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对清代文言小说的影响
　　
　　陈炳照
　　
　　在《聊斋志异》出现以前的明清之世，文言短篇小说长期处于寂寞的低谷，不但无法与名篇名著如林的唐代相比，就连宋元时曾出现过的零星佳篇山不多见。而《聊斋志异》出现后，情况便为之改观。正如《史记》一出，二十四吏乃接踵问世；《聊斋》一出，则文言小说乃走向繁荣。所不同者，前者为一脉相承，遗泽及于历朝；后者则集中影响于有清一代，至光绪间乃趋衰微．《史记》之出，是在先秦历史散文之外另树丰碑，从而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南宋郑樵语)。《聊斋》之出，是在唐人小说之外再创辉煌，因而引来一个仿效和竞赛的高潮。仿效者是因为被新出现的经典之作照亮了眼睛，由喜爱而崇拜，由崇拜而摹仿，希望也写出同样辉煌的作品，于是自己标榜追摹《聊斋》或被别人推为《聊斋》之流亚的文言小说集，不计其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举出“纯法《聊斋》者”，有沈起凤的《皆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干的《萤窗异草》、管世澎的《影谈》、冯起凤的《昔柳摭谈》、邹弢的《浇愁集》，指出其“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随后又举出王韬的《遁窟谰言》、《凇隐漫录》、《淞滨琐话》，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指出“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其实全书摹仿(聊斋》或部分摹仿《聊斋》的小说集远不止此。部分摹仿《聊斋》的，其另一部分则摹仿《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是为反对《聊斋》的旨趣与笔法，想从不同道路上与之赌胜的一部笔记小说，作者纪昀，学问文笔都堪称一流，又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坛声望，所以推祟仿效者也很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举出的，有许仲元的《三异笔谈》、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金捧闾的《客窗偶笔》、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笔记》、许奉恩的(里乘》，对于后三者复斥为“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有人不辨二者的对立，意在兼收并蓄，于是便作出部分摹仿《聊斋》另部分摹仿(阅微》的小说集来．李庆辰的《醉茶志怪》，就是此类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容后详论。另如俞蚊的《梦厂杂著》，深柳读书堂本虽刻其书名为《新增聊斋志异梦厂杂著》，但其摹仿《聊斋》的作品仅居其半，另一半则在一定程度上受《阅微》的影响。要之，《聊商志异》风行南北，影响面大，羡慕者都想奋起直追，效其风采，反对者则想另辟蹊径与之抗衡，两种作者，一时蜂起，自雍乾以至同光，形成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空前繁荣局面，不论就其活跃的程度，或就其创作质量和数量而言，都已逾越下宋元以至清初，可以与唐并列。对于这一高潮时期的我国文言小说，论者和文学史家似乎都还不曾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应有的评价，除《聊裔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外，对其他各书的估价也往往不足或评骘不尽公允。为此笔者以为，从实际出发分析研究其间各重要作家和代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不但是治文学史的需要，也是治《聊斋志异》研究的需要，从而可以更加充分地估计蒲松龄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不朽贡献和崇高地位。
　　
　　一
　　
　　谈到受《聊斋志异》影响最大而学《聊斋》也最有成绩的文言小说，论者往往都首推《皆铎》，如蒋瑞藻《小说考证》引《青灯轩快谭》评论道：“《皆铎》一书，《聊斋》以外，罕有匹者。”几种中国文学吏也追随这一论点，予《皆铎》以高于同类各书的评价。
　　
　　《皆铎》受《聊斋》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书背景的相似上。《皆铎》的作者沈起风，“弱冠登贤书，应礼部试，五荐不售，年未四十，绝意进取以蓍书自娱”(沈清瑞“皆铎·跋))他虽然在科考中比蒲枯龄多进了—个台阶，但绝意进取却比蒲松龄更早。他们同为怀才不遇发愤著书，都是“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的小说家他们又都是富有各方面文学才能的人，沈起风“文清奇浓淡，不名一家……诗古体探源汉魏，近体亦入盛唐人堂奥；词凡三变，始秦。柳，继辛苏，后宗石帚；又好谱乐府，所制(才人福》、《无双艳》、《书中金屋》诸传奇，不下五十余种”(沈清瑞《谐铎·跋》)，这与蒲松龄于写《聊斋)外兼长诗词曲文几乎完全一样。然而沈起风也有与蒲松龄不相同之处。他名其书为“谐铎”。马惠《跋》解释说：“本侧怛慈悲之念，为嬉笑怒骂之文；借蛇神牛鬼之谈，寄警觉提撕之慨。”其目的就是要达到“有裨人心，无懈名教”(韩藻《序》)，这与《聊斋志异》的创作旨趣就有所不同了。
　　
　　《丐妇殉节》是《谐铎》中比较有分量的作品，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也很鲜活。大意是丐妇小苗儿有姿致，夫遇之暴，豪某害死其夫欲强娶之，妇密谓豪仆不惯作富家妇，“但得如尔者事之，则我愿足矣”，求仆急首于官。仆去后，豪逼妇求欢。妇以“以彼遇我虐，故强颜事君子，若相逼，是以暴易暴，相去几何”而拒之。正撑拒间，仆引公差至，系毫而去，妇亦随之去衙署。豪论死，仆以同谋首告，减等系狱。妇于葬夫后自刎死。故事写至此，可谓完整严密，人情毕现，颇得了《聊斋》笔意；然而作者偏偏还要添一个“有禆人心，无惭名教”的尾巴，让妇在死前叹曰：“君臣夫妇，其义一也。丐妇之死，俾天下知尽妇道者，不得以夫为借口；亦以愧夫视臣草莽，而敢视君如寇仇者。”一个丐妇，岂能说出这样一篇封建大道理来，为了说教，几乎把前面的所有真实和精彩都破坏了。这就是《谐铎》的“笔法”，与此篇配对的《雏伶尽孝，及其他多篇，也都以此一“笔法”破坏了本来的精彩。
