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丁哥 2013/01/12
引言：经过对卫星地图考古的一些摸索，再加上新历史观、汉字、汉语研究的一些发现，“先夏”的大全景已经开始显露，“帝俊”是在吉林磐石市雷青村边的“雷泽”受孕，在长春旺起镇出生，最终以“八卦”之旗“聚合”全家族及广泛的人脉进入中原，之后，“先夏”的核心是在山东呈“▼”的三角形分布，其上边线由东往西一字排开是胶东的“仓颉”、胶州湾以西的“黄帝”、山东日照“羲和”和“炎帝”的“十日国”、从山东日照“岚山”到徐州“岚山”是“华胥氏”的“风” 部族、再往西偏北是“蚩尤”的“三苗”，“▼”的下尖角是“常羲”和“娥皇”在“常州”的“淹城”，所有人都是“帝俊”和其母亲“华胥氏”的亲属：
（一）、上古史的卫星地图考古基础：
认识“先夏”要从认识“帝俊”开始，“帝俊”是中华人文的始祖，大约生活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其应该算是夏朝的太上皇，所以，所以也是后来所有朝朝代代的太太上皇，但是，由于上古史过于久远，现在“帝俊”几乎就只是一个传说，在这一方面，其实连现在的考古学都好像帮不上太大忙。
为什么现在的考古学也帮不了大忙？因为现在的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史料，主要是依靠墓葬文物和古籍这两个方面，凡是文物，如果上面存在文字的踪迹，就会身价陡增，所以，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等都极重要，但其实这些文物并不足以研究“帝俊”，因为这两者都是在有了文字之后才有的，而文字是“帝俊”的后人造的，“帝俊”的年代基本还没有文字，现在发现数量最多和最早的古文字是甲骨文，但甲骨文比“先夏”的造字至少晚1000年以上，所以连“先夏”的蛛丝马迹都难寻，另外，其实墓葬多数是“先夏”之后才开始盛行的，而且，一些墓葬中的北斗星，实际上是暗示了还有记忆的更远端，所以墓葬也不够久远。
不过，“帝俊”的年代确实是已经接近开始造字的时代，那个时代人类的语言能力应该是已经非常的强大，而且后来与其相配的汉字也非常强大，强大到几千年都没有中断使用过，所以，中国的汉字里面拥有大量与上古史有关的信息，中国古代的语言并不是文言的感觉，文言其实是还没有笔和纸时的简写，所以最早的文书多数是“简”，“简”相当于现代曾经有过的“电报”，只要懂得翻译就是真正考古的宝库。
人类造字的历史很长，但奠定现在文字基础的字，是由五千年前的那次爆发式造字才开始有的，而当时造字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实现最大规模的部落聚合，就当时的历史来讲，是人类进入了最大规模部族争斗的阶段，谁能实现最大的聚合，谁才有可能留在中原，而造字在当时非常关键，你聚合了八个部族，可以做八个记号管理，这就是“八卦”，而更多部族聚在一起，比如夏代最大的会盟有近万诸侯，这就需要认真造字，因为所有的胜算是与造字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而造字的优势当时就在“帝俊”的部族，所以“帝俊”是中华的人文始祖。
很明显，最早大批造出来的“字”，其实主要是部族名的“名”，所以汉字的偏旁也叫“部首”，如果你不是大的部族，你的名字的字就得跟“部首”，“部首”就是“大部族的首领”，而那个时候的部族名其实就是地名，不是人因地而名，就是地因人而名，部族名和地名基本都是一体的。
那么，中国的“字”只有“名”没有丰富的字义怎么办？汉字的字义多数来自于“典”，所以中国的文字工具书叫“字典”，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有“典”，而西方人是没有“字典”只有“词典”，西方人其实没有文字，也没有造过文字，其所谓的文字，其实只不过是记音的符号，所以，其文字和“词义”多数是从中国的梵文和梵语借来的，比如英语表达复数的“‘s”，可能就是源自于中国的“氏”，中国人单个的都有“名”，而复数就是“氏”，现在可以肯定，古籍记载的梵文出处是“昔造字主，一曰梵，二曰佉卢，三曰仓颉”，三者都是源于中国。
由于有造字能力的一方胜算较大，而取胜之后分享胜利成果的最重要事情就是封地，结果胜方的部族都将自己名字带回了封地，这非常的不同，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哪里都是无名之地，即使有名也很难保留和留存，在没有分封之前，哪里都是无主之地，而仅是在“先夏”近万诸侯的第一次分封之后，原先完全空白的地图上，一下子就会冒出了近万个地名，所以，从道理上讲，如果你能拿到和理解这张地图，你就能知道当时的历史态势，历史的态势是跟地图的地名具有对应性的。
当然，如果想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最好能够注意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千万不要以为人类的历史，只是停留在原地不断“分化”为阶级的历史，真正的人类历史，是怎样“聚合”到与所处地域相配而赢得生存的历史，“分化”和“聚合”是完全相反的概念，就中国人来讲，“聚合”就是要能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和已有海域的整体相配，从“帝俊”开始，五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这么做，那时的每个部族几乎都曾进入到中心地域尝试参与“聚合”，凡不能或没有机会参与“聚合”的，最终都必须离开，这是新历史观，当然，阶级的分化也是真实的存在，而且经常非常严重，但阶级的分化和斗争实际上经常都会干扰决定生死的“聚合”，比如我们现在。
于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实际上就是进入“聚合”漩涡和离开漩涡的超大规模部族迁徙，而从进来参与“聚合”到最终离开，很多部族已经带上了文字，这很像跳棋子被沾上了油渍，在他们离开原位之后每跳动一次，其特定的痕迹漂移就是在地图上书写历史，因为地名是起名容易改名难，再加上中国的文字是没有间断的使用，结果，历史就被写到了地图之上，而且也遗留在了现在的地图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及部族都有机会在地图上写历史，能有这样机会的必须是“离人类造字的时代最近的、去到还没有被写上地名的地方的有影响力的部族”的人，所以，中国地图上的地名，有相当数量其实是夏、商两代的专利，夏商两代都是大规模的部族迁徙，而且多数是去到蛮荒之地，所以往往一起名就是一片，所以其保留的机会和痕迹明显会大一些，这是连周朝的人都没法相比的，所以，中国地图就是夏商考古的宝库。
而且，夏代为每一个部族造的名字，实际上很多都可以分两份落地，一份是落在中原的分封地，一份是可能有机会落回到东北的祖源地，而当这些部落的名落回祖源地，先夏祖源地造字前的历史，同样也能被写上了中国地图上，这就穿越到了“先夏”造字之前的祖源地历史，所以，中国地图还不止是夏商考古的宝库，进入宝库还可能穿越，就像知道美国的纽约，就可以穿越到英国的约克。
在这方面“吉”字最为明显，在中原说开了“开门大吉”这句好意头话的那些人，其部族的祖源地应该就在“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附近，连造字的“仓颉”的名字里就有“吉”，最喜庆的“囍”字里面也有“吉”，好像汉语中很多好意头的字眼，比如“德”、“惠”、“昌”、“吉”、“旺”等字都在吉林附近，实际上朝鲜族“阿爸吉”的“吉”，可能都是跟中国的“吉”有关。
由于中国的多数汉字最初时都是为名而造，所以，很多字都有主人，都是那个主人的“我”的第一人称，比如“奄国”就演化出了“俺”，而普通话的“我”，其实是来自于“伏羲”、“羲和”和“常羲”名字里都有的“禾”，广州话就将“禾”就读为“wǒ”，这一个字的字音，可能已经足以点破“十日国”的语言就是现在的广州话，其实“羲”字里面就已经有“我”，“我”就是“禾”拿了“戈”，懂得了这个道理，在中国地图之上就看得见很多“我”在移动的轨迹，而如果找到辨认的思路，历史就写在了你的面前。
用文字理解历史的思路很有意思，以“洛阳”为例，“洛”其实是一个部落名，其原先可能是叫“各”，后来“各”到了“氵”边，而“落”可能是“洛”这个部族被降为奴隶，汉字里很多“艹”其实是“廾”，“廾”在造字时是举起了双手当了奴隶，“臧”可能就是戴了“廾”的帽子变成了“藏”。
