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初年，亲政后的宋哲宗对元祐政事展开了全盘清算，凡元祐年间得势的大臣或遭黜谪，或被治罪，罕有幸免。在这“无边落木萧萧下”的风云骤变之际，有一个人却唯一例外地受到了宋哲宗的礼重保护。这倒不是因为此人与时俯仰、狡猾善变，而是得益于他终生奉行的做人准则——忠诚和宽厚。
此人就是苏颂。
一
苏颂，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出身于累世皊缨的官僚之家。据说，北周、隋朝的名臣苏绰、苏威父子和唐朝名臣苏瑰、苏颋父子，就是苏颂的远祖。苏颂的祖父苏仲昌，登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官至左屯卫将军，曾知宜州(今广西宜山)、复州(今湖北沔阳)等地。庆历三年(1043)死在复州任上。为官期间，深体民情，注重安抚，尤得当地人民爱戴。苏颂的父亲苏绅，字仪甫，博学多智，比其父早五年中进士，初任宜州、复州推官，后曾任史馆修撰、翰林院学士，尚书礼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中央和地方官职。庆历六年(1046)卒。苏颂扶柩南归途中，择葬于润州京口(今江苏镇江)。此后便把京口作为自己的故乡。
苏颂的伯父苏紘、堂叔伯苏缄、苏结等也均为进士。苏颂的哥哥苏衮也在苏颂登第之后四年中了进士。苏颂的外祖父陈从易，字简夫，也是北宋的一位大臣，曾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知制诰等职，有《泉山集》行世。苏颂的母亲陈夫人对苏颂疼爱备至，但从不溺爱，尤重家教。
苏颂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自幼便是在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高官显宦之家，接受着良好的传统教育。
严格的家教加上警悟的禀赋，养成了苏颂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他自幼好学，孜孜于经籍。3岁时，随父在宜州(今广西宜山)推官任上，史称他性知礼义、举止有方。5岁学《孝经》能诵古今诗赋，稍长能诵五经、习《尔雅》、知声律。初学吟诗作赋，便有动人之语，为时人所称赞。苏颂学习非常刻苦，一天功课自有定规，白天有事耽误了，晚上乃至通宵达旦一定补上。他的父亲苏绅有一套记忆的方法。他继承家传，更有发展，博闻强记经常引起苏绅朋友们惊叹，纷纷夸赞说：“此异儿也，应善待他，不可轻视。”
天圣九年(1031)苏颂12岁，随父来到无锡，进入父亲开办的学舍学习。16岁时作《夏正建寅赋》，语言简练，朴实无华，深得苏绅赞许。第二年，苏颂的父亲、叔父们先后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做京朝官，苏颂于是来到开封。当时的汴京文人雅士，才子荟萃。在这里苏颂结识了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回、王向兄弟，著名学者刘敞、刘颁兄弟。和他们同窗共读，学问日益长进。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苏颂参加礼部贡举，与王安石同榜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这年苏颂23岁，从此，他正式步入仕途。
二
苏颂初授宿州(今安徽宿县)观察推官。三年任满升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县。
江宁古称金陵，原是南唐政权的国都。在南唐李氏割据江东时，赋税图籍一无所本，每逢科敛于民，征多征少全凭官吏随意而定。宋朝消灭南唐后，近百年间这种弊政仍无多大改观。苏颂决意痛加厘革，但他并不鲁莽行事，而首先潜心调查。在审讯各类案件时，他都要仔细询问案中百姓及其邻里的人丁田产情况，退堂后一一记录下来，时间不长就积累了厚厚一大本材料。然后他宣布命令，要重定户籍，按籍征税。有的人为逃税，申报产业时故意隐瞒，苏颂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本子问：“你有某丁某产，为何不报?”百姓见这个县官不好糊弄，只得如实申报，没有再敢隐瞒的。苏颂遂据此重新核定了全县人户的版籍等级，对百姓征收赋税，征派徭役都严格按标准来执行，既均平了税负，又简便易行。他的做法被周围几个县奉为榜样，得到实惠的百姓也纷纷来叩拜致谢。苏颂施政，以宽仁为务，对一般性的民事纠纷案件，他都是以说服调解的办法加以解决，告诉他们乡党邻里之间应相互亲善，如果因小愤而成仇，一旦遇上什么变故将依靠谁呢?百姓为其诚心所感，纷争事件由是减少。江南东路的长官王鼎、王绰、杨?等都自视才高，对属下官吏很少称许，唯独对苏颂，他们说：“非我所及。”
