我认同。陈嘉言的《水仙梅雀图》初看给人一种跃动之感，但细细推敲却可发现，画中活跃的气氛来自于笔墨技法，作者真实的心境则是怡然自在、安静祥和的。画面中，水仙和杂草饱含着生命的活力，顽石与枯枝昭示着时间的永恒，雀鸟和梅花表明了境界的圆满。陈嘉言用画笔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幽香自赏的意境世界，这也是其真实心境的体现。

明陈嘉言端阳景

140.3厘米×37.1厘米

甲辰（1604年）端阳前。写于竹梧小隐。陈嘉言。
钤印：陈嘉言印、孔彰、竹林小隐

《竹石梅鹊图》立轴 纸本水墨 纵212厘米，横97．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以石、兰、梅、竹、鹊入画，布局新颖。奇石、坡地以淡墨晕染，富有立体感。而兰花及秀竹以白描双钩手法绘出。梅花树干以墨笔点染勾画。花瓣以圆笔写意，笔势飞纵，韵意十足。三只鹊鸟取姿不同，水墨写意，极其生动。整幅画繁而不乱，层次分明，清新雅丽。

《鸡鸣图》扇页 金笺本设色 纵17cm，横52.4cm

雄鸡高歌，唤醒万物，新的一天即将到来。破晓时分，太阳在薄云间隐现，曙色微露。庭院中竹翠欲滴，秋菊清丽，一只雄鸡在草坡上引吭高歌。图中雄鸡用小写意笔法，不以笔锋勾勒形体而以细笔直接写出，笔致细劲松秀，雄鸡的头和背以设色表现，而胸腹和尾部则以墨色的浓淡过渡，写实而又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