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散文：《女裁缝》

女裁缝

这个女裁缝有点奇怪，她是专业上门为别人做衣服的，主业是做传统的中式棉袄、棉袄罩衫，副业兼做老人的寿衣。我母亲曾经把她请到我家做衣服，做我父亲的中式驼绒棉袄，也做我外婆的寿衣。女裁缝当时大约六十多岁，头发已经斑白，梳一个油亮亮的一丝不苟的发髻，穿一种我们称之为大襟衣裳的黑袄，胸襟上别着一朵白兰花。她每天早晨挎着一只篮子来工作，我父亲卸了一扇房门做她的工作台。她坐在那里一针一线地缝纫，戴一副老花眼镜，微微张开嘴，似乎配合穿针引线的节奏。我注意到她的门牙是空的，怪不得她说话时漏风，听上去特别响亮却又特别容易引起歧义。她不是那种饶舌的老妇人，尤其工作时候很少说话，但她喜欢哼一哼小曲什么的。这个女裁缝自恃手艺高超，对伙食的要求也很高，天天要求有肉吃，这样的要求倒是成全了我的口福，她在我们家干活的那几天，我也跟着吃了好几天的红烧肉。有一次我注意到她垫在篮子底部的一本发黄的画报，抽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本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上面有许多陌生的矫揉造作的女明星。这本画报一看就是稀罕物，我向她索要，她把画报拿过来抖了几下，没有抖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便很大度地说：拿去好了。虽然那个女裁缝给我留下了意外的礼物，我母亲对她却没有好感，因为最后结算工钱的时候，算出一个五角钱来，女裁缝坚决不肯放弃那五角钱，让人觉得她冷酷而不近人情。女裁缝家在昆山，不知为什么会跑到我们那里去，在什么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她经常出现在我们那条街道上，有几次我上学时看见她像个孩子似的端坐在化工厂门口，让另一个老妇人为她梳头，梳那个毫无必要的一丝不苟的髻子。她的篮子就放在长凳下面，里面是一个针线盒，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估计那是她没有针线可做的空闲的日子。第二年女裁缝租了我们一个邻居的房子，这样也就成为了我们的邻居。每年寒暑假的时候，会有两个操昆山话的小孩来到那间出租屋里，也不跟街上的孩子玩，姐姐和弟弟关在屋里又打又闹。一个面目清癯文质彬彬的老人手拿一张报纸，看管着两个孩子，据说两个孩子是女裁缝的孙子孙女，老头是她的丈夫。女裁缝的生活因此引起我们广泛的兴趣，这把年纪的老人，老夫老妻天各一方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这么去问女裁缝，女裁缝挥挥手说，烦死人了，我不要跟他们一起过，过两天我就把他们全赶走！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女裁缝对亲人们的厌倦是否真切，但假期一过，女裁缝的丈夫和孙子孙女便回了昆山，剩下这个女裁缝挎着篮子又开始在我们街上游荡。也许是因为年龄偏大老眼昏花的关系，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也不知是哪个精明的主妇发现了，女裁缝的缝纫手艺严重退化，她做的棉袄袖子会一长一短，便有妇女在她身后议论说，做的什么活，以后再也不请她了！后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人请女裁缝去家里做活了，女裁缝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有一次我看见她出门去老虎灶打开水，步履蹒跚，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而且她的脑门上还一左一右地贴着两张红纸膏药，她打量我们街道行人的表情充满厌恶感，殊不知她自己那副模样看上去也令我们厌恶。那年春节前夕，昆山来了人，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女干部模样的中年女人，原来是女裁缝的儿子媳妇。他们绷着个脸，把病歪歪的女裁缝和一个大蓝印花包裹塞到了一辆黄鱼车上，然后女裁缝就离开了我们那条街道，向火车站方向去了。我们看见女裁缝整个脸包在一块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不知为什么充满了愤恨，那样的眼神不知是针对她的儿子媳妇还是针对我们这些围观者的，她甚至不向人们道声再见。人去屋空，小孩子们好奇地闯进女裁缝租住的屋子一看，看见阴暗潮湿的屋里垃圾成堆，毛主席的画像被烟气熏成了黄黑色，床底下则是满地的新近烧过的纸钱，眼尖的孩子在墙角处发现了一只紫铜香炉，发现了蜡烛台，还有两截市面上少见的红色蜡烛，你能猜到这个古怪的老妇人昨天干了什么，她在烧香，她在拜佛，她在大搞封建迷信呢！面对这样的“现场”孩子们群情激愤，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批斗她是可以的，拿她游街也未尝不可，只可惜女裁缝走运，她逃之夭夭了。关于这个女裁缝的身世，我一直觉得有什么故事可挖，这个老妇人最后的眼神令我浮想联翩。仇恨是神秘的。有一次我曾经向母亲问起过女裁缝的事情，我母亲说，她的嘴紧，从来不说自己家的事情。但是我母亲又肯定地说，他们工厂有个昆山人认识那个女裁缝，她以前是庵堂里的尼姑！我至今不能相信，在循规蹈矩的七十年代，在我所见过的特立独行的人中间，竟然有这么个苍老的女裁缝。说起来也怪，每当那个女裁缝的面容出现在记忆中，我总是想起二十年前暮色中的街道，有个挎篮子的老妇人在遍地夕照中独自回家，而且我总是毫无来由地想起毛主席诗词中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