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试论汉唐间西南地区的昆明

“昆明”是西南历史上一个古老的部族名称，后又用作地名。近年来发表的对昆明的研究论著，有不少分歧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仅就汉唐间昆明的分布及演变，提出一些问题，向前辈们求教。

一

两汉时期的昆明

昆明是到汉代才见之于史籍的一个部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所谓“诸此国”即同书所说的夜郎、滇、邛都、巂唐、昆明等地。秦统一天下，设三十六郡，其在西南夷地通道置吏表明，昆明至迟在秦时已和中原有交通往还和经济政治联系。同书又说，张骞使大夏，见蜀布、筇竹仗，知有“蜀身毒道”，途径昆明。蜀身毒道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开通，说明昆乃是中、缅、印最早的交通线上的要冲。

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与经理进入了新阶段。《汉书·武帝本纪》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虽经两年多的努力，南夷道没有修成，但对西南夷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当时拜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隘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这里所举的冉、駹、筰、邛，就是后来所开的汶山、越巂、沈黎三郡地。斯榆就是叶榆。“叶榆，叶或作楪，二字通用。”叶，古音读如斯。司马相如曾远略至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邛、楪、斯榆。”《太史公自序》作：“邛、筰、昆明。”知斯榆即“昆明之属”。《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所举地名，除越巂外，合于南中七郡。著出叶榆，无昆明，是以叶榆代替昆明。司马相如奉使西征时，“汉兴七十有八载。”如以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算，则司马相如持节略定西夷疑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前一年，此时昆明已“请为内臣”，与汉的关系日益加深了。

汉初对西南夷的经理，因“耗费无功”引起报怨而一度停顿。到张骞上书说经理西南夷可通道身毒，有利无害，汉武帝“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降滇，置益洲郡，“后数年，复并昆明，皆以属之”。益州郡所属，兼有昆明地，只不过是在设益州郡“后数年”的事。

两汉时昆明部族分布的大致范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按：同师为滇越，即今腾冲县、龙陵县以及德宏州诸地。叶榆疑为昆明一个较大的部落，后用作地名，汉设叶榆县，即今大理县。“巂昆明”在六朝前的史籍中仅两见：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在同书《大宛列传》。其文说：“发间使，四道出，……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此处前说巂、昆明，紧接着说“昆明”，从行文看，巂、昆明当为两部。《史记索隐》引崔浩云：“巂、昆明，二国名。”裴駰《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永昌有巂唐县。”《续汉书郡国志》“巂唐”条刘昭《注》说：“《史记》曰：古为巂、昆明。”认为巂即巂唐。桓宽《盐铁论·备胡篇》说：“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巂唐与昆明并举。巂即巂唐，疑《史记》之“巂、昆明”夺“唐”字。巂唐为今保山县地，是古哀牢区域，可能是哀牢的一个部族名称，后又用作地名。巂唐（哀牢）、昆明两个部族当活动于西自腾冲，北到大理数千里的广阔地带。

昆明具体分布在哪些地区呢？汉代在西南夷设立的郡县统治机构称为“初郡”，是以部族组织为基础建立的政治机构。初郡的郡县区域与原部落区域大致相同。《史记》说：“昆明之属无君长。”又说：“毋长处，毋君长。”史籍又载，昆明多次遮袭汉使者，多次反抗汉王朝，后来有卤承等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故不可能“无君长”，据《华阳国志》所记，当为“无大君长”，夺“大”字，由于无大君长，没有设郡，只设数县附属于益州等郡。

据《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有二十四县，其中叶榆、邪龙、云南、弄栋、比苏、不韦、巂唐、来唯八县在“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的洱海和永昌地区。此八县中，不韦为今施甸，巂唐为今保山，后为永昌郡地，其居民以哀牢为主。叶榆县为昆明夷比较清楚。《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反叛……明年春，邪龙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可见邪龙的主要居民是昆明夷。《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说：“麟德元年于昆明之弄栋置姚州都督府。”说明弄栋原也是昆明夷的居地。云南、比苏、来唯史籍虽未明确说是昆明夷居地，但从地望看，其主要居民也应为昆明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这说明连然、滇池、建伶是滇池地区的滇叟部族，姑复、叶榆、弄栋则是昆明部落。