小地名用字里藏着的历史也很有意思，中国各地的小地名都有一定的用字习惯，比如“里”，“里”可能起源于商族在山东时的“城”，城门之内有“东里、西里”等，所以，“里”字的原始地名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商族人曾捷足先登的痕迹，广州的“里”可能是“安阳国”属于商族的证据，而朝鲜和韩国很多“里”的地名，则应该是朝鲜族源于商族的证据，同样道理，华东和上海喜欢用的“弄”字里面也藏着大历史，“弄”不是他们的专利，广西以西及西藏南部同样大量存在“弄”，这很像是上古时“有滬氏”被拆成了两半，其一半在华东，一半去了西藏和西藏周边，广州的“约”、“坊”、北京的“胡同”等等可能都藏着很多历史。
中国的江河之名也是研究历史的线索，之所以中国河流的名称由南到北是“江”、“河”、“江”的三层分布，也是因为命名时部族的不同，感觉“河”好像是源于“风”部族的惯称，其主要活动地域在东北、华北和西北，所以这一层是“辽河”、“海河”、“黄河”、“淮河”、“渭河”，“河”在南方似乎只有“赤水河”，这可能是“炎帝”的一支命名的，“炎帝”就是“赤帝”，“赤水”之名源于沈阳市区，所以赤水镇的“茅台”是大有来头的；而“江”感觉主要是“常羲”系统的惯称，从珠江到黑龙江，连朝鲜和韩国的河流都叫“江”，而除了用“江”字之外，他们好像还喜欢用“溪”命名支流，所以中国南方有大量叫“溪”的河流地名，比如广州市的“汉溪”、“洛溪”，据说潮汕的“韩江”也有支流古称“鳄溪”。
在语言的研究方面，现在汉语四大语系的现状，可能是源自于“帝俊”的家庭生活，“帝俊”母亲“华胥氏”的“风”部族可能是讲现在普通话的，“风”部族在“帝俊”的亲属中体量超大，所以进入中原之后成了中原的语言基底，但可能由于“帝俊”的三个妻子是源自非普通话语系的部族，其三家人各自独立生活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混合语，这就是现在汉语语系中的广州话、闽南话（含潮汕话、台湾话）、上海话的三大支系，由于当时这三家人的地位极高，所以曾是上古中原的主导官话，但因为终究是人数较少，后来败落时竟是拔根式的离开中原。
其实，只要有能力辨认，历史是大量留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在日常饮食之中，中国饮食的基础其实都是来自于上古，比如“卤菜”其实就是“鲁国的菜”，而卤的味料主要是“酱”，“酱”是中国调味时时都离不了的“酱料”和“酱油”，“酱”是“酉”的专利，而“酉”是“先夏”在“八卦”时就有的部族，“酉”还发明了“酒”和“醋”，“醋”是“酉”部族里“昔”的专利，而且“昔”还有“腊”的专利，“昔”是现在仍住在“厝”里的闽南人、潮汕人，他们是商族人之后，另外，“腌菜”还是“奄国”的专利，“奄”也是商族人，简直可以说吃在“先夏”。
在有了以上的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中国的卫星地图上考五千年前的古，也能够用卫星地图来尝试看看“先夏”的大全景：
（二）、“帝俊”、“华胥氏”和他们的一家人：
认识“帝俊”可以从认识其母亲“华胥氏”开始，“华胥氏”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其有一些线索，另一方面是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要交代，“帝俊”跟后来的其它皇帝都不同，因为“帝俊”是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这表明，在“帝俊”出生之时，人类还处于母系社会。
我曾对母系社会做过推论，母系社会不是因为生产还没有剩余，不是因为没有东西需要继承，而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处于女性能够独自支撑起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自然顺境，之所以“帝俊”成年后能够远隔三地拥有三个家庭，而且子女多达二十多人就是证明，那时的人类还没有金钱，不可能挣钱甚至抢钱供给家用，一切都要靠实物产获，没有非常好的自然顺境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在“帝俊”出生以后，整个人类社会就从非常美好的母系社会，一直跌落到非母系社会，而且还是一直跌落到了地狱式的深渊，“帝俊”是极少数能够看见全体人类从最美好的生活中突然跌落地狱深渊的人，而且自己还成了在深渊的中心奋力挣扎人，这是后来以及我们现在的任何人都没法相比的。
现在估计，当时的变故可能先是地球处于连续的超高温期，这是美好生活的状况，人类会趋向于到较高纬度大量繁衍，这是红山文化区人类遗址密集存在的原因，但是，等到了至今约五千年的时候，地球发生了很大尺度的气候变冷，高纬度的人类急迫的需要南下，不过，这些不是本文深入讨论的内容，但任何人都不难理解，当时的“帝俊”，必须在不可抗拒的自然之“道”的压迫下，求得家人、亲人以及能够“聚合”起来的所有人的共同生存之“道”。
根据传说，“华胥氏”是属于“风”部族，“风”看似虚无缥缈，但实际上汉语的“风俗”一词就是其真实存在的证据，“风俗”其实就是“风部落的习俗”，甚至可以看到“风俗”的字形就是“风+人+父+口”，这就是“风部落老父亲亲口说”的“风俗”，“风俗”就是“风部族的习俗”，就像“习俗”是“习部族的风俗”，“帝俊”当然应该推崇“风的习俗”，“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的“风伯”、“风神”应该也是“风”的人物和传说。
当然，并不是只有“风俗”一词的证据，经过在卫星地图上搜索发现，“风”的地名在吉林省有很多存在，粗略的抄录有：通化市的“风鸣屯”和两处“风倒树沟”、辽源市的“正风村”、四平市的“彩风屯”和“宋风岭”、白城市的“风义川”、吉林市磐石市的“风倒树”、桦甸市的“风倒树”、延边市的“风山洞”和“风岩村”、图们市的“风梧村”、珲春市的“元风东”，此外，在相邻的内蒙古赤峰市也有一些“风”，总之，这么带“风”字的原始地名应该够有说服力了，其中磐石市的那一项最重要，因为“帝俊”就跟“磐古”有关呀！
也许古代时“风”是通“凤”的，这倒不是因为“风”与“凤”字形中间部分的字形相似，而是因为“凤凰”可能就是“风王”，由于母系社会正常就是以女性为王，所以后来中华人文整体上就是龙凤的各半边天，“凤”是鸟崇拜的终极源头，东北和辽宁最多的“凤凰”和“凤凰山”的地名，而“凤凰”和“凤凰山”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可能都是源自后来“风”部族后人的散落。
除了“凤凰”的地名，与“风”部族相关的地名还有“岚”，这在全国也有一定的散落，总之“风”部族规模非常可观，据说其共有十个支系：天芎部、天齐部、天乙部、合雄部、天阳部、天阴部、候鸟部、候虫部、雷雨部、天皇部，请注意这些部族的名字多数都带“天”字，而当时的“天”几乎是道教的专用字，所以，其与“道教”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风”部族的语言可能很像现在的普通话。
但是，找到“风”并不等于找到了“帝俊”的出生地，因为“华胥氏”生“帝俊”，其实还有“华胥氏”在“雷泽”踏大脚印受孕的传说，在广州老市区宋代道教的五仙观里，老道们就修了一个大方塘来复印“雷泽”沼泽地的大脚印，那脚印足有约4米之大小，这里离我住的地方很近，但以前却没人知道这个脚印的出处。
“雷泽”在哪里？这也是可以用卫星搜索的，磐石市本身就有很多带“雷”字的地名，其中有一组聚堆的“雷青”地名（雷青南、雷青北、雷青村、雷青西）最值得注意，因为“帝俊”还跟“青阳族”有关，“青阳”应该是“青山”或“青河”之“阳”，而“雷青”边上现在是一个水库，非常奇特，这里竟然叫“黄河水库”，因为其蓄的就是附近被称为黄河的河水，如果说是“帝俊”把黄河这个名字从这里带到中原，应该也合乎道理，黄河水库是磐石市最大的水库，这里不缺水源，应该也不缺低洼的沼泽。