皇祐二年(1050)，苏颂调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推官，越发显得品性简朴纯厚，处事谨慎老练，分析事体明了透彻，因此甚得当时担任南京留守的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将南京府的大事全部委托苏颂管理，称赞他处事精敏详熟，经他处理过的事情“则某不复省矣”，表现出对苏颂的无比信赖。此后他们互通信函，苏颂对欧阳修充满感遇之情，曾感慨：“虽至亲不过如此”。欧阳修还亲自在苏颂的考牒上写评语道：“才可识时，识能虑远。珪璋粹美，是为邦国之珍;文学纯深，当备朝廷之用。”给予苏颂极高的评价。
当时前宰相杜衍老居睢阳，见到苏颂后，也对他深表推重，说：“君真所谓不可得而亲疏者也。”特地把苏颂邀至家中，促膝长谈，把自己从做小官到当宰相几十年政坛风雨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一五一十全传授给了苏颂，并说：“老夫并不是在炫耀自己，只因与你相知，并知道你将来也必会拜相，觉着有责任帮助你。”杜衍素来有治事明敏之称，他的训导对苏颂产生了很大影响。
皇祐五年(1053)，苏颂奉召入朝试为馆阁校勘，历任同知太常礼院、集贤校理。馆阁之职，地位清要，本来是极易获得升迁的阶梯。但苏颂在馆阁任职达九年之久，除了整日埋头研究典籍文献，从来不造访宰执政要之门以求进用，表现出了澹泊恬退的情操。这时苏颂的祖母、母亲都还健在，姑姊妹及同宗亲戚几十人也都居住在他的家中。苏颂的薪俸并不算高，又赡养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姑姊妹到了出嫁年龄，还要他置办妆奁，日子过得够艰难的，以至于自己的妻儿有时都衣食不周，但苏颂仍无怨言，处之晏如，一家人也都相处和谐融洽。
宰相富弼称赞苏颂是古之君子，和韩琦一同上表举荐苏颂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知州。颖州通制赵至忠归降自少数民族，性格直率鲁莽，所到之处都好和长官争执，得罪了不少人。苏颂对他推心置腹，具尽诚意，待之以礼。赵至忠感动得流着眼泪说：“我身虽夷人，但见义即服，平生真正佩服的，只有你和韩魏公(琦)而已。”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死，为了建造陵墓，有关部门不时严令各地速交各种难得的建陵材料，往往强取于民，州县骚动。苏颂说：“遗诏葬礼务从俭约，岂有本地不产的东西可以硬性征调的!”他把所需物料根据当地生产的情况高估价值，放慢期限，由官府出钱收购，减轻了百姓负担。
宋英宗即位，苏颂被召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宋神宗即位后，迁度支判官。苏颂奉命送契丹使者回国，途中住宿于恩州(今河北清河)。夜间，驿馆突然起火，城中顿时大乱，谣言四起，有人说契丹使者要作乱，救火的州兵也想乘火打劫抢夺使者携带的丰厚财物。眼看火势越来越大，随从纷纷请苏颂出去躲避。苏颂想，在这混乱关头，自己一逃，把契丹使者和大批财物撇下不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更会酿成大乱?于是他凝然不动，镇定地吩咐关闭驿门，把州兵挡在门外，指挥自己的部下奋力把火扑灭，避免了一场复杂事件的发生。苏颂使还入奏，宋神宗对他的妥善处理称赞不已，遂命他担任了淮南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
三
不久，宋神宗又召苏颂回朝任修起居注，擢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知审刑院。
这时，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正方兴未艾，在这场大变革面前，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属于大官僚大地主阶层的苏颂，平时交游的又多是些所谓的“旧党”中人，他的政治观点便很自然地带上了一些保守的色彩。不过，苏颂又与司马光、韩琦等激进的反变法派不同，他尽管对新法有些意见，但这些意见通常是用相当温和、委婉的方式提出的。
例如，苏颂看到许多地方应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而专设的提举青苗官邀功争利，而且与原来的财税部门不相统属，各个上级部门发的文件互不统一，人民既受烦扰，各州县长官也不知所从。他便主张将提举青苗官置于各路转运使的管辖之下，以免两个部门之间有所异同，使州县各有统属，他认为这样对新政也没有损害。