此外，姑复以西的遂久，两汉时虽属越巂郡，但与洱海地区的昆明部族联系密切。《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反叛，杀遂久令。”封离发难在遂久，应是遂久的大牛种蛮夷。《后汉书·安帝纪》作旄牛豪。又《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王莽政乱，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叛。”此大牟疑即大牛，亦即牦牛、旄牛。知遂久与姑复部落为同种属，姑复为昆明夷，故遂久亦应为昆明夷。

姑复西面的青蛉县亦属越巂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按：廉头即弄栋，姑缯即青蛉。弄栋、叶榆已确知为昆明夷地，青蛉与此两地联合反叛，当由于部落种属相同。

综上所述，可知两汉昆明部族分布在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弄栋（今姚安），青蛉（今大姚）、遂久（今永胜）、姑复（今华坪）。因昆明无大君长，故只设县，大部附属于益州郡，遂久、青蛉、姑复附属于越巂郡。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巂唐，镇尉哀牢人，叶榆蛮。”永平十二年设永昌郡，辖八县，其中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四县的居民为昆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把以昆明为主要居民的叶榆、邪龙、云南、弄栋、青蛉、姑复、遂久合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云南郡。自东汉末，僰人和汉姓从滇东迁来，在白崖（今弥渡红崖）组织“白子国”形成较大的势力。诸葛亮封白子国首领为大长，联结昆明部族。可知两汉至此时昆明夷分布的区域主要在洱海区域，相当于云南郡的范围。

二

昆明池在哪里

《汉书·武帝本纪》载：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发谪吏穿昆明池。”《史记·平准书》亦载：“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通）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又说：“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武帝作昆明池的目的，《史记》说：欲与越海战。南越是临海的地方，在人工湖中演习水师与南越海战，值得怀疑。《汉书·杨雄传》说：“武帝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象滇河。”《史记》司马贞《索隐》说：“案黄图，武帝欲穿昆明，周四十里，以习水战。荀悦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习水战以伐之。”云南虽有滇池、洱海，但很少有在湖中船战的记载，要打通蜀身毒道也用不着训练水师，而且内陆多江河湖泊，也不必为训练水师专门修挖人工湖。

真正的昆明池在哪里？最早记录昆明人历史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他俩都亲自到过西南夷地区，参与了招徕昆明（斯榆、叶榆）的活动，对昆明人分布的区域知道得比较清楚。他们的记录明确说昆明人分布于洱海地区，不在滇池地区，滇池地区的居民是“滇”（叟）。

昆明池应即今之洱海，这可从洱海的得名找到证明。昆明池，汉时已有此名而多称叶榆河。叶榆即昆明，叶榆河即昆明河。方国瑜教授对此有很好的论证。兹概述于下：

《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蛮，一曰：昆弥。”《唐会要》说：“昆弥国者，一曰昆明。”《华阳国志》说：“南中曰：昆明。”《水经注》三十六卷《若水》作：“南中曰，昆弥。”知“明”字亦作“弥”，为同音异写。《蜀鉴·西南夷本末》开皇十七年说：“西弥河在南诏所都城下，即叶榆河也。又作㳽河。”《旧唐书·南诏传》说：“皮罗阁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新唐书·南诏传》作“破㳽蛮功册的云南王。”知“洱”字又写作“㳽”。《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六年九月之“弥河蛮”，胡三省《注》曰：“㳽河即洱河，又作弭。”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说：“西洱河即叶榆水。”杨慎《云南山川志》则说：“㳽海又名西洱河。”冯甦《滇考·唐初经理滇中》说：“昆弥，即汉之昆明，以西㳽河为境。”知“洱”又写作弭、渳、㳽，且同音，读绵婢切（《广韵》纸韵），即以昆弥得名。全祖望引《通典》说：“西弭河一名昆㳽川，古亦有昆弥国，亦以此名。”综上所说，知洱河即弭河，亦作渳河，即㳽河，以昆弥得名，亦即汉之昆明池。只有洱字读音不同，故又作二河。疑洱字从㳽、弥、渳演变而来。