　　
　　与扬善的同时，还有大量惩恶的作品。作者把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畸形丑恶可笑可鄙的事，借神鬼怪异之说，以嬉笑怒骂之文，予以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笔墨痛快淋漓，让人解气解恨。《泄气生员)写临澶夏生名器通，赴岁试，自分必居劣等，而竟高中冠军。原来学使某公奉命督学西安，临行往辞西安籍的某尚书，极力请教应予照顾的戚属。“尚书下气偶泄，稍起座，某公疑有所嘱，急叩之。尚书曰：‘无他，下气通耳。’某公唯唯，以为‘夏器通’必座师心腹人，谨记之”。正缘于此，某公不顾文章之劣而取了夏生器通。“后公任满入都，告诸某尚书。尚书茫然，俯思久之，忽大笑曰：‘君误矣!是日下气偶泄，故作是言。仆何尝有所嘱也!’某公悟，亦大笑。”此篇选择了典型的细节，揭露了当时官场的腐败，人物形象鲜明，现实感极强；文笔生动自然，无一句夸张语，反觉妙趣横生，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幽默才能。幽默似乎是从笑谑中来，其实深刻的幽默有时是来自感愤。蒲松龄与沈起风都对科考有着终生难释的感惯，所以也各有揭露嘲讽的卓绝幽默之作，沈起风的某些精妙的构思，往往都带着蒲松龄作品的影子。如众生员嘲笑夏器通，有“即学使两眼盲，触鼻亦知香臭”之句，如果不是欣赏过《聊斋·司文郎》中“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的幽默，很难设想能写出此一佳句乃至《泄气生员》的整个构思。受《聊话》影响而采其艺术构思的例子非止此篇。《眼前杀报》中蒲城令的夫人昼寝入梦，“忽魂与猪合为一体”，任庖人宰割，“尺寸几无完肤”的情节，显然来自《聊斋·邑人》“屠人以半猪悬架上，二人便极力推挤之，遂觉身与肉合，……屠人卖肉，操刀断割，遂觉一刀一痛”的精彩描写，如此丰富而奇特的想象，若不是出于借鉴．极难有如此的巧合。当然，更多的地方是虽受启迪但并看不出影子来的。如《讼师说讼》，借讼棍之口，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法堂上颠倒黑白而又无可如何的黑暗现实。
　　
　　王曰：“尔—事挟何术，能颠倒黑白若此?”曰；“是不难。柳下惠坐怀，作强奸论；管夷吾受骈邑，可按侵争田产律也。”王曰；“是则诬直为曲矣，而事。曲作直则何如?”曰：“是更不难。傲象杀兄．是遵父命；陈平盗嫂，可曰援溺也．。’王曰；“是则然矣。其如听讼者何?”曰；“欺以其方，则颜子拾尘，见惑干师；曾母投抒，亦疑其子。况南面折狱者，明镜高悬有几人哉?……”
　　
　　此类处，可谓“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不是仿效《聊斋》的哪一篇，而是得到了它的神髓。另如《村姬寿舌》之嘲状元．《三杖惩奴》之伐奸恶，《棺中鬼手》之刺贪官，都是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佳作。然而就全书论，《谐铎》却也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就是除某些佳篇外，都“做”得太过，从全书框架到具体作品，都有——种有心造作的感觉。一是题目，全是两两相对。如《南部》对《北里》，《鬼嫖》对《神赌》，《讨猫檄》对《祭蠹文》，《术士驱蝇)对《壮夫缚虎》，《上清官除妖》对《森罗殿点鬼》……一看了这些篇目，就觉得是有意作文，而非自然记事，越是刻意求工，越是令人不耐。二是诗词曲文充塞在许多篇中，有些篇还多得惊人。《穷士扶乩》中有新乐府四首、七律等九首及长曲一首；《虫书》中有“冥中八景诗”八首及书信一封；《十姨庙》中有七律十首；《讨猫檄》、《祭蠹文》中的檄与文都成了该篇的主体。看了这些篇后，让人觉得作者不是为做小说而引诗词，而是为表现诗词而做小说。三是在许多篇中搬弄古书古文不厌其烦．《车前数典》、《骡后谈书》、《笔头减寿》，《天府贤书》等篇，几乎通篇掉文说典，迂阔枯燥，令人几难卒读。《聊斋》用典，是它的一大特点。但一般不取幽深，“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古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譬如《青凤》，在孤叟与耿生的谈话中用了夏禹娶涂山孤女的一个典故，引出“公子亦非他人，可请阿母及青凤来共听之，亦令知我祖德也”的情节，牵涉典故的只有数句．既不难解，也不给人以掉文感，只觉得增加了某种风趣，并使下面出现的情节有如水到渠成。而《谐铎》的首篇《狐媚》也用了这个典故，却广引坟典，极力掉文，一写就是一百数十余言，紧接着又是一大段关于《周易》的对白，最后终于转到了调情，而仍以掉文为手段。女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何说也?”宁曰：“卿有意乎?请卜诸《易》。”女随手占得“未济”。宁曰；“未济征凶，事不谐矣。”女曰；“小狐濡尾，虽不当位，刚柔应也，何害?”宁惑之，自此遂同寝处。如此酸腐乏味的调情．自古及今曾经有过吗?这是迂夫子脱离生活的呆想。行文至此，几近僵死。此等处，表现了作者虽有意学《聊斋》，实未窥见《聊斋》的堂奥。从总体而言，说“皆铎》是《聊斋》以外，罕有匹者”，不是有意溢美，便是一种偏爱。
　　
　　二
　　
　　受《聊斋志异》影响最大的另一部作品是《夜谭随录》。作者和邦额，满州人，他接受《聊斋》的影响首先是在鬼狐题材上。喜谈鬼孤，几乎是所有传奇志怪小说作者的共同兴趣，而和邦额却显得特别偏嗜。他在该书《自序》中说：“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谈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并声言：“《夜谭随录》即谓为志怪之书也可。”所以蒋瑞藻说他“著《夜谭随录》一书，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花朝生笔记》)但这并不是切合实际的评价。《夜谭随录》虽自云“非怪不录”，但有些作品也触及了现实和时弊；虽追摹《聊斋》笔法，但因游踪广远，遍历南北，目击过各地风物人情，所以给写鬼志怪的作品抹上了特异的地方色彩，鲁迅也说他“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中国小说吏略》，第二十二篇)，不完全是蹈《聊斋)的故辙．至于文笔租犷，也不尽然，不但写景叙情时有佳句，而且在人物对话中反而有过细的缺点(说详下文)。如果说蒋瑞藻对《谐铎》的评价失之过高的话，对《夜谭随录》的评价则失之过低，有些文学史之类受此影响，也往往对《夜谭随录》作出苛刻的批评。