在用人方面，苏颂主张遵守祖宗定制，按部就班地提拔官吏。熙宁三年(1070)，苏颂任知制诰时，王安石曾大力提拔一些支持新法的低级官吏到中央任职，其中，秀州判官李定因支持青苗法，宋神宗和王安石准备擢他为太子中允，拜监察御使里行，令知制诰起草诰命。起先宋敏求值班，不同意，封还词头①。轮到苏颂值班，词头又下，苏颂也封还并奏道：“祖宗(即太祖、太宗)时，天下初定，所以有以孤远骤至显要者。但自真宗以后，即使有卓行异才，也不可超越资品，这已是多年的定制。现在李定不由铨考，擢授朝班;不经御史，荐置宪台，显然是有违祖制。虽然朝廷急于用才，事出有因，但一旦隳紊旧制，只怕所益者小，所损者大。所以臣不敢具草。”接下来轮到李大临值班，同样封还了词头。宋神宗有些不高兴，说：“去年曾经诏令，台官有缺，委御史台奏举，可以不拘官职高低。”苏颂便和李大临一同求见，说：“从前的台官，都是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的官员中奏举。后来因为难得资叙相当的人，所以朝廷才特开不拘官职高低之例，但仅仅只是不限博士、员郎而已，并非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奏举。现在李定从一个秀州判官升为京官，已是优恩特例，如果再把他置于台谏，则是先朝以来，未有此比。恩倖之门一开，都希望能得到不次升迁，朝廷职位有限，岂能让人人都满意呢!”两个人坚持己见，固争不已，宋神宗更不高兴，当场免去他们知制诰之职，贬为工部郎中。但苏颂、宋敏求、李大临却因犯颜直谏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天下称之为“三舍人”。这件事表明苏颂还是颇能坚持己见的。
一年后，苏颂出知婺州，后又历知亳州、杭州。尽管遭了贬，苏颂对新法依然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态度。这一天，苏颂审完几桩案子，决定到街头走走。刚出州衙，只见百余名商贾模样的人被五花大绑由兵卒押着正往监狱走去。哪来这么多的犯人?苏颂心中纳闷，走上前去询问。众商贾一见知州大人来了，齐齐跪下嚎啕大哭，哀诉道：“我们都欠下了转运司的市易钱，被夜囚昼系，生意全抛开了，即使死也偿还不起啊!”原来，王安石为限制大商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实行了市易法。由官府设置市易务，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等到市场上需要时，商贩们可以用产业金银作抵押，向市易务赊购货物进行贩卖，半年之后，加利息一分或二分，归还市易务。杭州继开封之后也设置了市易务，这些商贾逋欠的就是应交的利息。当时朝廷上曾围绕市易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苏颂对市易法本身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而是根据杭州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自己的变通办法。他对众商贾说：“欠钱是非交不可的。我今天释放你们，让你们继续做生意，但你们除保证衣食所需之外，其余收入必须全部用来偿还官息。咱们约定期限交足，可以吗?”众人都叩头感谢表示决不敢再拖欠，期限一到，果然全部纳足了。
苏颂这种处事宽容的态度，在司法上也有充分体现。他任知审刑院时，金州知州张仲宣犯贪赃罪应判死刑，司法官援引了李希辅受贿案的旧例减判为杖脊黥配海岛。苏颂仍认为太重，上奏说：“李希辅、张仲宣虽然都属于枉法，但情节轻重不同。李希辅知台州，受贿数百千，额外剃度僧人;张仲宣辖下有金矿，他派人调查，其利甚微，当地人怕官府开矿骚扰，送给张仲宣八两黄金，求他不差官监矿。如此说来，张仲宣只是属于违令，不应与李希辅判得一样重。”宋神宗问他：“免去杖刑只判黥刑可以吧?”苏颂说：“自古刑不上大夫，张仲宣是五品官，让他免死而黥面，与刑徒奴隶为伍，岂不是污辱衣冠?”宋神宗遂按其意见，将张仲宣免杖黥，只判流放海岛，并以此作为处罚官员贪赃罪的定制。
在对外关系上，苏颂也主张慎重宽容，反对轻启边衅。他曾两次出使辽国，三次充当辽使接送、馆伴使，对辽朝的社会政治情况有较多了解。有一次，宋神宗向他询问辽朝的山川地理、人心向背，他回答：“我朝与辽讲和日久，他们学习了我们很多典章礼仪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没有背离之意。过去汉武帝曾慨叹：'高皇帝留下来平城之忧，虽然朕久勤征讨，但匈奴始终不服。’但他没想到，到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竟主动稽首称臣。唐自中叶以后，汉湟地区被吐蕃攻陷，唐宪宗每当读起《贞观政要》，都慨然发誓要收复。但至唐宣宗时，吐蕃却主动以三关、七州之地归还朝廷。由是观之，外国之叛服不常，并不关乎中原的盛衰。”苏颂借古喻今，他这种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宽容态度，表达起来其方式又是何其委婉!