“华胥氏”在“雷泽”受孕之后去了哪里？据古籍记载“帝俊”生于“成纪”，也有的记载“成起”，现在，“成”字已经很难定位了，但我估计可能“起”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吉林市丰满区永吉县就有“旺起镇”，“旺起镇”这名字中隐含“日王走已”，不过也可能是生在附近昌吉镇的“大旺乡”，而“旺起镇”可能是其“初婚”的地方，因为“旺起镇”的隔壁就是“常山镇”，这里应该是与“常羲”相关的地名，从“常”的字形看，“常”像是“曾经庶几”的“尚”与“帝俊”的“巾”结合，“起”字后来真的是跟“帝俊”走已，在后来疑似“帝俊”住地的辽宁“朝阳市”，附近就很多带“起”字的地名聚堆，当然，“纪”字的地名在辽宁是有很多存在，后来中原还曾立过“纪国”，“纪”字好像就是在纪念“日王走已”，“帝俊”后来生了十个名为“日”的儿子，其无愧“日王”之称。
在“旺起镇”之后，可能“华胥氏”还得送“帝俊”去相距不远的长春德惠市的“天台镇”，因为“华胥氏”的父亲是“天帝”，很奇怪在母系社会也有父亲这样的人物（这是以前并没有被认识和重视的重要节点），不过这可能有些特殊，因为可能母系社会时女性要想受孕，除了野合之外，可能另外还有某种特定的场所，而且还会记住它。
图二、吉林市、长春市周围的“雷青村、大旺乡、旺起镇、常山镇、天台镇”
“道家”的送子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台”字的古体很像婴儿临盆之状，其“厶”的字形就是怀胎之状，这很有意思，因为“帝俊”的“俊”字也有“厶”，汉字的“公”字和“私”字也都有“厶”，可能母系社会的女性受孕有三种情况：其一，如果走正道就去那些“台”里“八+厶”，这是“公”了；其二，如果是不明的野合，就象“帝俊”的“俊”字有“厶+八”；其三，如果是男女固定婚姻，反而算是在家里“私”了，之所以用“禾+厶”来表达，可能因为“私了”是“禾人”的惯俗，“伏羲”、“羲和”、“常羲”的名字里都有的“羲”字，可能就是选定了不再“公了”的人，所以“帝俊”明确知道谁是自己的儿女，而起明确知道自己有三个家，这是人类开始走出母系社会。
“天台”送子使我想起了“面首”这个词，“道”的字形就有“面首”的“首”，要去见“首”就是“面首”，而“面首”而得的人应该就是“老道”的儿女，日后如果这种儿女再生男婴，应该还是送回给“老道”教养（广州有些人将父亲俗称为“老窦”可能就是源之于此），而可能因为送回去的男婴，就是“公”的儿子生的小孩，所以有了“公孙”这个姓，在母系社会里，男婴如果不送回给道家，其实也没什么去处。
过去人们研究宗教，一般都是盯着教义内容的“教”字，但宗教的秘密其实却是藏在“宗”字的里面，因为“宗”的字形其实就是在房子里面二个人生了“小”，所谓的宗教，其实就是教养这些因“公”而生的“公孙”，而由于母系社会时女性的正道是去“天台”接“宗”，“天台”天生就有两个方面的同“宗”人脉，其一，是与多个母系部族相联系的血脉，就像“华胥氏”的“风”部族，规模非常可观；其二，是那些源自“天台”血脉被送回山的“公孙”。
“神仙”的“仙”字可能就是专为这些“公孙”而造的字，所以“仙”的字形就是“山人”，是被送回“山”上的人，这些“山人”除了具有受过“天台”教养的优势之外，由于女性对“宗”有选择的主动权，如果你不够英俊威猛，可能都没人肯送“软饭”给你，所以这些人可能还比较整齐，而且甚至还可能具有一定的体质优势，过去听说日本在古代时曾设法改变人种，难以相信，但现在看，在母系社会这是很平常的事。
当然，这些在母系社会正常延续时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像“帝俊”那样遇到全部人类都突然掉入地狱深渊，“天台”的优势人脉就会“聚合”成很可观的强势，其一，所涉的女性部族人脉会竭力靠拢过来；其二，源自“天台”血脉被送回山的“公孙”们，应该能升级为“天兵天将”；其三，“公孙”的每个个体都有条件在非母系社会能扩展为部族。
在人类跌入自然逆境的地狱深渊之时，道教的“天台”却突然成了由这三种优质人脉“聚合”成的超级部族！这太重要了，宗教之所以好像总能在世人危殆之时有救世之力，能出救世之主，其通理会不会就藏在了这个逻辑过程的里面？而且在这之后，宗教会因为拥有的强势而获胜，其“宗”得存，其“教”得信，“宗”与“教”原本就是这样子完全一体的，说不定西方宗教也是源于母系社会的“宗”，其宗教的密室最初也与“宗”有关。
可见，“天台”这两个字实在是太重要了，而紧挨着吉林省的内蒙古通辽市就有“天台山”，虽然不知道“帝俊”有没有被送到山上，但从卫星截图上看，这个“天台山”与“老道”真是堪称绝配，因为其山边上竟斜斜的一字排开五个带“老道”字样的地名，而且最为奇特的是，其西北边不远就有一座“象鼻子山”，从“天台山”看过去，太阳每天从东南方升起来之后，直接照在“象鼻子山”的投影，岂不就是道教“观天象”的“天象”？
图三、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的天下第一“天台山”
无怪中国有那么多以“天台”和“天台山”命名的地名，原来“天台”原本就是“道家”之专属，任何天下的道教，应该都是源于这里的天下第一“台”，源于这里的天下第一“观”，从世界宗教史的角度来讲，这里还应该是全世界的天下第一“教”，比现在西方的主流宗教早约3000年以上，从现代天文学学科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人类第一个天文台，比西方的天文台至少要早约4000年以上。
接着继续在卫星地图上搜索，发现辽宁省朝阳市也有“天台山”，按其所处的地域和纬度，这里应该算得上就是天下第二“台”，这个“天台山”之下有不少很值得注意之处：
图四、辽宁朝阳市朝阳县“天台山”脚下的“羊山”和“羊山镇”
其一，这“天台山”的山脚下就是“羊山”和“羊山镇”，“帝俊”也叫“伏羲”，其妻子一个叫“羲和”，另一个叫“常羲”，三个人的名字都有“羊”字，“羲”字的本义到底是什么？
其二，在卫星地图上发现，“帝俊”母亲的“胥”字的原始地名，好像都集中在这一带，这在朝阳市有“胥家沟、胥杖子”，临近的盘锦市还有几个类似的，而其它地方则几乎完全没有，这些好像在说“华胥氏”也来到了辽西，《路史》云：华胥氏死，“葬朝阳”，正好也是说在“朝阳”这个地方，另外，与朝阳相邻盘锦市、盘山县也像是先前磐石市的“磐”字也搬了过来，“胥”字与“盘”字好像总是离得很近。
图五、辽宁朝阳市大洼县聚堆存在的带“胥”字原始地名
其三，刚才在吉林省讲到“旺起镇”，现在在这里也聚了很多的“起”的地名，比如：朝阳市的“白虎起沟”、锦州市的“高起堡村、中起屯”、葫芦岛市的“张起村、张起楼沟、南张起沟”、阜新市的“牤起营子、敖户起村、好保起”、辽阳市的“起台子村、黎起村、黎起堡”等等，看这些地名的字序，使我想起了西北的“吴起”，也许“吴起”也是同样的“起”。
其四，“帝俊”与“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而这里竟有“头台村”到“十三台村”的地名（如果有一个夭折就是十二），另外还有叫“双台”的等等，在这其中，“双台”可能还是原来“天台”的那种意义，这可能是现在“坐台”这个词的源头，而“头台村”到“十三台村”的数序之“台”，则可能是“帝俊”十二个女儿的“台”，“帝俊”在当时可能非常显赫，而且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开始走向非母系社会。
历史传说中的“西王母”可能就是“常羲”，因为朝阳市就是辽宁的最西部，在那里搜索可以见到很多带“常”字的原始地名，而且到中原之后，开始时“西王母”可能是住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的“常山”，山东带“常”字的地名很多像香港女性的那种双姓，比如“张常”、“常杨”、“常刘”，这些地名说不定与“常羲”女儿的夫家有关，“常羲”后来可能是住在当时夏代中心“十日国”（山东日照）南边的常州，有故事说“帝俊”就是在“西王母”家下达和指挥杀灭“十日国”的，而由于那是“帝俊”常住的地方，“常”字才有了“经常”等字义，这些说法可能不会完全没有根据。
其五，辽宁的朝阳市可能还是“三身国”的地域，“三身国”是“帝俊”与“娥皇”所生的后代的国家，按古籍记载是在“丛渊附近”，而朝阳市有个山渊之下就有“丛杖子村”，据猜测，“皇”的字形是“白+王”，可能是白种女性，其后代可能是山东、华东的那些大个子，“三身”可能就是身体高大，汉字里就有“仁”和“仨”字，“娥皇”进入中原后可能在山东停留过，山东威海和枣庄有较多带“峨”字的原始地名，而且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就有“峨山”，后来其可能去到吴越一带成为吴越的先人，“娥皇”最后归宿可能是“峨眉山”，“眉”可能是“没”，《遁甲开山图》说女娲氏死了，就说“女娲氏没”。