今洱海水源在洱源，叫做弥苴河，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作弥苴佉江，疑当作弥佉苴江。樊绰《云南志》卷八说：“带谓之佉苴。”知弥佉苴江以形似洱海的带子而得名，意即弥洱之带子（水），至今未改。此可补证洱海即昆弥池（昆明池）。

今洱海以南的高山名为定西岭。但定西岭之名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古代称为昆明山或昆弥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二赵州定西岭下注云：“在州南四十里，本名昆弥山。明初，西平侯沐英过此更今名。”可见洱海以南的山亦以昆明部族而得名。

洱海之滨的城镇名叶榆。昆明蛮亦称叶榆蛮，故城镇亦以昆明部族而得名。在昆明部族的中心地区，山、水、城皆以昆明部族而得名，这决不是偶然的。

有人认为《史记》“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乃是击灭劳浸、靡莫及滇，劳浸、靡莫及滇不在今洱海区域，而在滇池区域，是此昆明一名，乃系指滇池诸部落的。”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使西指求身毒道，滇王友好地接待了汉使，并派人作为向导探路。遮汉使者不是滇池诸部落，而是洱海地区的昆明诸部落。所谓击灭苏侵靡莫与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是两回事。劳浸靡莫等部落反对滇王入朝，他们“数犯使者吏卒”是“风喻滇王入朝”的使者，而不是求身毒道的使者。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投降。接着遣使西求身毒道，复为昆明所闭。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再次“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数万人而去。其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将军郭昌“毋功夺印。”

汉在滇池区域和洱海（昆明）区域的战争，其目的、对象、时间、地区、结果均不同。这是史籍记载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把两次战争视为一起，且据以证明昆明池为滇池，昆明为滇池诸部落，这未免有些勉强。

有人又以为：“滇王辖境内的昆明族不少，所以被滇王尝羌扣留的十多个使臣被说成是'皆闭昆明’。……当时汉武帝在长安作昆明池，就是为了训练水兵准备攻打滇池周围的昆明族。当时的滇池也称作昆明池。其所以称为滇池，是因为它在滇国境内，又称昆明池，即以其周围的居民多昆明族人之故。”这显然是把汉使者经滇西求身毒道和使者在滇以西被昆明所闭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而误认为滇池周围有昆明族。事实是，汉使者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个“留”是留居，而不是扣留。滇王不仅接待了汉使者，且替他们往西寻找通身毒的道路十余次。可见，滇王对使者的态度是友善的，对汉西求身毒道的使者是支持的。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求道西”的“西”字，它明确显示“闭路”“遮汉使者”的昆明不在滇池地区而在其西。这与“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正相符合。后来，汉武帝派兵到滇中是击灭怂恿滇王抗命的劳浸靡莫，而不是遮汉使者的昆明。滇与汉王朝的关系是亲善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王受印，滇小邑，最宠焉。”而对昆明则以暴烈的攻伐相待，“斩首数万而去”。汉对滇与昆明的态度相去天渊，形成鲜明对照。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也可以看到滇池地区的居民以滇人为主。晋宁石寨山战国西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人物图象反映了这一点。石寨山青铜器上有近三百个人物图象，服饰发型各有不同，显示民族成分较复杂。在众多的民族成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椎髻者”的滇人数量最多，在各种场面均占主导地位，很明显，他们是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在图象中有“辫发者”，可能是昆明人，他们是以这样一些形象出现的：战争中被杀戮和被俘的战士，被掳掠的妇女，从事纺织劳动的女奴，杀人祭中的牺牲者等。从而清楚地告诉我们：昆明人不是滇池地区的居民，而是在战争中从滇西掳掠来的战俘和奴隶。

汉在滇池地区设置郭昌县，是以汉将军郭昌的名字命名的。郭昌既攻打过“滇”，也攻打过“昆明”。《史记》说郭昌“还击昆明，毋功夺印”。自然不会以他攻打过昆明而用他的名字作城镇名。当是郭昌击灭劳浸靡莫后，以他的命字作为城镇名称，纪念元封二年平滇设益州郡的胜利。郭昌县后改谷昌县，到元朝才易名为昆明县。当时，昆明作为一个部族名称已不见于记录，元代滇池畔的昆明县，其命名与汉晋时的昆明人已没有什么关系了。