元丰初年，苏颂代理知开封府，不久就因事贬知濠州。后又历知河阳、沧州。就这样从这里调到那里，长期当的是地方官。朝中变法派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说：“苏子容是我的同乡，如果他肯向我打个招呼，何愁做不了执政?”苏颂闻知此言，只是淡淡地一笑，他哪里是那种为追逐功名利禄而投机钻营的人?但宋神宗对苏颂还是比较了解和器重的。苏颂改知沧州时，入京辞谢，宋神宗对他说：“朕了解你已久，但每欲起用，都因事而罢，真是命啊!你忠厚诚直，终究是埋没不了的。”
于是，元丰五年(1082)朝廷改革官制，苏颂因熟知掌故遂被召入朝任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主持官制改革事务。按唐朝制度，吏部主管文官铨选，兵部负责武官的铨选。宋神宗提出秦汉之前本无文武之别，应以何为据呢?苏颂说：“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现在如果将文武官一并归于吏部，就应分左右曹来掌管，每选再按品秩分治。”从此吏部有了四选之法。
有一天，宋神宗特宣苏颂陛见，说：“朕欲修一部书，此事非你不可。我朝与契丹通好八十余年，有关资料必须系统地加以整理编纂，但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等等，都未曾考据过，只怕修书者会拖延难以及时完成。据你估计，此书何时可就?”苏颂略一思忖，答曰：“须一二年。”宋神宗说：“果真这样的话。如果不是由你来办恐怕很难这样快的。”苏颂如期完成了这部多达二百五十卷的巨著，宋神宗读其《序引》，连连称赏：“正如《序卦》之文!”遂赐书名《鲁卫信录》。升苏颂为吏部侍郎、光禄大夫。
四
元祐初年，苏颂拜刑部尚书，又迁吏部尚书兼侍读。
苏颂自幼勉学，做官后每有闲遐总手不释卷，好学不倦。他学识渊博、涉猎极广，举凡经史、诸子、百家之说，至于天文、地理、数学、医药、机械制造、草木植物等等，他无所不学，无所不通。其博闻强记竟达到了对本朝典故日月不差的地步。可以说，苏颂不仅是一位干练稳健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苏颂34岁时，调到京城开封，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勘等官职，负责编定书籍，前后共有9年多的时间。苏颂充分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发奋读书，不仅博览了秘阁中各种藏书，而且每天把皇家所藏各种珍本秘籍强记2000字，晚上回家默写下来，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由此积累起大量藏书。经过长期刻苦努力，使他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对历代典制尤其熟悉。在此期间，他奉命和掌禹锡等人校勘了八部医药学著作，修撰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整理了全国各地绘好交来的大量药物图说，编撰成《图经本草》一书。这些工作为我国本草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苏颂对药物学的贡献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宋朝对药物学比较重视，早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就命尚药奉御(即御用药师)刘翰和道士马志等九人，编成一部在当时是相当完整的药书，世称《开宝本草》，全书二十一卷，药物983种。到仁宗时，应枢密使韩琦的建议嘉祐二年(1057)仁宗下诏命直集贤院检讨苏颂、掌禹锡等四人为校正医书官，在编修院内设置校正医书局，负责整理校定以前的药书。于是他组织领导了一批医官和文臣总结以往药物学的研究成果，并吸收当代医药工作者的实践经验，以《开宝本草》为底本，吸收了《蜀本草》等名家之说，加以证误补注，称之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此书共二十一卷，共收药物1082种，在内容和文字两方面较《开宝本草》都有很大进步。
在补注《神农本草》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光有文字不足以明确无误地辨别、认识各种药物，还必须吸取前人经验，要有描绘药物的图形和图说，才能使人得到正确的鉴别。嘉祐三年(1058)十月，校正医书官奏请朝廷下诏全国各地，将所产药物详细绘图，连同标本一起送京，以撰写一部分与本草经互为表里的图经。此奏得准，于是全国各地送来了数量巨大的药物图和解释说明文字及处方。对此，没有丰富博物学和药物学知识的校书官掌禹锡等人已感无从下手，在他们的推荐下，仁宗任命苏颂主持这项编撰工作，苏颂经过对材料详加鉴别、分类、整理、考订，于嘉祐六年(1061)十月撰成《图经本草》一书，第二年正式印行。