　　
　　还有一点是文学史之类常常因袭的，即鲁迅在《中国小说吏略》中指出的，《夜谭随录》“颇清材他书(如《佟*（左角右奇）角》、《夜星子)、《疡医》皆本《新齐谐》)，不尽已出”．上海古籍出版杜本《夜谭随录》“前言”说：“和邦额是否读过《新齐谐》，实难断定。”其实是可以断定的，直枚在《于不语序》中说他一生以稗乘广记自娱，然后又以“数十年来闻见所及足以游心骇耳者”编成此书，可知《新齐谐，的写成不会太早。又据袁枚遗嘱说此书在他生时业已开雕，意谓他未必及见此书的雕成和刊行。袁枚卒于喜庆二年(一七九七)，而和邦颤的《夜谭随录·自序》作于乾隆己亥(一七七九)，在袁枚死前十八年(夜谭随录，书已完成，此时《新齐谐》尚未刊行，可知《夜谭随录》不会“借材”于《新齐谐》。其中题材相似的三篇，或因各据所闻而写，或因袁枚在“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新齐谐序》)时，采到了与《夜谭随录》撞车的文字资料而写入其书，未必即可断为和邦颤“借材”于《新齐谐》。
　　
　　和邦额既然酷嗜鬼狐，写鬼孤之事也就特别有心得，有些佳篇，直逼《聊膏》。他善于安排情节，勾勒景色，刻画人物心理，以营造氛围。如《尸变》第二则，写某公未第时，税居于广渠门外古寺中小闹上，僧嘱以“后窗可不必开也’，稍留悬念．下面一段文字，即通过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营造出恐怖故事所特有的气氛：
　　
　　居无何，甚苦炎热。自思；“夏日栖居，古人所忌，非北风不能清暑．纵有暴客，亦不足为寒士忧。”遂拔*（外户内睘）启窗，见绿野青畴，一望兄际。楼下临丛界处，古冢累累，不止什佰，更有未葬而瓮厝于茂草间者，几十余柩。公笑曰，“对此正不敢不乐。”夜月上，清风退凉，乃命酒仕酌，凭窗远瞩。醉后洒酒莫楼下曰，“长眠人苟有荷锸者，见此杯中物，当来歆也。
　　
　　因为不听僧言而开窗，乃引出故事的主体，从约二更余尸出写起，写到三更向近尸临窗下，最后写到公以书击鬼，翌日僧视书乃《周易》下卷，笑曰：“措大兵器亦大异人”，以风趣结篇．此类故事本无深意，不过以写怪异满足自己的偏嗜从而满足读者的偏嗜，《聊斋》中的此类作品，亦复如是。但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美学追求面存在，只要经过精心设计，从容走笔，写成一件美的艺术品(譬如恐怖美)，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震动，就算是上乘之怍．与此相反，仅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书中那样，简单地述一件鬼怪的异闻，或结合简述发一番议论．读者经受不到形象的感染和艺术的震颤，就不算是艺术晶。
　　
　　当然，这种艺术晶还没有进入鬼孤之怍的更高境界。在《聊斋志异》中，为后之作者提供了许多以鬼狐幻变表现人生和人情的楷模之作。这些作品对和邦额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夜谭随录》中也有许多写得很成功的此类作品。《谭九》的题材不过是普通的鬼遇，然而它充满了人情，风俗画般地表现出了惨淡的人生。它写一个有同情心的青年谭九，在借宿的人家遇到一个穷苦老人的先妻、亡媳和天孙之鬼，但他不知是鬼，只看见他们贫困悲凉的生活景况。事后见到老人，获悉真情，乃倾自己所有井尽上自己所能尽的力量，完成了在借宿时曾经向他们作出的许诺。读过此篇，很难忘记那个簿灯悬壁的寒室之夜，主客的每一问答间，都表现出真挚然而凄凉的人情。尤其难忘的是，妇见潭九就灯吸烟，有欲烟之包，媪问“小郎肯见赐否”，谭以烟囊付之，媪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正是此时，谭作出了赠以烟和烟具的许诺。后文写他买了纸烟具和烟，重至其墓，祝而焚之，完成了与前文的照应，也完成了作者借鬼事写人情的悲天悯人的命意。篇末的’兰岩曰”中说的“鬼而贫也，尚有阳世以为不时之需，人而贫也，其将告助于谁氏耶”，则是借此篇对人生所发的深层感慨。
　　
　　用现实题材，借幻化编织故事，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和感慨的杰作，是《陆水部》。此篇的价值，不仅如有的论者所说，是因为写了一个死于文字狱的真人，“颇持直笔，无所隐讳，亦难能矣”(蒋瑞藻《花朝生笔记》)；还因为它能融真人真事与幻异传说为一体，以清初社会和朔方景物为背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神奇而悲惨的历史图画。历史上的陆生柟以著《通鉴论》而罹祸，和邦额作为一个满洲人，冒着被指为“悖逆之词”的危险，以充满同情和痛惜的笔墨，演义了他罪戍察哈尔途中的一段遭遇，刻画了他不慎于言卒遭不幸的悲剧性格。本篇的中心故事，是陆生梢在穷途中遇到一位自称“黎公”的老翁，翁将以三女阿紫妻陆，而陆于酒后大言：“特笑老翁不学，命名阿紫。夫阿紫者，狐狸之称，淫妇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为之作媒的胡秀才失色说：“君失言矣!予执柯之功，乃至此休哉。可惜，可惜!”陆生梢就是这样一个每因失言而罹祸患的悲剧人物，其后终因“性愎而执，口不择言，竟坐讪谤伏法”。历史上的陆生梢的不幸遭遇为人所悲悯，但其生平事迹是抽象的，不能给人以形象的实感，而艺术可以将其形象化，也许民间本有传说，也许出于作者的虚拟，总之是在一个风光俨然的故事中让人物活起来，又通过典型的细节，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性格。《聊斋》中早已有用历史人物结合幻化写出佳篇来的先例(如以陈宝钥的传闻写出的《林四娘》)，和邦额深得其三昧，又有“不凛三缄之戒”(《陆水部》篇后论赞中浯)的胆量．干是写出了这篇极有特色的小说，为同类书中所罕见的奇文。
　　
　　《夜谭随录》在写人时，注意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着力刻画，把这个人物写活。《碧碧》中的男主人公“素有断袖之癖”，曾因调戏一“姣童”而被挤干岩下。新婚后有一内侄来访，竟是那个“姣童”。此时从心理和行动上刻画人物的癖性，层层递进，步步转折，文简而意丰，既真实合理，又生动有趣，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
　　
　　既来，非他，正囊日挤身岩下之姣童也。孙大骇，回念前事，深自蹐跼。而少早谈笑自若，毫不介意。孙始而妄之，既而昵之，已而渐生押亵，觑隙骤接其吻。少年惊怒曰；“狂奴故态，一毫未憧。岂有作人尊长，而不自庄重如是者哉!”