不过，“帝俊”在辽西经过很长时间相对很稳定的生活之后，好像转到辽东一带过着辗转的生活，因为在本溪、沈阳、铁岭、丹东、大连等地域，看见了散布的“三日地”到“十日地”的系列地名，这可能就是其与“羲和”生了的十个儿子的痕迹，这十个儿子都叫“日”，这是后来最大名鼎鼎的“十日国”的血脉根基，“帝俊”将男儿称为“日”，将女儿称为“月”，这显然是“道教”的痕迹，不过，能够一直与自家的孩子到处相处，这表明已经更多的进入到非母系社会。
为什么说辽东是在辽西之后呢？因为“十日”的故事都在东部，而“十日”的这些故事也是“帝俊”在东北的最后的日子，为什么知道这时候“帝俊”是在辽东呢？这方面有几个难以辩驳的证据：
其一，这首先有《山海经》为证，其说“十日”的地界是在“东海之外，甘水之中”，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大连的甘井子区，大连市区有一座大山，山上现在还有“甘峰”、“甘泉”等十几个带“甘”字的地名，“甘山”出“甘水”，“羲和”是“方浴日於甘渊”，而且这个山顶还有“桑家沟”，这或者就跟“扶桑”有关……，这些都与古籍的描述相符。
其二，用卫星地图搜索，大连市的庄河市有“俊山、老金山、金山”这样的地名，其中以“俊山”最为直接，其应该就是“帝俊”的山，而关于“金山”，主要是有人说“帝俊”从字义上讲，有“站在金字塔顶的人”的意思，可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出处，但辽宁肯定是没有金字塔，其金字塔的说法其实应该就是金山，所以，“老金山、金山”可能也是“帝俊”的曾经据点。
图六、辽宁大连市庄河市的“俊山”、“老金山”、“金山村”
其三，以前我用卫星地图搜索，在大连的普兰店市的刘大水库发现了“日城福、南日城、日城”等三个原始地名，由于这三个地方离“九日地”很近，其应该就是与“X日地”那套地名相关的地名，所以其可能就是“十日国”的雏形所在地，这里面的“福”字可能就是中国福文化之源，后来，“十日国”进入中原在现在山东日照附近立国，他们可能忘不了大连附近的这一个“福”字。
图七、辽宁大连普兰店市刘大水库附近“日城福”、“南日城”、“日城”
其实，还不止这些证据，如果认真搜索还会发现，跟夏商周有关的很多关键字都在这里，或者都在辽宁，其一，大连的“连”字本身就是其中之一，“帝俊”的八卦就是“连山易”，“大连”是最大的“连”；其二，后来商代国都叫“朝歌”，这个“朝”字当然是源自于“朝阳市”，“朝”字可能是“常羲”这个“西王母”血脉的专用字；其三，周代的“周”字在大连甘井子区是成系列的地名，其总显示量有六百多个；其四，易经的“乾”字在辽宁和大连都有分布，“乾”是周文王的天位；其五，易经六十四卦有“归卦”，“归”的地名分布在营口盖州市一带……
图八、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一些带“归”字的地名
还可以用西南少数民族名字的关键字在辽宁搜索，其一，是关于“僚”字，这几乎都不用搜索，“僚”应该是“傣族”和泰国人的祖先，也可能是“秦人”的祖先，而“僚”其实就是“辽河”的“辽”；其二，曾经混在苗族里的“革家人”，其祖源地应该跟大连及附近的“革镇堡”等地名有关；其三，彝族史诗开头的渡海篇章，实际上也只能发生在渤海之滨的辽宁，其可能根本就是华夏的主支。
其实，甚至连尼泊尔的“释迦族”都可能跟辽宁有关，虽然现在“释迦族”不属于中国，但释迦族是穿架裟的，离辽宁不远的内蒙古就有“架裟庙村”、“架裟赖营”，其源头可能离丹东市的宽甸县不远，宽甸县有“婆娑府”的古地名，印度历史里就经常碰得到类似“婆娑”的字眼，“释迦族”属于“甘蔗族”，而据说“蔗”字是汉朝才开始出现的，也许“甘蔗族”是出于“甘”那个地方的“庶族”……
说到这里，有两个“！！”可能会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第一个是——“哇！原来辽宁在五千年前有那么多人呀！”这个感叹可以有红山地域人类遗址分布的介绍来回答，由于当时经历了连续几千年的地球温暖期，辽宁正处于非常温暖，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炎热的气候，那时候古代的中国人都在往北跑，所以辽宁的红山遗址密密麻麻，大家都来享受母系社会的美好和轻松，那时候中原遍种竹子，所以后来有竹简，那时候中原生长着大象，所以内蒙古的“天台山”会有“象鼻子山”这样的名字，总之，那时候南方可能太热了，可能几乎没人还能在那里坚守，但一切到了距今五千年的时候，温暖和轻松突然都消失了。
第二个是——“哇！”怎么辽宁这么多人都跑了？因为据英国气象学家的研究，那时候的地球发生了较大的幅度降温，所以后来的辽宁就再也看不到竹子，也看不到大象，现在的大象要到很靠近赤道才能生活，也许这些大象不是从辽宁跑回去的，但辽宁的人类不想等死就得往南跑，其实，最为可怕的是降温的温差，降温之前温度越高问题越大，没有抗冻的衣服、没有过冬的食物，大家当然都得跑。
不过，在这些事情之中有一点还是非常蹊跷，因为除了感觉到大家都在往南跑之外，其实还能感觉到人们在往南之前还要先向东跑，因为辽宁与中原的陆路通道是在西边，凭什么不是直接向南跑而是绕到最东边去，最东边是没有陆路可以往南跑的。
这个问题现在还得不到比较肯定的解释，最大的可能就是史前的那一次大洪水，致使辽西与关内的陆路完全被切断，而且大水是由西向东而来，所以大家都被赶着往东跑，不知道如果黄河中段河道被堰塞垫高很多以后，河水有没有可能通过桑乾河、永定河进入到华北平原的北部，或者是沿着坝上高原的半坡漫过来，这方面我一直感觉有一个疑点，因为华北平原从根本上讲是冲积平原，其冲积的情况和土质似乎跟黄河下游流过的河南差不多，但华北平原北部离黄河河道很远很远，黄河下游河道再怎么改道，应该也不会冲积到这里。
图九、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北部的可能途径（红线）
答案有可能是在黄河中游现在的万家寨、龙口、天桥水库附近，万家寨附近的黄河高程为973-875米，其水库坝长400多米，其附近靠近黄河边就有“上尧王坪村”、“下尧王坪村”，“万家寨”很靠近“朔州市”，“朔”是到了尽头该回头的地方，这会不会是古代黄河在那里曾有过堰塞而造成大片“黄泛区”？而如果真的曾有“黄泛区”，很多疑问将得以解答：其一，红山文化地域西部的阴山有很多古人类的“岩画”，但古人类遗址却不是很多，另外，红山文化地域的南部界线明显，可能都是因为被这个“黄泛区”淹埋造成的；其二，远古时可能有过两次治水，一次是凿开堰塞解决这一片“黄泛区”，另一次是因为开凿难以控制，结果堰积的黄河水突然过量下泄而在下流泛滥，为这事“鲧”掉了脑袋，于是才有了大禹治水。
图十、山西靠近黄河边的“上尧王坪村”、“下尧王坪村”
在这个时候，“帝俊”和他的家人们应该也没有办法，他们也必须赶紧的跑，当然，感觉得到他们在西边的家人也是先往东跑，大概是跑到在辽东半岛上才与“帝俊”在东边的那一大家子汇合，“帝俊”在西边的两家人女性偏多，如果没有人接济，相信没有那么容易渡过难关。
作为“帝俊”来讲，这时候他肯定很忙，因为除了大自然的直接压力对他来讲同样无比巨大之外，还要接济西边来的大群家人，不过，相对来讲可能还好，因为别人所有的逃难是逃散，而由于“帝俊”已经在辽宁东部立足，“帝俊”家人的逃难，实际上是越逃越聚在了一起。
除了家事之外，其实“帝俊”的最大压力，应该是在投入到最大规模的人类搏斗之中，看看东北的地图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全东北的人都往南跑，而且辽宁西部的陆路通道又过不去，最终只能全部都堆在辽东半岛的尖尖上，而且越往南地方越窄，这时就到了需要清点自家实力的时候了。
如果“帝俊”的家人都到齐，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其最核心的血脉圈有：其一，妻子“羲和”和自己的十个儿子，这些儿子有的已经长大，都有各霸一方的能力，这不是十家人的概念，而是辽东半岛的几乎全部地头蛇部落，这些人的名字说出来都叫人不得不怕，包括“炎帝”、“青帝”、“黄帝”、“白帝”等等，连妻子“羲和”也不是弱者，其后来竟能独自支起“十日国”；其二，妻子“常羲”和她的十二个女儿，这些女儿应该都已经长大嫁人，这是完整的十二家人，每个女主人都是母系社会的当家人；其三，妻子“娥皇”和她的后代，只是不知道一共多少人；第四，母亲“华胥氏”的一家人，因为“华胥氏”是一族之长，这是古老的“风”部落的全部或者大部。
