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不需要详细介绍的，离世近十五年，相信仍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创作生涯断断续续，1940年代初试锋芒，1960年代零星写作，真正让他获得声誉的是1980年代，那时已是“老作家”。他的长辈如1920年代崛起的谢冰心等，1930年代走红的曹禺等，虽然间有所作，但已不成其为当代文坛的构成。巴金《随想录》影响巨大，不过主要作为思想文本被对待。至于他的同辈，比如《九叶集》的那些，则作为文学史的失落群体被发掘，其中有些也做过重新写作的努力，但都不像汪曾祺那样真正产生巨大影响。民国时代的作家，到了“新时期”，似乎只有汪曾祺是唯一“有效”的，风生水起，老树新枝，与几代晚辈争一日短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颇为特别的。
通常，汪曾祺会被归入新文学中的“京派”一系，所谓“京派”，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也未必有仔细分梳的价值。他1920年出生于扬州附近的高邮，地在江北，但文化上则是江南的延伸。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沈从文等发生联系，之所以归为“京派”大概源于此。光复后在上海呆了两年，此后长居北京。其中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系“右派”，流放张家口三年有余。因而就他一生经历而言，与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五地结缘，而尤以高邮、昆明、北京为重要。揆诸其一生文字，背景、取材无非也是这些地方，比例大致与其生活时间的长短相吻合。这一点确乎与被认为“京派”作家核心人物的废名、沈从文等取径一致。
汪曾祺真正获得全国性声誉是在60岁以后，1980年《受戒》刊发，文坛震动，因为就当时的大环境与文学界的现实状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东西。作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拘束，描摹少年男女的情窦初开尤其爽朗，在当时这显然是个犯忌的题材，但他写起来不以为意落落大方。这里既没有几十年延续而来的“敌我”或者“阶级”，也没有当时时新的“反思”或者“解放”。究其原因，在于汪40年代的文学经验，以及其后三十年间始终未能真正成功被“改造”。他写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性”，三十年世间沧桑，在他作品里了无痕迹。他不去回应那个时代，似乎也并不属于那个时代。
但他确乎部分构筑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用的是三十年前的感觉和材料。其中如《异秉》等，更是直接用40年代小说的题材重新写作，不过手法迥异，不但完全没有现代派的痕迹，甚至很难看出作为小说的经营。如此摈落一切技巧，在汪曾祺那儿被概括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他叙事的方式。汪曾祺40年代的创作就是“诗化小说”，重意境而不重事件，80年代这方面恰恰一脉相承。之所以给人差异很大的印象，一是叙事方式的改变。40年代时汪曾祺声称小说是第一人称的艺术，此时几乎全用全知叙述，没有原来限知叙述的紧张感；二是语言高度成熟，并且去除“欧化”，使得技巧化于无形。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比起同时的诸多各色现代派或伪现代派作家，汪曾祺是“传统的”，殊不知这所谓“传统”正包裹着也许他本人都未必意识到的现代主义创作观念。
八九十年代的汪曾祺，总的倾向，越到晚年，散文越写越多，小说越写越短。其中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改写《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与蒲松龄比文笔，确实算得上豪举。《聊斋》是以传奇笔法志怪，文字活色生香，正与《受戒》等相类，但汪曾祺改写用的却是“大白话”。他最后十多年的写作，约略以此为界，语言上是经历了变化的。前期近于“传奇”，后期则走进了古代笔记的传统，类于真正的“志异”，“志”者“记”也，也就是笔录一些事情，小说、散文畛界的日渐模糊正由于此。
通常文学史论及汪曾祺时，会将他放在废名、沈从文这一脉络下，而且他们三人都自认为“文体家”。确实，这两位前辈作家对汪影响最大。再往上的周氏兄弟，他很尊崇，但并无直接的取法。废、沈二位，同样是写到后来，小说、散文混为一体，这其中有什么道理，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三个人的路径其实很不相同，废名一开始似乎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及至后来明白了，则发展出一个观念，即小说首先是“文章”，随后几度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沈从文开始写作，是连标点也不会用，一支笔打天下，他的观念核心，其实是如何“讲故事”，用不同的办法来讲，讲到出神入化，“小说”的外套就套不住了。与这两位不同的是，汪曾祺一开始是知道怎么写小说的，他后来的几度变化，与时代的变迁有很大关系。
无须忌讳，就总体的创作成就而言，汪曾祺并没有沈从文的广度，也没有废名的深度，当然更谈不上周氏兄弟的阔大。通俗的说法，算得上是“名家”，却不太够“大家”。他读书随性，很难称得上博学。写作随缘，有条件就写，没条件也不烦恼，无非过日子而已。他总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活、写作，绝不试图“超越自我”，这是二周、废、沈所未必有的心境。晚年得大名，邀访求序络绎于途，他似乎都不大拒绝。看他的游记，不少是接受招待之后的“文债”，而他所作序的那些作品，不过一二十年，大部分已湮没无闻。这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不过他本就对自己的才华和成就不大上心。也许可以慨叹他的“未尽才”，但也正是这份难得的“无大志”，造就了其作品的落拓不羁、清雅绝俗，也决定其必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