《元史·地理志》昆明县说：元宪宗四年（1255年）“分其地立千户二。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善阐州领县，二十一年州革，县如故。其地有昆明池，五百余里。”到元代才在滇池地区设昆明县，昆明才开始作为滇池之滨的城市名称，滇池也才被称为昆明池。其所以称为昆明，大概与唐代这里设昆州，称滇池为昆池有关。据《南诏野史》，至正年间，大理总管段宝答梁王书有“金马换作点苍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之句。因此，滇池又称昆明池，只能从元朝起。正德《云南志》卷三载昆明县城东十五里有古墓题：“大周昆明西爨王之碑，成都闾邱均撰，洛阳贾余绚书。”此处昆明疑为昆川之误，因元以前这里只称昆川而不叫昆明。

综上所述，元代以前昆明池即今洱海，以昆明族而得名。这不仅只是一个湖泊名称的考订，而且是关系到汉代昆明部族分布的重要问题。

三

三国（蜀汉）时期的昆明

关于三国时期的昆明，《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说：“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部，其后复绝。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由于中原三国纷争，无暇顾及昆明，故史籍记载较少，只是在《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中提到一次，说：“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按：恢，建宁人，故云），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相连。”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说：“昆明即滇池。”如前述，滇池在元以前并不称昆明。李恢案道向建宁，在昆明被围，突围后，南至盘江，盘江即今南盘江，在滇池以东，故卢说不可据。李恢住平夷县，地在今贵州普安，南下建宁（滇池地区），被围于昆明，突围后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诸葛亮会师滇池。可见此“昆明”在盘江以北，平夷之南，牂牁以西，建宁之东，即后来所谓“牂牁昆明”，在今黔西滇东地区。“围恢军于昆明”的“昆明”不是地名，应是部族名称，即围恢军于昆明部族的居地。知滇东黔西亦有昆明部族。

两汉史籍并未见滇东黔西地区有昆明部族的记录，为什么到三国时，突然在这里冒出昆明人来呢？

有人认为在汉晋时，昆明自洱海大理向东发展，分布遍及滇池地区和滇北、滇东北一带并渐及四川凉山和黔西北地区。但是，无论史籍或是考古资料都找不到昆明人在汉晋时自洱海向东发展的纪录。是什么原因使昆明部族从洱海向东发展？他们是怎样向东迁徙的？为什么两汉尚局限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昆明人，在三国两晋就迅速遍布滇池、滇东北、黔西广大地区呢？不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很难令人相信。

滇东北、黔西的昆明人不可能从洱海地区迁徙而来。李恢被围于昆明，突围后南至盘江，即今南盘江。南盘江在汉代称为温水。《水经住》卷三六“温水注”说：“此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虽是山居，土差平和而无瘴毒。”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王侯。”按：所谓木耳当为耳饰，环铁应是手饰，裹结疑是发饰。其俗与温水流域的木耳，夷相近，木耳夷居地正与围恢军于昆明的地望相合。故围恢军之“昆明”当即是木耳夷，是昆叟种类，在三国时称为昆明，唐代则被称为牂牁昆明或昆明十四姓。

洱海地区的昆明是“编（辫）发之民，而牂牁地区的昆明则是“曲头、木耳、环铁、裹结”；牂牁昆明“语言不同，嗜欲亦异。”从中可以看到，同被称为“昆明”的人，不仅分布地域，而且风俗、服饰、语言、嗜欲等方面都有差异，不能混为一谈。目前这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特此提出。

四

唐代的昆明

东汉以后，汉文史籍关于昆明的记载逐渐少见，直到唐代前期，才又在汉文史籍中以“昆弥国”的名称出现。

《通典》卷一八七说：“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其俗与突厥同，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后复绝，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大唐武德四年（621年），巂州治中吉弘韦使南宁至其国谕之。”所谓“昆弥国”就是秦汉以来在洱海的“昆明”，所以《资治通鉴》唐纪武德四年说：“昆明遣使内附，昆明即汉之昆明。”唐代以西洱河为境的昆明国的确存在，只是它的范围已没有汉时大了。