在这些核心血脉之外，还有外围些的亲亲戚戚，这包括：其一，各路道家的“天兵天将”，这些“天兵天将”至今还在历史故事里流传；其二，“十日”各自的女家及相联系的部族；其三，“十二月”各自的夫家及相联系的部族；其四，“三身国”子女的夫家、婆家及相联系的部族；其五，与“风”部族相联系的部族等等，总之，后来夏的部落会盟最高纪录是有近万诸侯参与，“帝俊”绝对是推行部族联盟和“聚合”的高手。
当然，所说的这么多人并不一定真的全都来到，也不是全都一起来到，最开始的时候是“帝俊”带着几个儿子在单枪匹马的战斗，他们打着一面自己的旗帜，后来，随着家人们及朋友们的逐渐到来，大家都不一定非常熟悉，他们就把旗帜绑在同一支旗杆上，大家都跟着旗子走，然后再到有更多人参加的时候，由于人员太多，开始有些混乱，于是“帝俊”就想到了使用“八卦旗”，这就是所谓的“初卦”（包括河图、洛书），“八卦”将己方的山头都连在了一起，所以“初卦”也叫“连山”。
在“八卦”的旗帜之上，任何一个部落和部落的位置，都用符号标示得清清楚楚，每次出战，大家都站好自己的位置，大家都公平抽签迎战，总之，自从有了“八卦”，一切都变得容易，所以大家习惯将“八卦旗”称为“易”，最开始时，“易”旗就是一面被大风吹得“勿勿”响的“太阳”旗和最初的“八卦”，后来，“八卦旗”又由十六卦、三十二卦发展到六十四卦，甚至到六十四卦也不够容纳了。
不过，虽然几乎每天都得作战，而且也较多取得胜利，但天不作美，因为从根本上来讲，那一次的大降温是持续了整整一千年，所以，最终还是得考虑南下，而从辽东半岛南下就得渡海，不要以为在那个年代渡海是不可能的事，“八仙过海”的故事，就是当时渡海的故事，只不过“八仙过海”是各显神通，而“帝俊”的千军万马却肯定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想要感知当时渡海的壮观，可以去渤海对岸的山东看看，那里仅带“戈”的村庄一项，卫星地图上潍坊有284个显示，青岛有230个，另外还有很多带其它“戈”部首的字的村庄，这些可能都是当时的遗留。
图中：1、磐石市“雷泽”受孕；2、长春市“旺起镇”降生；3、内蒙通辽市扎鲁特旗“道教”的天下第一“天台山”；4、5、6、7、辽宁省朝阳市“天台山”、“羊山”、“羊山镇”以及“锦州市”、“盘锦市”等，这是“帝俊”与“常羲”生十二个“月亮”，与“娥皇”生“三身国”的后代；8、9、在沈阳市、铁岭市、本溪市、丹东市一带，“帝俊”与“伏羲”生了十个“太阳”；10、“帝俊”曾在大连庄河市的“俊山”、“老金山”、“金山”；11、大连普兰店市的“日城福”、“日城”、“南日城”是“帝俊”“十日国”的雏形；12、《山海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帝俊”进入中原前的最后一站；13、山东日照市南郊，“炎帝”和“伏羲”的“十日国”。
（三）、渡海和“先夏”的大全景：
渡海的情况没法细说，如果按照网络上介绍彝族的史诗来看，渡过大海是花了21日天，估计那时渡海的人是绑着葫芦泡在水里的，所携的物资可以用小木筏载运，这是真正的诺亚方舟，彝族人从古自今都是自称为“诺”，辽东半岛到胶东半岛的海域是渤海湾的出口，海水每天两次流进流出，人漂在海流很强的海上，也许只能之字形的前行，好在两地间的海里有一串小岛。
不过，如果渤海当时有可能封冻，也可能是冬天时从冰面上渡海，而如果真是从冰面上过海，可能还得用上“黄帝”发明的“指南针”，反正原则就是一条，如果你听见鸡鸣岛的鸡鸣就得赶紧设法上岸，否则等漂过了海驴岛，就会漂向日本方向的大海。
还好，由于当时山东这边的原住民还没有国家形态，而且也没有经过“帝俊”们的那么强的历练，所以，基本上没有人能阻止他们登陆，不过，由于渡海之后“八卦”的建制完全被打乱，所以一切都非常混乱，包括后来登岸之时的争斗，包括后来在山东的争斗，包括后来在中原的争斗，甚至连后来夏商周三个朝代的争斗，包括后来在各朝各代的争斗，其实都是非常混乱，因为中国上古史从大渡海一开始，“帝俊”家核心势力的四大语系就缠绕在一起，而如果能语言理清，应该是能对认识这些历史有所帮助。
过去，我们一直都搞不清汉语到底是怎么回事，普通话、广州话、闽南话、上海话都说是汉语，其实这都是源于“帝俊”全家有对应关系的四种语言，首先，“帝俊”应该是讲普通话的，因为他母亲“华胥氏”是属于“风”部族，而“风”是与“道”有紧密关联的部族，而由于“风”部族的体量超大，其有十个分部，所以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凡是“风”部族很早去过的地方，就总能奠定普通话主导的基底，所说的普通话主要包括现在东北、华北、华东和西北的普通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等。
但是，由于当时东北还有其它语言，而碰巧的是“帝俊”的三个妻子都是源于其它语系，这样一来，如果以“帝俊”的语言为“A”，以其三个妻子的语言为“a、b、c”，正常时会有三种可能：如果是母系社会，男性不参与家庭生活，三个家庭的语言都不会有“A”；如果是非母系社会，家庭是以男性为中心，三个家庭都是“A”，而如果是跨母系社会，就会出现“A+x”的混合语。
结果，当时在“帝俊”的家里就有四种语言，这就是：其一，“帝俊”的语言是“A”，跟其母亲的“风”部族一样，这是普通话语系，后来由仓颉造字；其二，“常羲”家十二个月亮的语言是“A+a”，这是闽南/潮汕/台湾话的语系，后来由“梵”造字，或者以后可以简称为“常语”；其三，“羲和”家十个太阳是“A+b”，这是粤语或称为广州话语系，后来由佉卢造字，或者以后可以简称为“禾语”；其四，“娥皇”家的子女是“A+c”，这是越语或称上海话。
不要小看“帝俊”对全国语言影响力，首先，“帝俊”核心的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基本都是自己的家人，他们的语言就是影响最大的全国官话，然后，由于他们与近万诸侯部族不是松散联盟，当年在会稽会盟因为“防风族”迟到，就将其部族首领杀头，并将全族降为奴隶和流放充边，所以，这些人一方面要自己竭力学习“帝俊”家的语言，一方面在分封出去之后要竭力传播“帝俊”家的语言，所以，各地的土语一般都难逃被同化的结果。
而由于“帝俊”家人的“常语”、“禾语”和“越语”都不是土语，其不仅不会被同化，而且越是在早期，其地位就越高，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帝俊”家里的话，所以就夏商周来讲，夏代的官话可能就是“禾语”，商代的官话可能就是“常语”，而可能到周代才开始是普通话语系的客家话，只有“吴越语”可能没有全国应用过，但是，由于以这三种话为母语的人数不多，而且都极其亲近，所以一旦遇到挤迫迁徙，就会全部都走，这就是古代官话后来在中原竟毫无遗留的原因，而“帝俊”本人的“A”语言，其在家里的地位是稍低一些，因为其可能被默认是奶奶家的语言，但由于“风”部族有十个部族支系，其体量超大，所以，凡是“风”部落早期到过的地方，就很容易奠定普通话的基底，这些是现在汉语普通话有最广泛的地域分布的原因。
有了以上的认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就有了新的利器，比如，为什么黄河流域从东到西都是讲普通话的？这在现在已经很好回答，因为只要“风”部族早期曾到过西北，就足以奠定西北的普通话基础，当然，并不是说除了“风”部族之外，其它人就没有被贬到过西北，在西北的“秦”可能就是讲“禾语”的，所以其五十万秦军到广东以后留下了“粤语”，过去的考古研究说“秦”是源于东方，这应该没有错，但“秦”可能只是依附过“商”，另外，在西北的“难国”应该是讲“常语”的，而后来唐僧西域取经经过的一百多个国家，可能多是说夏、商夏商语言的后裔，所以唐僧不用翻译，从这里也可反窥到夏、商西迁规模之一斑。
再比如说，为什么说广州话、闽南话过去是在北方，但现在北方却没有这些语言的遗留？这是因为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类体量原本就不特别大，而后来又都被部族性迁徙带走了，即使其在北方可能还剩有少量留存，那也挡不住被普通话大环境消融掉。
回到渡海之后的话题，由于渡海必定完全打乱了原先“八卦”的建制，每个部族都失去了对“八卦”的依靠，所以，每个部族一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山东抢占山头，而结果就是一个“山”的年代，汉语的“山野”一词不是“山”与“野”的连缀，“山”与“野”其实是对立的，那时从辽宁渡海过来的人都上了“山”，后来成为统治者，山东的原住民则都在“野”，后来或者被同化了，或者离开了，谁是当时的原著名？据说台湾高山族的祖源就在中原。