　　
　　《夜谭随录》确实学到了《聊斋》的某些神髓，但也有摹仿太过甚至因袭个别情节之处。《秀姑》中生与女恋而挑及其婢的两段描写，实得自《聊斋》中的《粉蝶》；《倩儿》中的求行乞病疥僧救命的情节，则得之于《画皮》。摹仿太过，必然会限制创造性。英国诗人杨格说：“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像阿尔迷达(按为女巫之名)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摹仿者从这开花的春天里移植桂树，这些桂树有的移植后就死下，至少在异乡的土地上全部憔悴了。”上举情节，在《粉蝶》和《画皮》中是构成花香乌浯春天的佳木，到了《秀姑》和《倩儿》中就成了憔悴于异乡土地上的朽株。《夜谭随录》的另一个缺点，是对话的不梢。《聊斋》注意将里巷俚语融入文言小说的对话以增加生活气息和生动性，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同时又不忘保持文言小说简洁凝炼的特色，所谓“义典则弘，文约为美”（刘勰《文心雕龙·铭箴》)，“意则期多，字惟求少”(李渔《闲情偶寄》)，因而在写对话时惜墨如金，力避冗弱。而《夜谭随录》中的人物对话．除佳作如《谭九》、《陆水部》等篇外，往往都显得冗长。每读到这种对话，便觉得远离了《聊斋》的意境。看来作者忽略了“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道理，在设计对话时，只注意了求工于摹拟口语，而忘记了学习简约。
　　
　　三
　　
　　从总体上说，学《聊斋志异》学得最俾的是《萤窗异草》与《夜雨秋灯录》。
　　
　　《萤窗异草》作者署长白浩歌子，部分篇后附有“随园老人曰”的评语。因其刊行时间在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和三年(一八七七)，故有人疑为此时期的作品。但鲁迅认为“似乾隆中作”(《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戴不凡发现一个题作《聊斋剩稿》的《萤窗异草》抄本，“纸已敝败，盖不知已经过多少人阅读使然”，他认为“就纸邑而观，当不晚干乾隆”(《小说见闻录》)。梅鹤山人则在《萤窗异草·初编》序中说：“客有以《萤窗异草》抄本见示，款署长白浩歌子，未悉为何时人，或称为尹六公子(按指乾隆时人尹庆兰)所苦，顾随园老人评语，的系附会。”他也认为作者是乾隆时人并落实到尹庆兰，但否定随园评语。看来是否为尹庆兰作虽尚缺佐证，但推断为乾隆时人当无大谬。
　　
　　梅鹤山人在初编序中还说：“其书大旨，酷摹《聊斋》，新颖处骎骎乎升堂入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层是，《萤窗异草》酷摹《聊斋》；另一层是，只有那些既酷摹《聊斋》而又写出新意来的作品，才称得上升堂入室。也就是说，他肯定了其中可以称为“新颖”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可以与《聊斋》相埒或相近。这一基本估价是正确的，统观《萤窗异草》，不曾发现有写得很失败的作品，而且都很像《聊斋》，而其中又确有相当出色，甚至放在《聊斋》中可以称作“乱真”的佳作。
　　
　　仅仅在题材上拓宽一下天地，不过是写一本新作品的必需；而在构思、意境、趣味及阅读效果上有独到之处．才是一本新作品写得成功的标志。如果仅能以经典作品为模式编出几个情节不同的故事，那还算不得新颖；而若除了有新的情节外还有在经典作品中迄未出现的新妙趣，那才真正是出新之作。《萤窗异草》中的《隔江楼》，就具有在《聊斋志异》中尚未碰列的新的妙趣。此篇写的也还是一个人鬼相遇的故事。一个姓刘的江南医生，在棹舟去江北行医扶醉欲归时，遇见了一个曾给她看过病的名叫“大姑”的女子。时江上明月，楼上灯光．女子凭栏招手邀他登楼啜茗，他醉中忘其已死，于是欣然登楼。——这里是美的景色与恐怖的氛围交织成的一种引入入胜的意境。读至此，一面为不可测的下文所吸引，一面为主人公捏着一把汗。下面的艺术境界是极为有趣的。女子招待的是过去为她看过病的医生，今天又请他看病，她并无恶意，然而醉中的刘医生却偏要一步步引逗她或逼使她揭开入鬼之间的那层面纱。底下的情节是一步比一步恐怖，而刘医生的性格行为却一步比一步荒唐。他先是谈兴越来越豪，询问起“九幽”的风景，女也一一为之敷陈。他更忽然戏曰：“闻缢死鬼颇可畏怖，今日见子，何殊不然?”女正容答曰：“恩义当前，劣形何敢顿现?”但他不信，居然“迫欲观之”。因为“女终不肯”，他竟吸烟喷之促其现形，在他这样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招惹下，女终于不能复耐，呼曰：“迫妾惊君，非妾之罪也！语未终，乃现鬼形，发披愁云，舌垂惨血，刘不觉惊倒在地，酒为之醒。令人感动的是，刘医生下楼时，“足软不能步”，“暗中似有人掖之”，含蓄地表现了女终无害他之心且施以帮助，无奈他不知自量，得寸进尺，自取其祸，可笑又可悲。像这样既有清丽的风景，又有恐怖的氛围，既有喜剧的谐趣，又有动人的人情的鬼的故事，不但《聊斋》中所未有，而且也不见于他书，是化鬼怪故事之腐朽为恐怖喜剧之神奇，堪称为不可多得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谐趣实在是文言小说中的一道绝好的风景。《隔江楼》中有之，其他篇中也有。《谈易狐》写的是狐，嘲讽的却是人，而在写孤时不乏谐趣之笔。此篇叙陕西某郡学宫，请生列坐奎楼下会讲经义，忽一耄蠢叟笑立于诸生坐后，曰：“欲明周易，何弗下询衰朽?”于是中堂答疑，滔滔如悬河。为师年余，诸生遂精通易理。下面有一段有趣的情节：“偶遇诸生邀饮，必欣然赴招，沉醺始返。忽一夕，月色甚佳，赏心尽醉。欲去，众力挽之，良久，始得脱。绥绥径入殿后，月下微露其尾。众大骇，始悟其非人，狐尚不自觉。”一位年高德劭精通易理的长者，忽然于月下露出摇摇的尾尖，其情其状，令人绝倒。然而恰恰是这位人前出丑众皆捧腹的老孤，使那些受益的渚生“每遇学使者下车，易经一艺，微奥宏深，犹能冠河陇诸郡”，细而思之，对狐的嘲讽难道不是对人的嘲讽?还有一点优长不可不提到的是，此篇虽名《谈易狐》，但并无谈易的具体内容，因此避开了艰深枯燥，专力写情写谐，成为真正的艺术品，比起那些动辄引经据典大谈哲理的作品来不仅高出一个层次。