樊绰《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说：“昆明城在东沪之西，去龙口十六日程。”以昆明作为地名，此为最早。《元和郡县志》卷三三巂州说：昆明县“本汉定筰县也，属越巂国，去郡三百里，出盐铁，夷皆用之，汉将张嶷杀其豪率，遂获盐铁之利，后设蛮夷，周武帝立定筰镇，武德三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以为名。”此昆明县为今四川盐源县，其所以名为昆明，因为其南与昆明部族相接。可见，唐前期，昆明人的分布南以洱海为境，北与昆明县相接，金沙江从中流过。这一地区正是樊绰《云南志》所记的浪穹、施浪、邆赕“三浪诏”地，因而《通典》所说的“昆明国”，也就是樊《志》所记的“三浪诏”。

“三浪诏”的居民主要是施蛮、顺蛮，也就是汉代的昆明人，亦称叶榆蛮。时代不同，名称不同，但实体相同，不能因为名称不同而否定唐代前期有昆明蛮的存在。

“三浪诏”的中心在今洱源、剑川、鹤庆地区。邆赕诏主咩罗皮曾被封为登赕州刺史，并与南诏蒙归义同伐河蛮，遂分据大厘城（今大理喜州），其势力一度深入洱海腹地。在南诏夺取大厘城后，又被迫退居野共川，即今鹤庆县地。由于南诏向北扩展势力，主要是两次大的用兵，施蛮、顺蛮被迫往北迁徙，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浪诏联合攻打南诏，追奔过邆赕。浪穹诏主铎逻望退保剑川，邆赕诏主咩罗皮退居野共川，施浪诏主施望欠退保矣苴和城（今邓川青索乡）。此时吐蕃势力南下，在吐蕃支持下，三浪诏仍立为诏。过了半个多世纪，到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攻破剑川、野共川，俘浪穹诏主矣罗君，邆赕诏主颠之托、并徙永昌；俘顺蛮首领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崖。施浪诏主傍罗颠脱身逃往金沙江以北。施蛮、顺蛮由是迁到铁桥节度的剑羌（今永胜县）一带。《元史·地理志》“北胜府”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牛赕为顺州。”又说：北胜府“至元十五年立为施州。”即以施蛮、顺蛮得名。《（明）一统志》卷八七北胜府说：“唐贞元中异矣牟始开其地，名北方赕，徙弥河白蛮及罗落、磨些蛮以实其地，号成偈赕。”又顺州说：“南诏徙诸浪人居之，与罗落、磨些杂处。”按：所谓弥河即弥苴河、洱海上源之水，流经浪穹、邆赕之境。又所谓浪人即三浪诏居民、昆明人。知北胜州（施州）、顺州的居民即是唐贞元年间从弥河、三浪迁来的施蛮、顺蛮。元初设施州、顺州，以居民族属称其地名。

总之，贞元十年南诏再次大破三浪诏于剑、共诸川，这里主要统治家族被迁到永昌、云南白崖、蒙舍，主要居民一部分迁到金沙江以北今永胜地区，一部分则散居原地。被迁到云南、蒙舍等地，以及散居原地的施蛮、顺蛮亦即昆明蛮，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逐渐融合于“白蛮”中，形成今天的白族。渡泸而北，流亡永胜一带的昆明蛮（施蛮、顺蛮），则形成今天彝族的一个支派。

唐代除洱海地区有昆明人外，在牂牁地区也有昆明人。樊《志》卷十说：“昆明牂牁。本使臣蔡袭尝奏请分布军马从黔府路入。”按：此文句当有脱漏和错简，故不十分明白，但知牂牁地有昆明。《新唐书·南蛮传》说：“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揔州、敦州以安辑之。”《新唐书·地理志》载：“总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属分置。”“敦州，咸亨三年析内属昆明部置。”“殷州，咸亨三年析昆明部置。”“宝州，万岁通天二年以昆明夷内附置。”按：此殷、宝、总、敦等州并隶黔州都督府，在今贵州境内。这里的昆明显系部族名称。

