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中医  贺竹元绘

上海是我国近代中医医学的中心。清末民初，上海出现了名医荟萃、流派纷华、学术争鸣、中西汇通的繁荣景象。“中医史，元之前看北方，元之后看江南，近代看上海。”学界的这一评价，足以说明近代上海在我国中医史上的地位。

早在元明清时期，伴随着上海地区农业、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就出现过大批医家。著名的有青浦何氏世医、龙华张氏世医、江湾徐氏世医和蔡氏世医、浦东顾氏世医等。据资料记载，上海本土传承三代以上的中医各科流派不下数十家。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加之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上海成为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医家纷纷移居上海发展，如江苏孟河的费氏、巢氏、丁氏三大家，新安的王仲奇，川中的祝味菊、江阴的曹颖甫、宁波的吴涵秋，以及无锡石氏、山东魏氏、河北王氏等。在当时西方医学冲击，疾病谱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外来与本土的医家包容进取、承古融今、勇于创新，使上海出现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中医药团体、第一张中医药报纸、第一所中医学校、第一部中医大辞典和中药大辞典等许多中医史上的第一，引领了当时中医发展的潮流。

近代上海中医教育鼎盛。自1904年李平书、张竹君等开办上海第一所中医学校——女子中西医学堂始到解放前，上海开办的各类中医教育机构40多家，是近代中国开办中医教育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办学形式最广、培养人才最多的。著名的有1918年由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1927年由秦伯未创办的上海中国医学院，1935年由朱南山创办的新中国医学院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中医教育机构共培养各类中医药人才5000余人，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可贵的中医力量。

上海中医学院校门

面对西方医学的重大沖击，以及执政当局压制中医中药的政策，上海中医界为了保护和巩固中医的地位，纷纷成立中医药团体。创办于1903年的上海医会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中医团体。上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各类中医药团体数十个，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性中医药团体如中华医药联合会、神州医药总会、中国医学会等就有8个。另外，“壶春”“鸣社”“鹤社”“济社”“经社”等以“研究中医学术，联络同门情谊”为宗旨的中医私人团体也在沪成立。这些团体在近代我国中医争取权利的多次抗争中，发挥了组织领导和中流砥柱的作用。1929年国民政府出台“废止中医案”，上海中医界团结全国240多个中医团体集会上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迫使政府让步。抗战爆发后，上海中医药界迅速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尽国民天职、医师本能，救亡图存。

我国新型中医医疗机构也发端于上海。1904年创办的上海医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中医院。1906年宁波同乡会创办的四明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是今曙光医院的前身。民国时期，上海先后出现近50家中医院。这些医院多为沪上名医发起或出资创办，其中既有综合性医院，也有专科医院。许多医院如广益中医院、华隆中医院、谦益伤科医院等施诊与慈善并重，施医给药、救护伤残，对特别贫困的病人，住院实行免费，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上海也是我国近代中医药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中心。为了交流学术经验，吸取西方医药的有益成分，普及医药知识，中医界人士创办中医药报刊，出版各类中医药书籍。我国第一张中医报纸《医学报》诞生在上海。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与中医药有关的报刊近170种。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上海著名书局出版了大量中医书籍，仅千顷堂一家书局就先后出版中医书籍17类500余种。这些报刊书籍发行全国，远销欧美和东南亚，提升了上海中医的名望，扩大了中华医药的影响力。

近代上海在中成药制作和销售方面也处全国领先地位。上世纪30年代，全市有新亚、信宜等大型民族药厂60多家，医疗器械厂20多家，中药店铺700多家，药材批发商600多家，参店100多家，有“沪市药铺林立”之说。蔡同德堂、胡庆余堂、童涵春堂、雷允上药业等中药老字号在上海百年不衰，经营至今。

今天，中医药正处在重要的发展转型期。传承弘扬老上海中医适应时代、包容进取、勇于创新、自我发展的精神，对于提升中医学术水平，提高中医临床诊疗能力，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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