　　
　　《萤窗异草》中的作品，有些即使不能算通篇新颖，也自有其新颖之处。如案狱小说，《聊斋》中的名篇是叙案情兼叙人情，或者说是注意在案狱小说中表现人物心态，刻画人物性格。其他笔记小说中写案狱者很少做到这一步。《萤窗异草》中的《定州狱》情节颇曲折，仅从其夫妻恶作剧而酿成命案的中心情节中，山可以看出它在表现人物心态，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所流露出来的《聊斋》神韵。一个村民，娶了一个“年二九，颇风格”的妻子，他“密于防闲，以故归宁之期绝少”．其妻偶因娘家村中有社事演戏，被父母迎回，“民固雅不欲，淹留未久”，便“往促之归”。这就是民的性格，作者解释这种性格说：“实亦新婚未久，燕尔情浓，非有恶念也。”尽管如此，这一性格在生活冲突中却愈演愈烈因而埋下不幸的种子。“及社事将阑，民又往．为言母以劳疾作，理宜遄归，絮絮不止”，而妇又“贪观剧，甚不愿(归)”，“民不能强，遂悻悻自去”。“悻悻”是其性格的发展。由于“悻悻”，引来了“自愤”：“贱骨朵不念枕席情．只图欢笑，吾必辱之!”于是乘夜悄然复往，“远望妇果在，指顾笑语，意甚欢，民益大恚”。看见爱妻同姑姊妹笑看，他都要嫉妒生气，其性格特点已达到饱和的程度。基于这种嫉妒的性格，终于导致了他的恶作剧：趁妻坐矮屋上垂足看戏之际，暗中脱其一履速奔回家，“计俟其晨归，痛辱之以泄积忿”。当其妻发现失履连夜赶回之后，民特意为之燃烛，于是进入恶作剧的高潮井导致了可怕的后果。
　　
　　夫早见其无履，乃佯笑曰：　
　　“汝以足来，迹殊有异。”妇伸其有履者，亦笑曰：“若孜孜凝视，岂有人跣而行耶?·夫注目良久，遽曳其右足曰：“是何独无?”妇大惭，低鬟无语。夫谭骂曰：“不从我言，致出此丑，虽醢汝身，不足泄忿矣！”固诘其履，妇无以对。夫曰：“履在足上今不见，其事可知．予犹以汝为室耶?”喃喃登栖，怒骂不休，且言明日迹得之，决杀却．遂复卧，意盖愧柞之而已，辗转絮*（左目右舌），不觉熟寐。妇惶恐无以自容，又虑为邻里笑，意缒帛于梁而自缢。
　　
　　至此，民的性格．刻画尽致。其后，民见妇死，是“大怖且悔”；处理了尸体归来后，则“寂然反室，思妇之情好，不禁怅惋”，照应前文“燕尔情浓，非有恶念”，对他的性格刻画，是自然又合理的。后文写其妻得救不死，而民“以诬罔论徒，妇遂别嫁”，对照民惟恐别人分其所爱之欢而恶作剧，结果竟是自己论徒而永失其妻，不亦悲乎?所以这里完成的是一个嫉妒型的悲剧性格的塑造。
　　
　　尽管《萤窗异草》学《聊斋》学得很像，但不可能学到《聊斋》的所有优长。正如一位外国批评家所说；“同其他艺术一样，诗歌中也有某些东西是不可言传的，……诗的那些潜藏的韵致，那些觉察不到的魅力，以及一切神秘的力量，都注入心中，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教导方法可以使人学会的。”既然有些不可言传的东西学不列，《萤窗异草)就从有迹可寻的方面去努力，于是在一些不该像或不必像的地方学过了头．《萤窗异草》的题目，与《聊斋》相同和相近的，就有《尸变》、《酒狂》、《折狱》、《续念秧》、《续五通，等十余个。《续念秧》开篇称：“《聊斋》言念秧之事，隐括其奸，既已如犀照怪，迄今行旅所传，又有数事……”《续五通》开篇称：“五通邪神，《聊斋》及诸书言之详矣，近今奉祀者少减，然而旧闻犹有可嗤者，因井附录于左。”都是明示学习和继承《聊斋》。《斗蟋蟀》首句“促织之戏，肇自宋明”，与《聊斋·促织》首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意极近似。《尸变》虽不同于《聊斋》的《尸变》。但显系受《聊斋》中《妖术》的影响。《痴晴》开篇则说“又非如《聊斋》之小翠，能以术易其夫者“，从反面透露了是受《小翠》的启迪。《秋露纤云》谁能说不带着《秋容小谢》的影子；《温玉》简直就是《莲香》的翻版。这就使《萤窗异草》成为—本有许名佳篇，但又带着过多摹仿痕迹的作品。
　　
　　四
　　
　　学《聊斋志异》最像，与《萤宙异草》也最为近似的，是《夜雨秋灯录》。
　　
　　提到《夜雨秋灯录》，不得不首先厘正它的真伪两种版本。因真本收的是宣鼎的二百三十篇原作，伪本仅收宣作五十五篇，其余五十八篇皆为赝品，面前音自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上海申报馆刊行后几近绝版。后者却经多家书局翻印广为流传，以致使鲁迅先生误怍出“所记载，则已孤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的论断。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上海申报馆的原刊本。据此可知在二百三十篇中写“烟花粉黛之事”的只有十余篇，依然是以孤鬼为盛事的《聊斋》遗风，愈加证明了鲁迅说它“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的正确。