所谓“昆明十四姓”与牂牁相近，故樊《志》称为“昆明牂牁”。《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说：“元和三年五月敕：自今已后，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将军充押领牂牁昆明等使。”（《新唐书》略同）知“昆明十四姓”为黔州都督所领。又说：牂牁国“西至昆明九百里。”《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按：此昆明为洱海地区的昆明。虽同称昆明，但地域不同，与“牂牁昆明”远隔“九百里”。

洱海地区的昆明在唐贞元十年以后就不见于记录，牂牁地区的昆明十四姓在后来的史籍中尚有记录。如《新五代史·四夷传》说：“昆明，在黔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亦见《五代会要》）又说：“天成二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鲁静王，各遣使者来，使者号如土，附牂牁以来。”（《本纪》和《旧五代史》略同）按：宋代的罗殿，即唐代黔州所辖的昆明部族，而且此罗殿已见于唐代记录。《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请尽归牂牁故地。开成元年，鬼主阿佩内属。会昌中、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其后又封为滇王，皆牂牁蛮也。”《宋史·西南诸夷传》说：“黔州、涪州徼外，其西南夷部，汉牂牁郡，唐南宁州、牂牁昆明、东谢、西谢、西赵、充州诸蛮也。其地东北直黔、涪，西北接嘉、叙，东连荆、楚，南出宜、桂。俗椎髻、左衽、或编发，随畜牧迁徙亡常，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宋初以来，有龙蕃、方蕃、张蕃、石蕃、罗蕃者，号'五姓蕃’，皆常奉职贡受爵命。”从历史发展的线索、地望以及风俗习惯等可知，昆明十四姓就是牂牁蛮，是围李恢军的昆明蛮，也就是汉晋时期牂牁地区的木耳夷亦即叟夷，到宋代称为“五姓蕃”，后来成为贵州地区、滇东北地区的彝族。

牂牁昆明与西洱河昆明东西相距“九百里”，但史籍所载每有把两者错杂相混的情况，需要详加分辨。

《新唐书·南蛮传》载：“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同时又记“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揔州、敦州以安辑之。”把西洱河昆明之事与牂牁昆明之事混为一谈。

《通典》卷一八七“昆明”条说：“大唐武德四年，巂州治中吉弘韦使南宁至其国谕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贡。贞观十九年四月，右武将军梁建方讨蛮，降其部落七十二，户十万九千三百。”知吉弘韦使南宁，所至为西洱河昆明。

《旧唐书·南蛮传》说：“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其界东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唐会要》卷九九，《新唐书·南蛮传》并同）《新唐书·南蛮传》说：“东谢南有西赵蛮。”据《新唐书·地理志》东谢蛮地在牂州、庄州、琰州、充州、矩州等，隶属于黔州。《新唐书·地理志》又说：“贞观中，以西赵首领赵磨酋地置明州。”知明州为西赵蛮地，亦隶属黔州都督府。则所谓“西至昆明”当为黔州都督府所辖之昆明，即为殷、揔、敦、宝诸州，故其南不能与西洱河相接。《太平寰宇记·四夷》“南蛮”说：“西赵今为黔州羁縻州也。”知所谓“南至西洱河”之语，乃因把黔州之昆明与西洱河之昆明相混而误。

《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条说：“每岁不绝其使，多由黔南路而至，近又封其别帅为滇王，世袭其国。”据查《唐会要》昆明国条乃录自《通典》，增加了以上数语。按：自西洱河入朝，不必由黔南路。又《新唐书·南诏传》说：“会昌中封其（牂牁）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其后又封别帅为滇王，皆牂牁蛮也。”知《唐会要》所增之语，不是西洱河之昆明，而是黔州都督府之昆明。而且会昌中洱海地区早为南诏统一，不再有昆明之称，故《唐会要》所说不是西洱河昆明是十分明白的。