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共收入药物780种，药物图933幅，由于书中有文有图，不仅为人们学习、研究、使用药物提供了方便，而且对药物的鉴别和考订也有很大帮助，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
《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和《图经本草》是相辅而行，互为表里的两部书。这两部书为整个宋元时代的药物学奠定了基础。元祐年间，陈承把这两书合而为一，称为《本草别说》二十三卷，又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刊行几十年后，四川医生唐慎微在嘉祐二书的基础上，集众家之说，撰成《证类本草》一书。政和年间(1111—1118)医官曹孝忠对《证类本草》进行刊正，编成《政和本草》。以上这几部书是宋代继《开宝本草》和嘉祐二书之后的主要药物学著作，直到《本草纲目》问世之前，它们都是我国医生所依据的主要药典。其中大多数都流传到现在。它们都是以嘉祐二书为底本修成的。《图经本草》现虽已失传，但主要内容都保存在这些书中。
李时珍称赞《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本草纲目》中引用《图经本草》的材料的地方多得不计其数，其中有74种药物采自《图经本草》。苏颂和他的《图经本草》在我国医药史上产生的影响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当代科技史家王振铎称该书是“隋唐到元明之间医药学的桥梁”、“是嘉祐以后各家本草研究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开路者。”
苏颂另一项最伟大的科技成果完成于元祐初年，这就是著名天文学仪器水运仪象台的制造和天文学理论著作《新仪象法要》的编纂。
元祐元年(1086)，朝廷命苏颂负责检查翰林天文院与太史局两处原存的所有浑仪。检查结果，至道和皇祐年间所造的两台浑仪尚称完好，熙宁中沈括所造的浑仪已难以使用。
苏颂趁汇报鉴定结果之便，也提出了他的新建议。他指出，自汉代张衡以来直到本朝太平兴国年间的张思训都造过一种水运浑天仪，把这类演示用的仪器和观测用的铜浑仪合起来，天文研究的手段才能更为齐全。因此，他提出建造一架把铜浑仪和水运浑天仪结合在一起的仪器——水运仪象台。元祐二年(1087)八月，此事得到朝廷批准，命苏颂组织一个专门机构水运浑仪所，从事仪器的设计制造。
苏颂在领导建造水运仪象台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卓越的科学活动的组织者。他首先推荐起用了有真才实学、精通天文学的吏部令史韩公廉，又组织当时太史局的一些年轻的生员、学生，约十余人的队伍合作。苏颂等人在设计制造新仪器过程中，认真吸收各家之长，加以创新。比如在仪器的构思上，他们广泛吸收了以前各家仪器的优点，尤其是汲取了北宋初年天文学家张思训所改进的自动报时装置的长处;在机械结构方面，采用了民间使用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机械的原理，把观测、演示和报时设备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整体。
水运仪象台是一座底是正方形，下宽上窄略有收分的木结构建筑，高大约十二米，底宽大约一米，共分三大层。
上层是一个露天的平台，设有浑仪一座，用龙柱支持，下面有水槽以定水平。浑仪上面覆盖有遮蔽风雨日晒的木板屋顶，为了便于观测，屋顶可以随意关闭，构思比较巧妙。露台到仪象台的台基共有七米多高。
中层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里面放置浑象。天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之下，另一半露在“地平”上面，靠机轮带动旋转，一昼夜转动一圈，真实地再现了星辰的起落等天象的变化。
下层设有向南打开的大门，里面是报时机构，共五层，自上起第一层是音响报时辰机构。每到时初左门有木人摇铃;每到时政右门有木人扣钟;从夜半子正起，每过一刻，中门有木人敲鼓。
第二层只正中一门，每到时初和时政分别有木人执时辰牌在门口显示。第三层也只正中一门，每过一刻有木人至门口执牌显示。
第四层、第五层是按照北宋皇宫中夜间的更筹时刻制度而设计的。第四层木阁报告晚上的时刻，木人可根据四季的不同击钲报更数。第五层是字牌显示，木人随节气的变更，报告昏、晓、日出、日入以及几更几筹等详细情况。
这五层报时装置的背后当然有巧妙的机轮构造控制。而整个机械轮条的运转是由水力推动的，因此叫作“水运仪象台”。
