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钱庄  贺竹元绘

被誉为老上海“百业之枢”的钱庄，曾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在加快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今天，回望这段历史颇有意义。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传统金融机构，起源于银钱兑换。上海的钱庄历史悠久，据钱庄业较为普遍的传说，上海钱庄是由浙江绍兴商人在南市所开设的煤炭店兼营货币的存放款而起。1685年康熙开海禁，上海因地处南北航运的中心，商业繁荣贸易兴盛，钱庄业发展迅速。乾隆年间，钱庄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上海钱业公所的内园碑记有这样的记载：从1776年到1796年时期内，历年承办的钱庄共有106家之多。

上海鼎元钱庄

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洋行和外资银行纷纷涌入上海，随着城市商贸的不断发展，上海钱庄的功能发生了蜕变，主要业务由银钱兑换向汇兑、存放款、发行庄票等多元发展。随后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口岸城市为主干的、以钱庄为主体的包括货币汇兑、资金拆借、国内汇兑、金银买卖等内容的金融市场体系。当时华资银行尚未兴起，上海金融业中形成了外国银行和钱庄两强称雄的局面。19世纪末，华资银行创办，其最初10多年的经营者中，钱业出身者占极重要的地位，为华资银行起到了一种人才奠基石的作用。与此同时，钱庄还为华资银行提供了大量的初创资金。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银行和钱庄始终作为一个共同利益体存在，使得当时一度形成了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一时期可谓是上海钱庄业的黄金时代。

老上海的钱庄多为江浙财阀所把持，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当时全国的金融市场。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上海拥有4家钱庄以上的9个钱庄资本家族集团都是江苏和浙江籍的。这些钱庄的经理则多数为浙江宁波、绍兴和江苏镇江等地人，因而又形成了钱庄经理的“宁绍”和“镇江”等帮别。当北方票号盛行时，上海钱庄的力量能阻止北方票号势力越过长江，江浙财阀的势力由此可见一斑。

江西路钱庄林立

从清末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政府很弱，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监管机构，因此钱庄的信用主要靠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实现。上海很早就有钱业总公所等同业组织，1917年成立了上海钱业公会。钱业公会有自己的行业规则，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和审慎的退出制度。公会既对会员进行督导，同时也注重维护会员的利益。上海钱业公会的一项重大职责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波动。在当时政府无作为又缺乏中央银行制度设置的情况下，上海钱业公会参与了部分救济市面的融资活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方案，即废用银两、改用银元，建立“四行二局一库”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金库）的金融垄断体系。在行政性的金融垄断之下，上海钱庄的生存空间越缩越小，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以后随着内战的爆发，由于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导致经济崩溃，钱庄更是每况愈下，仅能苟延残喘。上海解放后，1952年底尚在营业的28家钱庄被并入公私合营银行，钱庄的历史宣告结束。

鸿康钱庄

综观近代以来上海钱庄走过的历史，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钱庄的性质与作用。鸦片战争后，西方金融势力开始利用中国本土原有的金融组织，来构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通商口岸的金融组织。在这一背景下，钱庄被外国入侵者所利用，服务于西方列强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具有封建买办性。但同时，钱庄对近代上海进出口贸易的繁荣，对腹地自然经济的解体，对活跃当时的内汇市场，对华资银行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钱庄初步建立的一套资本主义的划拨清算制度，进一步发挥了近代金融业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上海钱庄告结迄今已一个多甲子。在市场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今天，如何深化对钱庄这一近代私营金融形态的研究，历史的客观的评价近代上海钱庄的性质和作用，借鉴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推进民间金融改革，应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一道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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