山东的“山”至今还留在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的记忆中，在山东的卫星地图上搜索可以看到的一些：其一，壮族的“标山”是在青岛市城阳区“三标山”，另外还有济南市区的标山；其二，巴人的“岜山”在临沂市沂水县；其三，彝族的“凉山”（不是梁山）在临沂市费县；彝族的“苍山”（仓王岭）在日照市五莲县；其四，秦人的“秦山”在枣庄市中心；其五，傣族的“泰山”在泰安市；其六，苗族的“苗山”在莱芜市；其七，黄帝的“黄山”也在青岛海边（知道安徽“黄山”的来由了吧？那黄山上也四面是海）……，过去人们以为国家形态是由“城”而来，现在看应该是从“山”到“城”到“城邦”到“国家”，所以，虽然后来秦始皇已经是“全地域国家”，全地域国家应该已经脱离了对血脉的依恋，但他仍要回来“拜山”。
当时山东的最东部是被“仓颉”先占领了，其地域是从山东的最东部到胶州湾，这就是“胶东”的由来，这个地域当时叫“青”，“青岛”就是因此得名，不要以为“仓颉”只是一介书生，汉字的“戧”就让他拿起了“戈”，为什么要拿起“戈”？因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孙子竹简说：“青是被黄帝攻打的诸侯之一，并占领过其属地，后来青帝顺从”，这是“先夏”进入中原之后，开始重新“聚合”将被打乱的“八卦”。
这可能是渡海之后很早期的战争，不过战事看起来似乎不是很严重，所以后来“仓颉”跟随“黄帝”造字，“黄帝”需要“仓颉”，就是“黄帝”懂得“八卦”，懂得“聚合”的证明，而且，“黄帝”还懂得要重拾“八卦”，“黄帝”与“仓颉”原本是以胶州湾为界，这边是“青岛”，那边是“黄岛”，正是“青黄不接”之势，后来“黄帝”挤进青岛市区，所以青岛市孤零零的聚着几个带“黄山”的地名，而且青岛周围的海域都成了“黄海”，而“仓颉”住到了比较靠东的“仓王岭”。
图中：“先夏”的核心以山东日照为中心呈“▼”的分布，其主要部分由东往西一字排开是胶东的“仓颉”、胶州湾以西的“黄帝”、“黄帝”以西是山东日照“羲和”和“炎帝”的“十日国”、“十日国”往西偏南到徐州“岚山”是“华胥氏”的“风”部族、再往西偏北是“蚩尤”的“三苗”，“▼”的下尖角是“常羲”和“娥皇”在“常州”的“淹城”。
“仓颉”造字跟“八卦”有什么关系呢？“八卦”的所有卦爻，其实都是文字，每一个卦爻就是一个部族的名，排列“八卦”就是“聚义厅”里的排位入座，但“卦爻”只有短划和长划的组合，这有点太过单调，其数量太多时就很难分辨，所以要创造文字，因为这决定了部落联盟的规模，仅以后来大会盟能达到近万诸侯来讲，就需要造近万个不同的字，可见这关系非常重大。
具体的造字不用多讲，既然要为各部落造名字，就得跟各部落的各种语言沟通，于是慢慢就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专业团队，而且可能是家族式专业团队的，所以古籍说（大意）：“昔造字主，一曰梵，右书，二曰佉卢，左书，三曰仓颉，下书”，这包括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并不是只造了汉字这么简单，后来其中的梵文随商族后裔的“难国”去到印度，并参加了记写佛经，“梵文”可能就是源于“常羲”家的“A+a”，这是西方表音文字之源。
据古籍说，“仓颉”后来参与“黄帝”与“炎帝”谈判，大概因为在文字的辅助上出了问题，于是离官卸任走了，当然，这可能是有点轻描淡写了，因为那时候极易以极刑处罚，不过，“仓颉”及家族团队后来可能是去到了陕西至甘肃一带，于是西部才有了很多与“仓颉”相关的地名和遗迹，不过，估计遗迹都是复建的。
为什么说“仓颉”的团队是去了西北？因为中国文字的中心后来明显是在西北，其一，周灭商时，“周”能够从西部带回来大篆；其二，秦朝也是从西边带回来成熟的字体，并最终进化到隶书；其三，出了西夏文；其四，西边的敦煌有大量的文字抄本；其五，据网络介绍，最近在甘肃发现刻有疑似古梵文字母的数件夏代古玉佩和玉板，这比梵文出现在印度早一千年以上，这是梵文起源于中国的铁证。
“黄帝”与“炎帝”谈判破裂，可能就导致了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灭杀“十日国”，“十日国”在山东日照，是夏代早期在中原的杰作，不过“帝俊”可能并不在其中，因为那时还刚从母系社会过来，“十日国”可能是“羲和”的国都，所以现在山东话将“日”读为“yì”，“羲”的古音可能是“yì”，即使“羲和”传位，由于已经到非母系社会了，其应该是传给长子，而长子可能就是“炎帝”，也许有的人不能相信，因为神农“炎帝”应该很讲道理。
但人们其实不知道，即使“神农”真的非常讲理，“理”主要是还小的事理，而“帝俊”和“黄帝”的境界是“道”，当时刚才灾难里过来，如果用小道理严重妨碍关乎多数人生死的“道”，比如妨碍了“聚合”，就会有大问题，也或许，由于当时的气候还极不稳定，而且刚好就是回复炎热，于是被演绎为“十日并出”的大戏。
“道理”和“讲道理”是人们常用的词，但几千年来，其实人类还没有懂得“道”和“理”，什么是道？老子当年说给孔子听：“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道”是不可抗拒的“理”；什么是理？相比之下，“理”反而是眼前的小的事理；“帝俊”是从自然顺境一直跌落到自然逆境的地狱深渊的人，他认的是“道”，这是“有道”之人，而如果一个人只认和只争眼前几步远的小道理，则可能会是“无道”之人，我们现在电视里夸夸其谈的时政主持人、评论人，很多其实都是“无道”之人。
古籍记载，“黄帝”与“炎帝”是在“阪泉大战”决战，这从卫星地图上看，其具体地点只能是现在的山东临沂市莒南县板泉镇，因为这里离“十日国”很近，不过，并不知道“炎帝”的个人结局如何，史料好像没有太过负面记载，这可能因为“炎帝”就是“十日国”的长子，长子应该就是“日”家的一家之“本”，所以后人还是一直将“炎黄”共称，而且还是以“炎”为先。
到“十日国”败落之后，“十日国”的人可能迁去了日本，所以日本各地有很多带“炎”字的地名，日本的国名可能根本就是“十日国”的“日”之“本”，而且请注意，日本这两个字调换一下笔顺就是“大十日”，所以日本的国旗就是“日”字旗，“十日国”的人到了日本可能是聚集在京都，所以，日本京都与山东日照的地名和地名用字有很多相同，包括：岚山、仓山、峨、堰、野、泽等等，这只能是由一次整体搬迁形成的。
所以，中华人文输入日本的年代，不是从约2000年前秦朝的徐福开始，而是从约4500年前的先夏开始，只不过因为当时造字的“仓颉”是在跟随“黄帝”，所以“十日国”的人没能带走全部汉字，但他们却一并带走了那些“假名”文字，“假名”是辽宁省锦州市的那几个“假河沿村”的出品，其应该跟梵文是一个系统的文字，所以现在日本还有一些人在使用最标准的“梵文”。
处理“十日国”的行动，可能是受到了“帝俊”的支持，甚至可能就是“帝俊”亲自主持，因为反抗“十日国”故事，多数就是发生在山东日照以南的江苏连云港一带，“先夏”从一开始就自称为“天”，所以“十日国”的宫殿当然就是天宫，而天兵天将、大闹天宫、孙悟空故事当然应该会发生在那一带，这些故事后来都被揉进了《西游记》，《西游记》的作者都是连云港很近的淮安人，什么是“淮”？“淮”字就是商族的“隹”到了“氵”边，“隹”是商族的图腾。
“常羲”来到中原之时，原本是住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的“常山”，后来越到了“十日国”的南边，“越”字很可能是“戉yuè”走了，“戉”是宫廷威仪的“威斧”，“越”字是“常羲”或“帝俊”（“帝俊”当时在山东日照市莒县的“旺山”，离“常羲”的“常山”约30-40公里，临沂费县、青岛胶南市、潍坊安丘市、济宁邹城市也有“旺山”）的威权机构走了的意思，所以，以后不应该再说“越”是蛮荒之地、蛮荒之人，而“越”了以后可能是到了“常州”筑了“淹城”，可能当时“娥皇”也在那里，于是有了“嫦娥”之说，而因为“帝俊”可能常在这里，所以“常”字有了“经常”的字义。
而由于“淹城”是“帝俊”的禁地，所以，“常州”就有“武进”的地名，“武进”按读音其实是“勿进”，而“武”的字形是“止+戈”，这是不许带武器进入，管这事的是武装内卫，这些人都是“武士”、都会“武术”、都有“武功”，几乎所有带“戈”部首的汉字都有兵器或军队的意思，而且多数是夏代的兵器，因为夏代上万部落可能都用不同的兵器，但唯独这个“武”字是“止戈”，“止戈”是最高地位的“戈”。