　　
　　不过《夜雨秋灯录》因作者“少膺孱弱，壮值乱离，濒于死者再而皆得不死”(宣鼎《自序》)的经历所决定，它以其晚清社会的现实和作者的独特感受，给这些写人生或写鬼孤的作品，带上了时代的内容和个性的特色。《父子神枪》是一篇可以代表《夜雨秋灯录》风格的小说。它写到“枪炮者，火器也，弁士行伍者习之，轰击凫雁者亦习之”的作者时代的生活．写到“贫无生计，均善火炝”的戈氏父子。写到托言“明季正德朝”实即作者的时代，营卒数十人擒一贩私盐者，先是殴打，后又要捉去治罪的暴行。写到戈氏父子击毙两奉，拯救盐贩，诣州牧自守，判罪待决的义举。—一这部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其后写盐贩之女献珠御史，托言戈女，营救戈氏父子，使其改死刑为发配云南军。于是在那片神话般的边地密林中，展开奇妙的想象，射杀异兽，大象送行，历尽曲折。终得团圆一一从多方面体现了《夜雨秋灯录》的个性特色。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着眼现实，留心人间的苦难，又展开想象，构思曲折的故事，从而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以实现“樵歌牧唱，有时上献刍荛：鬼董狐谐，无语不关讽劝”(宣鼎《自序》)的创作旨趣。
　　
　　宣鼎特别致力学习的，是《聊斋》编织曲折故事展开精细描写的艺术手法，即听谓“将市人小说的艺术方法揉进了以传奇志怪的文人小说，开辟了传统文人小说的新境界”的做法，井时有新的发展。但明沦在《葛巾》后评(铸记书局《全图聊斋志异》卷四）中说：“此篇纯用迷离闪烁、夭矫变幻之笔，……事刚反复离奇，文则纵横诡变，观书者即此而推求之．无有不深入之文思，无有不矫健之文笔矣。”这在《夜雨秋灯录》的多数作品中部得到下体现。在“反复离奇”、“纵横诡变”中，出现了许多以其艺术魅力吸引读者，乃至引入欢忭或催人泪下的佳篇。如开卷即可寓目的《青天白日》、《银雁》、《东邻墓》等等，几乎每篇都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麻疯女邱丽玉》是《夜雨秋灯录》中的名篇，因出于传说，山尝见于他书，但都不及《夜雨秋灯录》中所写，就是因为艺术手法不及的缘故。“过毒”之说虽违背科学，但不违背艺术。作者从这一特殊构思出发，设计出“反复离奇”的情节，在坎坷不幸的命运和善良美好的人情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终于创造出这篇具有可歌可泣的艺术力量的成功之作。《夜雨秋灯录》在学习《聊斋》“迷离闪烁、天矫变幻之笔”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发展和创新，这就使各篇的笔法不拘干一格，而以不同的需要，该“闪”的“闪”，该“幻”的“幻”，使文笔摇曳生姿，矫健灵活。如《烈殇尽孝》中，叙孝女柳珮被人骗至腰站逆旅，此处写道：“日则静掩双柴，夕则一灯闪壁，……忆母之心终不释。”紧接着此句写道：“媪(柳讽母)自送女出门，愈无聊赖，……忽闻女子扣门声，……媪惊喜，强起拔键，……（柳珮)冉冉拜灯下曰：‘儿真归矣，母心慰否?”这两段话，一段写柳佩在腰站逆旅忆母，另一段写她到家见母，中间有一段不小的空白，即她是如何离开腰站而到家中的，这个在以往的作品中为必叙的过渡段，在这里却省略了。这就是所谓“闪”，即一种跳跃。跳跃是会给读者留下疑念的，有了疑念就期待下文，因而增益着吸引力。跳跃可以使人一眼望不到底，即不能看开头而知结尾，这就使作品具有了虚实掩映的迂回感．如游一个谐趣园，须历尽曲折才看到最后一道风景。再如《盈盈》，当写到盈盈被火器打倒在地，刘生因其误毙而痛哭时，便不再写下去，笔锋一转，却去叙别的人和别的事。谁知在山重水复的后文中，出现了“忽张叟亦携女(盈盈)来”之句，才知盈盈并没有死，此时始补叙出她未死之由。这中间也是一“闪”、“闪”出了一个避开平直，造成跌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观赏之趣，使小说平添了新颖和生动性。《夜雨秋灯录》写鬼狐怪异，也是既继承《聊斋》又时出新意。《柴秀才》写的是三生之事．显然是受了《聊斋》中《三生》的启示，但它绝不重复《三生》的写法，而是从《聊斋》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广采营养，创造出一个更为丰富的幻想世界，让人读着，既像是重沐着《聊斋》中鬼怪故事的晚风，又像是在一种新的超自然夜景中探幽。作者在“懊依氏曰”中感叹说：“柴秀才三世了了，来去自如，可谓奇矣。惟平泉花木，不乏旧雨，勾栏粉黛，尚有情云，昏昏夜台，殊不寂寞，特恐淫昏之公子，村蛮蠢妒，又欲以势利压穷措大耳。为之掷笔三叹!”作者的寄托是深而且复杂的。他创造的柴秀才“厌为人而乐为鬼”，这让人想到当时人世的痛苦有逾阴间，但为鬼就投有痛苦了吗?言念及此，不禁掷笔，作者在写鬼之篇中寄寓了自己独特的忧思。《邬生艳遇》是写狐的，也还是书生遐想、美人自来的《聊斋》路数，但作者似乎要塑造一个完美的孤女形象，他让她和书生在一段爱情生活中各得到满足之后，就悄然离去而保持善始善终。她绝不对她的爱人“朝伐夕戕，非髓竭神枯而不巳”：她又怕“洁身而退，令人魂销气结不能忘”，故用幻术使对方心死，讨回所赠以免对方触目伤心，寄以丹砂令对方服后“思女之心亦释”。于是作者赞道：“情之所在，父母师保不能止，天地鬼神不能禁，山川河海不能隔；顾为情而来，情既尽……不以余情害情人，复能以幻相警痴子，是非真深于情者乎!”(“懊依氏曰”)点明了本篇不同干他篇的立意。《珊珊》写的是虎女与人的婚恋。