唐代昆明见于史籍不止一处，但名称相同，而地域不同，离开具体的历史事迹，就不能正确地辨别地望。如《旧唐书·本纪》“贞观十三年昆明遣使朝贡。”据《唐会要》昆弥国条说：武德四年吉弘韦曾到昆明国劝谕其入朝，贞观十九年刘伯英上疏时，则说昆明与唐的关系是“暂降附，旋即背叛。”知既有一定冲突，亦有使臣往来。故贞观十三年遣使朝贡之昆明疑为西洱河之昆明。据《旧唐书·本纪》，宝历二年三月丙戍，太和七年二月已卯，会昌六年正月已未，并记昆明夷入贡。又据《册府无龟》卷九七二及九七六载，永贞元年十一月，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一年十二月，宝历三年二月，太和四年十二月，开城元年十二月、三年七月，会昌六年正月，太和七年二月，都记有昆明遣使入朝贡献，但未详其地理。当时南诏已统一洱海地区，洱海已不用昆明作为族称，疑所记悉为牂牁之昆明。

由于编纂史料时，唐代西洱河的昆明与黔州牂牁的昆明多有混淆，加之洱海地区的部族有乌蛮和白蛮之分，爨地亦有乌蛮和白蛮之分，不少人又把两地的乌蛮、白蛮混为一谈，使本来已杂揉在一起的东西两个昆明，又加上纠缠在一起的东西两个乌蛮，白蛮，便更加淆乱不清了。历史记载中，时常有同名异实的现象，唐代有关昆明的记载，易使人为同名所迷惑而看不清其本质，我们在运用这些史料时，当应十分小心，认真辨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昆明”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一）《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昆明，亦见于《汉书》、《后汉书》，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洱海区域，当时，洱海因昆明人而得名，称昆明池。

（二）汉代在洱海地区设叶榆、云南、邪龙、遂久、姑复、蜻蛉、弄栋等七县，以昆明部族为主要居民。因无大君长而先后分属于益州、赵巂、永昌等郡。蜀汉以此七县设云南郡，云南郡的居民即以昆明人为主，而以从滇东北迁来的僰人组成的“白子国”（亦称“云南国”）的首领联络广大的昆明人。

（三）《三国志·蜀志·李恢传》所说：“恢按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从李恢进军路线可知，这个昆明部族在滇东和黔西地区，这里的昆明是被称为木耳夷的昆叟种类，不能与洱海地区的昆明混而为一。

（四）两《唐书》的《地理志》载巂州都督府所属的昆明县为今四川省盐源县，是以“昆明”为地名的最早记录，其称为昆明，是因为南接昆明族居地。

（五）唐代的昆明部族有两部分：一是居于洱海地区的昆明。汉代洱海地区为单一的昆明人，分布较广。洱海乌蛮包括昆明、哀牢、磨些，其中昆明在初唐又称为施蛮、顺蛮，分属于施浪、浪穹、邆赕三诏，居于昆明县之南，洱海以北、澜沧江以东，金沙江上下地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洱海昆明的一部分融合到洱海白蛮中，成为今天的白族，一部分往北渡过金沙江，住居于今永胜等地，形成为今彝族的一个支派。另一部分是居于滇东和黔西的昆明，与《三国志》围李恢军的昆明有承袭关系，两《唐书》的《南蛮传》和新旧《五代史》都有记录。他们是今滇东、黔西彝族的先民。

（六）《元史·地理志》载中庆路有昆明县，至此，昆明方成为滇池地区的城市名称，盖因唐代昆州取名，滇池也因唐代昆池而称为昆明池。唐代在这里设昆州，称滇池为昆州，可能与滇东地区的昆叟种类亦即与昆明十四姓有关。

昆明这一族名的记录始于西汉，终于唐宋；作为地名始于唐代，沿用至今。以上几种情况虽同称为昆明，具体内容却各有不同。后来编纂史料，往往混淆不清，常把洱海昆明与洱海以外的昆明相混。历史记录中往往有同名异实的现象，不能仅看名称相同，而不分别其实质。

作者简介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获红云教育功勋奖，2014年获云南省政府2013年度云南诤言奖。

原载《民族研究》1982 年第6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