在关于“淹城”的传说之中，“炎”公子死活要追“常羲”家一个叫淼的公主，这应该就是来自“十日国”的巨大压力，结果搞得后来连“淹城”也站不稳了，于是，“常羲”的痕迹就南下到了浙江衢州市的“常山”，所以“常山”这一带古称“姑蔑”，因为“嫦娥”是“炎”的公子的姑姑，这次迁动的中途可能经过杭州，杭州的“武林门”可能就是因为有过武陵山，再到后来，可能“帝俊”在这个“常山”附近死了，其具体位置可能在衢州市的“全旺镇”，“帝俊”生了十个儿子都称作为“日”，当然绝对称得上“日王”之称，“日王”就是“旺”，其生于吉林省的“旺起镇”，死于这里的“全旺镇”。
“帝俊”死后，“嫦娥”可能也守不住“常山”，于是有了“衢”的故事，“衢”字的中心是“隹”，这是商的图腾，“隹”上面的两个目是两个人，这就是“常羲”和“娥皇”，“行”的字形是四面走开的意思，“四省通衢”应该就是四个小孩分手，“省”字可能就是小孩。
其一路应该去了“武夷山”，最后可能经过“韶山”到达湖南的“临武”，“临武”就是到了“武江”的边上，我曾遇到过湖南“临武县”的老人，他们语音就有很重的“常语”痕迹，湖广曾经有很多不明由来的“雅语岛”，其可能就是源自于此，其后，这些人应该是进入了广东的“韶关”，“韶山”和“韶关”都是因为他们带有“韶乐”，最后，这一支可能去到东莞的“常平”，东莞的地名应该是源于山东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山东的东莞就在“常山”附近，“常平”的“塘厦”可能是“唐夏”，“唐夏”也是“夏代”的重要字眼。
另一路可能去了“武昌”，之后可能到了湖南常德市，常德市就有“武陵区”，“南昌”、“武昌”、“宜昌”可能是他们一路向西的痕迹，后来这些人可能进了“四川”，走到这里“娥皇”坚持不下去了，于是有了“峨眉山”，“峨眉山”其实是“娥没山”，那时的古籍说谁死了，就是说“没”，不过，因为“娥”只是跟随着走的，所以，这一支还在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于是在甘肃有了“姑臧”，这是跟衢州常山的“姑蔑”对得上号的地名，另外，“姑臧”也叫“盖臧”，不知道这个“盖”字会不会跟辽宁营口的“盖州市”有关。
这一连串的过程，对于“商”民系是源于“常羲”的证据来讲，其实已经多到不需要每一次都去点明，“常羲”、“常山”、“常州”、“淹城”、“奄国”应该都是紧密关联的，就“商”字来讲，其上部和外廓好像是来自于“帝俊”的“帝”，下边的“八”好像是来自于“帝俊”的“俊”，而下面的“口”则像是“台”字的下半部。
“姑臧”这个地名很有意思，因为其可能正好就是解释“臧”姓的分布，为什么江苏拥有大量带“臧”字的地名，而后来“臧姓”的人数又好像不多，这可能就是因为“臧”跟随“姑”迁到了“姑臧”，“臧”和“蔑”的字形里都有“戈”，可能都是跟夏代某个部族的兵器或军队相关的名字，记得曾有人解释说，“臧”就是臣服了的军队，“姑臧”可能就是藏族的源头，因为连江苏的孙悟空故事都搬了过来，所以藏族正好就是猕猴崇拜，“藏”可能是“臧”在某次被降为奴隶时，被加了表示降伏的“廾”字帽子，猕猴崇拜后来还被带到了印度，印度猕猴崇拜的广泛性，应该是能够暗示其祖先的来源方向的。
回过头来说，“常羲”和“娥皇”出发之前的地域，是与后来的“越”语区相对应的，这既现在的上海话语区，所以那里的苏州就是跟“姑苏”之名有关的，苏州吴中区就有“旺山”，不过华东的语言和人文可能偏于“娥皇”会多点，这可能是因为在“十日国”败落之后，“常羲”的“商”部族较多的进入了山东，所以山东后来竟是“商”的大本营（周灭商以后又离开），而这样一来，“商”就较多的离开了吴越，这些可能就是现在华东地域的人文根底。
当然，“娥皇”的族人可能也参与了北上山东，这可能就是现在山东大汉的出处，只不过这些人的语言后来被同化，山东大汉开始是在山东的西部，大约是在“鱼台县”附近，“鱼台”是后来“商”的曾经国都“庇”，但山东大汉不是“商”，所以，其与“庇”难免有很多矛盾，可能“庇”就是他们辱骂的对象，而且后来竟发展成专用的词，即使后来山东大汉已经东移到胶东，他们仍不依不饶的一直在骂，这就是现在胶东的区骂“逼”，胶东人喜欢将汉字读为重音重调的第四声，过去人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普天之下的长城都是防备北方的敌手，而唯独“齐长城”是守备南来的敌手，原来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攻击方向。
在灭杀“十日国”之后，“黄帝”可能是带着自己和“炎帝”的部族去打“蚩尤”了，“蚩尤”的地界很难考证，不过如果“蚩尤”是与“三苗”相关的，卫星地图上临沂、济宁、菏泽这三个地方，各自都有超过一百个带“苗”字的原始地名显示，这应该就是蚩尤的“三苗”，“三苗”从西北包围着“十日国”，这正是当时战争的态势，而且正好古籍就是说“蚩尤”不听话，于是，战争就从“十日国”的北郊一直往北打，从根本上讲，“蚩尤”的不听话其实就是不能融入“聚合”的国家，所以其后人多数流落在偏僻的地方成了少数民族，这又是中华的另一种人文根底。
最后，“黄帝”在河北西北部逐鹿大战打败“蚩尤”，汉语的“分解”一词其实是“分尸于解”，我在空军时曾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什么空军将螺丝刀叫做“解刀”，现在与“蚩尤”之死成了互证，“解”就是山西运城解州，“蚩尤”应该就是在这里“解决”的，其实不仅是“蚩尤”被“解”，连“螃蟹”都是要“解”开来才吃的“虫”。
当然，解州一战的意义还不只是根本解决了“蚩尤”，而且还奠定了山西及西北、西南的人文根底，做为“黄帝”的一方，其带来了“炎黄”的人马，带来了“商族”的人马，带来了支持他的其他部族的人马，这些人后来并不是全部都返回老家，山西“昔阳”的“昔”字，可能就是商族人最早的昔姓留下的痕迹，另外，运城的盐池可能也有“商族”的人留下，商族人一直在海边，他们绝对懂得盐利的事情，山西南部这一带后来生长出“晋朝”，另外还有现在被津津乐道的“晋商”，这是山西人文根底的重要根基。
解州一战还带来了“蚩尤”及“三苗”的人马，这些人战败之后是往西南跑，这带来了两种结果，其一，“三苗”的人去到西南成了苗族的根底；其二，“蚩尤”自己的部族可能也是去了西南，这应该是后来西南官话区语言的源头，“蚩尤”其实也是“风”部族的支系，因为繁体的“風”字和“蚩”字都有“虫”，“风”部族下属的十个部落中就有一个叫“侯虫部”，不要以为“侯”只是传说，运城的近邻就有“侯马市”，“侯”有“诸侯”之多，有“万户侯”之贵，所以，“蚩尤”是讲普通话的，只是或许会有点口音。
其实“风”其它部族也是有来了解州的，在古籍的故事中“蚩尤也请风伯、雨师相助，一时风雨大作，黄帝军队再次陷入困境”，“风伯”应该就是“风”部族的“风”，而由于“风”部族参与的是失败的一方，这可能会被人耻笑，于是这可能成就了“疯”字，不过这还是小意思，人多势众的“风”部落的存在，对山西成为普通话语区应该非常重要，而且在其战败西迁之后，应该是奠定了整个西北普通话语区的根底，西北是后来生长出周朝的地方，这里的人可能主要是“风”的后代，西北的“先夏”遗址，可能很多是出于“风”部落之手。
对于“黄帝”自己来讲，这可能是他真正见识了黄河中游的地域，而且还见识了洛阳、安阳、开封这些大平原的地域，这是先夏已经可以纵横于天下的任何地域，已经可以不需要“山”的庇护，于是，这里来到了“先夏”开始下山筑“城”的转折点，所以，在这时候的“黄帝”已经不一定非要再回山东不可，山西运城连盐湖都有，不过“黄帝”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停下，因为“十日国”的地界后来成为“尧王城”，“尧王城”在很长时间应该还是“先夏”的中心。
“黄帝”最后到哪里去了？几乎所有的传说都说是后来“升天”了，“升天”在“道教”来讲就是回到了特定的山上，“黄帝”去的就是安徽“黄山”，“黄山”原名叫“黟山”，到唐天宝六年时因为“黄帝”将之改名为“黄山”，而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安徽“黄山”跟青岛“黄山”一样都有很多“海”，从卫星地图上推断，“黄帝”最后可能葬在安徽池州市青阳县的“乔山”，“青阳”是“风”部族的别称之一。