苏颂主持创造的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是具有非常复杂和先进动力和传动机构的天文仪器，因而在我国机械发展史上也是一项空前的创举。它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为了观测上的方便，它的屋顶做成活动的，是今天天文台圆顶的祖先。在此之前，观测用天文仪器都是露天放置的。在欧洲，最早活动屋顶观测室见于1561年的普鲁士长赛尔天文台。第二，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也是现代天文台的跟踪机械——转仪钟的祖先。第三，苏颂和韩公廉创造的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它又是钟表的祖先。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中，对苏颂的水运仪象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它“很能代表中国浑仪工艺的伟大传统”。比欧洲早了六、七个世纪。早在五十年代，王振铎先生就复制了水运仪象台模型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苏颂等人造完这件巨大的仪器之后，还造了一个能够从浑象内部观看星象的设备。古代的浑象，大都是站在外面看的。日、月、星、辰布列在天球的表面，观察者难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苏颂“根据家藏小样而悟于心，令公廉布算，数年而器成。”这个仪器是一具大如人体的天球仪，天球用竹条为骨架，外糊纸，在球面上按星星的位置凿了一个个孔、圆球由机械带动旋转，人在其中、光线从孔照入，好象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一样，十分逼真。近人指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假天仪。
苏颂、韩公廉等人的仪器没有留传下来，幸运的是苏颂留下了一部全面介绍水运仪象的著作《新仪象法要》，使我们得以知道水运仪象台的重大科学价值。
全书分三卷，分别详细介绍了浑仪、浑象和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和制作情况，尤其重要的是，这部书还附有三种天文仪器的全图、分图、详图六十多幅，图中绘有机械零件150多种。这是一套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分珍贵的机械设计图纸。卷中有五幅星图，也是世界星图史上的稀世珍品。
五
水运仪象台建成后，苏颂的官宦生涯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先升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五年(1090)三月，又擢任尚书左丞。元祐七年(1092)六月，苏颂终于实现了杜衍早年对他的预言——拜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成了宰相。这时苏颂已经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
苏颂为相，务在奉行旧制定例，使百官能够守法遵职。他量能授任，杜绝侥悻躐进之门，深戒疆场之臣勿邀功生事擅启边衅。总之，他的施政风格依然是那样的不温不火、宽仁谨厚。
不过，苏颂任相时间并不长，元祐八年(1093)三月七日就罢了相，总计任相仅8个月。这与苏颂的另一重性格，即敢于坚持己见、并毫不妥协有直接的关系。
早先，侍御史贾易因替自己的老师程颐辩解得罪了高太后而被贬官，后来被起用为监司(宋代称路一级的官员如转运使、提点刑狱等为监司)，元祐八年初又改知苏州。苏颂认为对贾易的这种处理不够允当，奏于帘前。同列中有人说：“贾易奸邪。”苏颂说：“贾易当御史，不避权要，号为敢言，从未见他有什么奸邪之迹。现在他从监司改任知州，实际是降了职。”众人又提出可以给贾易贴职，苏颂也不同意。何谓“贴职”?原来，宋朝官制包括官、职、差遣三项，所谓官是表示品级和俸禄高低的，职是一种兼有的封号，有学士、修撰、直阁、舍人等名，差遣才是担任的实际行政职务。例如苏颂拜相后他的头衔全称叫作左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中，左光禄大夫就是“官”，观文殿大学士就是“职”，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便是“差遣”，也就是他实际担任的宰相职务。因此，所谓“贴职”就是在官和差遣之外兼领诸阁学士等名称，本质上说只是一种名誉，并无实惠，所以苏颂仍不同意。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见朝廷争执不下，便有旨再议。
正在这时，御史杨畏、来之邵等人递上了章疏，弹劾苏颂故意稽留诏命。这下子苏颂的脾气上来了，他不由分说也递上奏章，不仅请求辞职，还以年老为理由请求致仕。有人劝他：“你可以面见陛下分辩一下嘛，何必因几句话率然求去呢?”苏颂说：“当宰相的一被人议论，便说明是不符人望，还有什么辩白的必要?”高太后极力挽留，苏颂仍不让步，一道接一道的奏章，全篇只说两个字：辞职!