这类作品不太多，自唐人薛渔思写了《申屠澄》之后，类似题材罕有佳篇，《聊斋》中虽有写虎的作品，但都无关婚恋。珊珊形象的可爱虽未必超过薛渔思所塑造的虎女，但情节的奉富则大大超过《申屠澄》，所不同的是《申屠澄》以悲剧终，留给人的是遗憾和难忘；《珊珊》以大团圆收尾，读完则无可回思。《鳄公子》写鳄，生面别开，将令人畏恶的鳄写得可爱是本篇的成功，也为物怪题材开拓了新的天地。最写出动人之致的情节自然是鳄的死，然而刚撩起读者的悲思，旋又被一个依然是大团圆的结尾弄得甚感无聊。这不能不归咎于《夜雨秋灯录》作者艺术思想上的一个误区。他总是殚精竭虑地去追求艺术的严整和读者的满足，然而过于的严整和满足，就使得艺术构思有规律可寻，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总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一丝不爽，大团圆结局，就似乎万事都由全能的上帝遥控发展，不了一个避开平直，造成跌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观赏之趣，使小说平添了新颖和生动性。
　　
　　《夜雨秋灯录》写鬼狐怪异，也是既继承《聊斋》又时出新意。《柴秀才》写的是三生之事．显然是受了《聊斋》中《三生》的启示，但它绝不重复《三生》的写法，而是从《聊斋》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广采营养，创造出一个更为丰富的幻想世界，让人读着，既像是重沐着《聊斋》中鬼怪故事的晚风，又像是在一种新的超自然夜景中探幽。作者在“懊依氏曰”中感叹说：“柴秀才三世了了，来去自如，可谓奇矣。惟平泉花木，不乏旧雨，勾栏粉黛，尚有情云，昏昏夜台，殊不寂寞，特恐淫昏之公子，村蛮蠢妒，又欲以势利压穷措大耳。为之掷笔三叹!”作者的寄托是深而且复杂的。他创造的柴秀才“厌为人而乐为鬼”，这让人想到当时人世的痛苦有逾阴间，但为鬼就投有痛苦了吗?言念及此，不禁掷笔，作者在写鬼之篇中寄寓了自己独特的忧思。《邬生艳遇》是写狐的，也还是书生遐想、美人自来的《聊斋》路数，但作者似乎要塑造一个完美的孤女形象，他让她和书生在一段爱情生活中各得到满足之后，就悄然离去而保持善始善终。她绝不对她的爱人“朝伐夕戕，非髓竭神枯而不巳”：她又怕“洁身而退，令人魂销气结不能忘”，故用幻术使对方心死，讨回所赠以免对方触目伤心，寄以丹砂令对方服后“思女之心亦释”。于是作者赞道：“情之所在，父母师保不能止，天地鬼神不能禁，山川河海不能隔；顾为情而来，情既尽……不以余情害情人，复能以幻相警痴子，是非真深于情者乎!”(“懊依氏曰”)点明了本篇不同干他篇的立意。《珊珊》写的是虎女与人的婚恋。这类作品不太多，自唐人薛渔思写了《申屠澄》之后，类似题材罕有佳篇，《聊斋》中虽有写虎的作品，但都无关婚恋。珊珊形象的可爱虽未必超过薛渔思所塑造的虎女，但情节的奉富则大大超过《申屠澄》，所不同的是《申屠澄》以悲剧终，留给人的是遗憾和难忘；《珊珊》以大团圆收尾，读完则无可回思。《鳄公子》写鳄，生面别开，将令人畏恶的鳄写得可爱是本篇的成功，也为物怪题材开拓了新的天地。最写出动人之致的情节自然是鳄的死，然而刚撩起读者的悲思，旋又被一个依然是大团圆的结尾弄得甚感无聊。
　　
　　这不能不归咎于《夜雨秋灯录》作者艺术思想上的一个误区。他总是殚精竭虑地去追求艺术的严整和读者的满足，然而过于的严整和满足，就使得艺术构思有规律可寻，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总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一丝不爽，大团圆结局，就似乎万事都由全能的上帝遥控发展，不必担心事出叵测的悲剧，这样一来，自然人生的真实性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严重的时侯便失去了可信性。幸而《夜雨秋灯录》中多数作品都有复杂曲折的情节，靠它产生的趣味还可以抵销一点真实性和可信性的不足；而那些情节单纯点的作品，如《狐侠》之类，则无力抵御不足，让人只能惊叹报应之不爽和上帝之万能了。
　　
　　另一个足以削弱或破坏小说真实性的缺陷，是某些情节的因袭或摹拟——这也是别的摹拟《聊斋》的作品的—个通病，读者刚走进未曾见过的情节里，被一种新鲜的真实感所征服，忽然看见早已在别处见过的情景，于是便从艺术的催眠中醒过来。《白老长》情节很复杂，都是新颖的，但有一个情节是，白老人（蛇妖）以宝镜照出官的“驴头修修然”。笑曰：“此其所以为驴也，自以为一鸣惊人，讵一见草料，即俯首戢耳受羁勒，驴之本领，不过如是耳。”以官为驴的构想，不能不让人想到《聊斋》的《潍水孤》，而“异史氏曰”中的“驴之为物，庞然也，一怒则踶趹嗥嘶，眼大于盎，气粗于牛，不惟声难闻，状亦难见，倘执束刍而诱之，则帖耳辑首，喜受羁勒矣”云云，岂非如出一辙!《盈盈》的开头，盈盈与邬氏在门首遇见白袷衣青丝履的刘生步过，盈盈秋波频转，邬氏以成全之语戏之的情节，不能不让人想到《聊斋·胭脂》开头胭脂与王氏在门首相遇见白服裙帽的鄂生，胭脂秋波索转之，王氏以成全之语戏之的情节。至于《假五通神》开篇的”南人之崇奉五通，犹北人之信狐也“，与《聊斋·五通》开篇的“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意辞皆雷同，毫不回避，显示了其步踪《聊斋》而不想讳之的磊落之态。别林斯基说：“学生如里把先生当作一个范本，而不是一个敌手，他就永远不能青出于蓝。”这就是《夜雨秋灯录》及别的仿效《聊斋》的作品，始终不能逾越其所学经典的原因之一。