在“黄帝”之后，也是在“禹”之后，“先夏”的后代们又爆发了一次血流成河的争论，而且这个争论还导致了“先夏”的结束和“夏朝”的正式开始，这个争论的主演是“夏启”，一般以为是在争“禅让制”与“世袭制”，“夏启”要上台“世袭”，而“有滬氏”部族提出来反对，后来是“夏启”发“甘誓”打败了“有滬氏”，并将“有滬氏”的首领杀头，将其全族贬为奴隶，很可能“有滬氏”就是因此被赶去了陕西的“户县”，这其实很蹊跷，因为“夏启”跟“有滬氏”的族源都是“户”，难道“夏启”世袭反而对“有滬氏”有害？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只是人们一直没有好好去想，当时的“禅让”，其实就是在“帝俊”的后人里“让”，而“世袭”也是“帝俊”的后人“袭”，“禅让”看似有“理”，但在“分封”稳定之后实行“禅让”，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的谁谁几个人或一些人到中央上班，而是全国都得按“禅让”的结果，以新的血缘关系重新“分封”，这很像要农民在分到了土地之后，还要不断变换方案重新分配，这当然是谁也经受不起的折腾。
“先夏”近万部落合建一个国家，很像是一起来盖一座大楼，盖房子很不容易，大家谁有能耐就谁出头，谁搞得好谁上台，这是“禅让”期，后来大楼盖好了，分配房子就是“分封”，而如果住定下来以后却要每遇“禅让”就全部搬家，这怎么可能？实际上，“禅让”的结束，就是社会不稳定状态的结束，这是“聚合”的成功和胜利，而“世袭”的开始，就是社会已经稳定的走上正“道”，“夏启”其实是顺应进步，所以“华夏”的后人一直传了下来。
“先夏”的历史随着这一次的升华而结束，其时间点一般公认是在公元前2070年，距今约4000余年。
（四）、“聚合”中华五千年：
在“先夏”结束的时候，各原始部族的分布态势已经起了很大变化，比如“商”已经成了东夷的主人，比如“吴越”和“楚”等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些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古代的中原就是一个历史的涡旋，绝大多数人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作为已经走近了黄河流域的人来讲，你能融入“聚合”，你就可能停留，你若不能融入，一般就得离开，而如果你是离开时走在宽阔的地方，这几乎就都成了汉族，而如果走到了偏僻的地方，可能就成了少数民族；其二，作为还未走近黄河流域的人来讲，如果你存在于这个地域，你就是曾经依托这个聚合体而生存的人的后代；而这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华。
就中国的文字来讲，在“先夏”结束的时候，由于以“仓颉”为代表的造字专业团队已经移居到陕西和甘肃一带，造字的进程可能会稍有停顿，所以夏代的文字现在已经很难看见，再加上商灭夏时夏的部族在败落退出中原时，带走了自己的文字，于是在后来商代时，只有不太规整的甲骨文，幸好之后周朝正好从西部造字团队的住地回到中原，他们带回了已经成熟的大篆，而且后来秦朝正好又是重复了周朝的过程，再加上秦朝还很重视和很坚决的统一了文字，这正好使中国的文字，名副其实的接驳回了夏朝造字的最初始源头，这是中国文字之大幸，之所以我们现在能直接用汉字考古，就是得益于此，中国周边国家有的中断了汉字，其现在的地图就完全没有考古的可能。
就中国的语言来讲，分几个方面：其一，“先夏”和“夏代”可能是以“禾语”为官话，带佉卢文去到西域的，可能是跟“仓颉”造字集团中与“秦国”相关的一些人，可惜表音的佉卢文已经失传，“禾语”最后由秦朝的五十万大军留在了广州话里了；其二，到了商代应该是以“常语”为官话，这是现在的闽南话、潮汕话、台湾话，这些话在东晋经历了大升级，而最终是随东晋败落离开中原的，“常语”可能就是日本的“假名”和“梵文”的基底，“梵文”是西方文字的楷模；其三，“越语”可能就是“娥皇”的语言，其基本没有投入到全国性的应用，但由于其处于大路之侧的地域，结果还能保存至今；其四，普通话现在是全国的法定语言，其在上古时的最高境界是为周朝所用，这就是客家话，客家话最终随宋朝败落而基本离开中原南下。
就宗教而言，中国的道教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这是全世界都无可比拟的，“道”就是“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我觉得这些非常了得，如果有机会，真应该去内蒙古的“五台山”，看看“象鼻子山”光影刻画的天象之“道”，有人说“佛”与“道”是有一定联系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佛陀的释迦族穿的是架裟，而内蒙古很靠近辽宁的偏僻地方，就有叫“架裟营”、“架裟庙村”的原始地名，而且，辽宁丹东的宽甸县就有“婆娑府”这样的地名，好像就是印度古代那些部族的名字，唐僧西域取经经过一百多个国家之所以不用翻译，可能就是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是古代走得远一些的中国人。
如果创立佛教的人真是来自于上古的中国，佛教就很好理解了，以中国上古史来讲，如果在你经历了先夏、夏代和商代那些极度的地狱深渊，又在被迫爬上和穿越了青藏高原之后，突然来到了青藏高原温暖和阳关灿烂的南麓，你及所有人所看到的，一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在数代人的时间里，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真实的存在，如果那时你是长住在那里的某个山口，你应该还会有机会看到，不时会有一些人从山背后的地狱爬到西天极乐世界里来，当然，并不是说山背后全部都是地狱，而是那里较早已经进入了“天堂顺境”和“地狱逆境”的轮转之“道”，一旦“地狱逆境”到来，不知所以的人就会跌落下去。
在这些方面，佛教的感觉很像“有努力就会一定会有成功”，这种激励的道理很好，但如果认真想想，其实还不是很完全，第一，努力了并不是都会成功，第二，成功之后不一定能保持，所以，如果要问，在过了几代人之后怎么样？真实的历史是西方极乐世界后来一样是被战争、贫穷、落后、脏污所毁灭，所以当时皈依佛教的国家后来全部都不见踪影，这使得佛教都失去了立足之地。
所以，佛教的问题不是好或者不好，而是如果所有人都不去想“聚合”而只知道“分头”修炼，就会在类似“帝俊”遇到的那种地狱深渊到来之时，难顾生死存亡，这非常危险，而如果能够加上以“聚合”起来保卫极乐世界的追求，可能会很好，如果唐僧当年到西天取经路过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能够“聚合”起来，说不定现在的世界上会不止一个中国。
到进入夏朝的时候，所有“帝俊”的后代，多数是已经稳定的“聚合”在了一起，这是“帝俊”的心愿，也是他交出来的作业和成绩单，“帝俊”之“道”，就是要所有人“聚合”起来，这在最终形成了“国家”，这个“国家”在之后虽然也有起伏，甚至还有过外族的入侵和入主，但作为“帝俊”后代整体来讲，总还是能挺得过来并一直生存至今，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和放弃“聚合”。
国家形态的进化也是一个过程，“帝俊”依靠血缘和人脉之广而赢得了“聚合”，但事实证明血脉持久必分，于是秦朝将之扩展为全地域人脉的行政国家，但行政持久似乎也是必分，如果全面的定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实是依靠阶级的人脉又一次赢得了“聚合”，这是又赢得了全地域人的生存，但现在看阶级持久了好像也有必分的危险。
中国人最早创立了国家形态，但似乎总是“聚合”好了就开始想着“分”，因为一直占绝对上风的，还是认为国家是因为“分化”而成的统治，完全不知道国家是为了全地域人的生存而“聚合”，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众志成城的针对“分”的人，而是盲目的针对聚合体的国家，这种扭曲非常可怕，但在认识问题未能广泛的解决之前，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凡“聚合”之时，就是中华生存的顺境之时，而凡失去“聚合”，就是刀光血影的逆境之时，不要以为大于或小于“帝俊”遇到的那种地狱深渊不会再次到来，如果不能赢得“聚合”，甚至可能全体人都得悲惨的离开。
注：本文为“初稿”，近期仍会有所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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