苏颂就这样罢了相，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任集贤观使。后来出知扬州，又徙知河南府，苏颂坚辞不就，朝廷只得封他为中太一宫使，让他居住在京口。
在苏颂5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待人宽厚、诚恳，处以公心，不谋私利。
苏颂之宽厚，以至于宁可委屈自己也不肯陷害他人。元丰初年，苏颂代理知开封府。国子博士陈世儒的妻子李氏讨厌陈的庶母，恨不得她早死，曾对婢女们说：“博士哪一天服了丧，我就哪一天厚厚地犒饷你们。”结果婢女们把庶母杀死，被逮下开封府狱。司法官吏认为李氏虽恨庶母，但她并未明言教唆杀人，不应判死刑。有人就造谣说苏颂想宽贷陈世儒夫妇。宋神宗召苏颂说：“杀死母亲这是人伦大恶，必须深究。”苏颂回答：“判什么刑是有关部门的职责，臣既不敢言宽，也不敢谕之使重。”此案许久得不到判决，便移交大理寺审理。朝廷误信谣言，以为苏颂曾要宽大罪犯，便把苏颂也召到御史台审查。御史台长官劝他：“你快为自己辩解吧，就说不判死刑是开封府吏的事，与你无关，免得招致困辱。”苏颂说：“判刑自有法律在，如今我为了洗刷自己而诬陷别人，这种事我做不出来!哪怕我自诬而获罪又有什么?!”随即亲笔书写数百言，把开封府不判李氏死刑的责任全揽到了自己头上。有人又乘机落井下石，说苏颂曾向人谈起陈世儒的家事，属于泄漏狱情，苏颂也说：“对，确有此事。”结果，御史舒亶上书弹劾苏颂故纵凶手，将他贬为秘书丞、出知濠州(今安徽风阳)。
从元丰末到元祐初，苏颂掌管吏部铨选事务达五年之久，严格按规定办事，从不凭自己的好恶差遣人。有些官吏对自己的任职不满意，找到吏部上诉，苏颂就拿出有关规定文牍请他们自己查阅，看安排得是否合理，直到上诉者心服。如果还有不服的，苏颂就耐心地与他们反复讨论，认为对方意见可行的就行之，如果再有疑问，就代他上奏皇帝或者禀报于朝堂。所以选人们都被他的诚恳所感，即使最终不遂所愿也往往心服而去。
无论做多大官职，管理什么事务，苏颂都始终廉洁自律，从不收受任何贿赂。到了晚年，他自豪地说：“我平生不知荐举了多少人，从未享受过别人一点馈赠，朋友中，只有孟安序每年送给我一斤双井茶，算是我的份外之饷。”
苏颂这种宽厚诚恳、处处公心的做人原则，无论对普通人还是对皇帝都始终如一，这既使他保持了晚节，也为他带来了福祉。
苏颂担任尚书左丞和宰相的时候，宋哲宗年幼，朝廷大权都掌握在了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手中。大臣们居然也势利得很，凡有奏事，都只向高太后请示禀报，把宋哲宗晾在一边。有时宋哲宗偶尔说几句话，大臣们连答理的都没有。苏颂对这种情形很看不下去，常说：“将来皇上长大了，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元祐大臣中唯独苏颂凡事奏过高太后之后，必定再奏报宋哲宗，遇上宋哲宗说话时，他总是提醒诸臣要恭听圣谕。
宋哲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对苏颂充满了感激之情。因此，当绍圣初年元祐大臣一个个遭到贬罢惩处，御史周秩也顺风而动上书弹劾苏颂时，宋哲宗公开对满朝文武说：“苏颂忠厚老诚，尤知君臣之义，今后不许再轻易议论此老!”单单把苏颂保全了下来。
绍圣四年(1097)，苏颂拜太子少师致仕。宋徽宗即位后，进升他为太子太保，封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二十六日，82岁高龄的苏颂死于京口。
注释
①唐宋时朝廷命官任职的谕旨称“词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