　　
　　五
　　
　　受《聊斋志异》影响而声名最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已如上述。另如《影谈》、《昔柳摭谈》、《遁窑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社会效果都不能与前所论者相比，而受《聊斋志异》影响的范围也大致不超出上论诸书，故不拟一一详论。唯《醉茶志怪》，声名和影响虽同样不能比拟上论诸书，但思想艺术有其不可掩没的特点，又是以兼学《聊斋》、《阅微》相标榜，故有单独分析一下的必要。
　　
　　《醉茶志怪》在摹仿《聊斋》的作品中是晚出者，大致与《夜雨秋灯录》录》同时。作者李庆辰，从《天津新县志》中知他是天津人，并知他“襟怀旷逸，力学安贫”，“没后，子亦病废，家世陵夷”。杨光仪在《醉茶志怪》序中说他“落拓一衿，寒窗坐老”，并说：“窃谓著述家之有说部，诚以蕴蓄于中者，既富且久，而长此寂寐，无以自达，不得已寄情儿女，托兴鬼狐，子虚乌有，感触万端，其志亦可悲矣。”可知他的穷困潦倒，正不亚于蒲松龄，而其著作中的寄托之悲也与《聊斋志异》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其《自叙》里有一段抒情言志的自白，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受到蒲松龄何等深刻的影响。
　　
　　仆半生抑郁，累日长愁，借中书君为扫愁帚，故随时随地，闻则记之，聊以自娱。于是二三良朋，时来蜗舍，此谈异说，彼谈奇闻。谓夫千年华表，信可狐烹；三尺荒坟，真聆鬼唱。信以传信，清谈增鬼火之光；玄之又玄，雅谑生幽魂之色。再忆昔年游历，悉供今日搜罗。始欲米聚而为山，久遂裘成于集腋。维时风萧雨晦，人静夜凉，茶烟飞古鼎之香，兰炷吐秋灯之焰；濡毫吮墨，根笔直书，则此中之况味，真有不堪为外人道者也。
　　
　　作者虽在《自叙》开篇声言，“一编志异，留仙叟才迥过人；五种传奇，文达公言能警世”；杨尤仪在为他写的序中山说，“观其自序（叙），首引蒲留仙志导、文达公五种，是盖合二书之体例而为之者”，但内他从蒲松龄那里接受的影响刻骨铭心，已经陶冶了他的整个感情世界，而与纪昀。从社会地位到思想感情都相距甚远。所受影响有限，因此《醉茶志怪》还是更接近《聊斋志异》的一部书。
　　
　　李庆辰在《自叙》中对《聊斋》和《阅微》的并加推崇，是因为看到两书已形成对峙并同孚隆誉，他深知“创之匪易，捷足者既已先登，而继之殊难，后来者莫能居上”（《自叙》），自度无力超过它们，也不能与之形成鼎足之势，才退后一步，作兼采二者之长的设想。但他并不能遵循《阅微》的创作原则。《阅微》最以为不可的是“一书而兼二体”，而《醉茶志怪》恰恰是“一书而兼二体”，而且在这一点上比《聊斋志异》表现得更为突出。《聊斋》是以较长篇幅的传奇为主，短篇志怪为数甚少，附于各卷，形同点缀。《醉茶》则志怪虽短而篇数极多，在分量上与长篇传奇平分秋色，“二体”之势愈益彰著。其次，这些志怪短篇的写法，也与《阅微》不同。《阅微》的常例是简述一事，议论随之；《醉茶》则单述异闻，绝少议论，偶或有之，则以论赞（“醉茶子曰”)的形式出之，买与《聊斋》设“异史氏曰”相同。再次，有一些短篇固然像《阅微》、如《鬼吟诗》、《梦诗》、《李茂才》、《花果楼》、《乩示题》、《鬼影》等等；但另一些则更像《聊斋》、如《地震》像《聊斋·地震》、《妖术》像《聊斋》中的《蛙曲》、《鼠戏》、《产龙》像《聊斋》中的《蛰龙》、《头飞》像《聊斋》中的《头滚》、《小夜叉》像《聊斋》中的《小官人》、《小猎犬》。应该说，《醉茶》的长篇传奇固然是学《聊斋》，而短篇志怪也没有脱去《聊斋》的笔致，绝非纯效《阅微》。至于如《说梦》等篇，则另有所属，非《聊斋》、《阅微》所能概括。表现丁作者的散文才能。
　　
　　《醉茶志怪》在艺木方面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与《聊斋》比，尤其是与摹仿《聊斋》的作品比，它更简洁、明快；与《阅微》比，它生动、形象。它的传奇长篇，都是田内容复杂，情节曲折，不得不长；而简短单纯的素材则绝不拉长．只写成短汁。池是量材为用，所以有长有短，甘冒“一书而兼二体”的讥讽，也不强求一律；但不论篇幅长短，都要求简洁明快，这源千作者的创作个性和浯言造诣；不论传奇志怪．都要求生动形象，这得益其观察的敏锐和生活的积累，作者很善于从生活中吸收创作的营养，即使是鬼狐的题材，也必从生活中掠取人情，使幻化的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和浓厚的人情味。作者饱经风霜，阅世已深，各色人等，俱极熟稔，同时双有很好的语言功力，所以能写得生动传神，有些佳篇堪与《聊斋志异》同赏。《苏某》是一篇有特色的小说，情节婉转而文笔简练，且有新意。故事的开始。也还是人狐相恋的老话题，但到了苏某因贪狐之色一病不起时，便展开了一种新的构思。本来狐女是“恃有妙药”才“贪欢不已”的，“若能服丹，寿同金石，且换凡骨，伉俪不仅百年”，可是当她吐口中之丹将饮病者时，却被苏某的镣仆甲抢去吞服，致使女失色曰：“尔真杀我夫也!”复向苏哭诉：“孰意君生疑忌，彼施计巧，是殆命也。五日后，君必死；妾以君故，亦不免于雷殛。奈何!奈何！”结果如女所云。而甲则“发苍而转黑，八十余犹能夜御数女，颜如童子焉”。此篇的新意在于打破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僵死的格局，写出于一个真正的悲剧：而现实生活中总不乏形形色色的悲剧，所以它给人一种真实感，虽然人狐之事并非真实，但一旦成了艺术品就变得真实感人。坏人而得善报，为现实中的常情，故读到甲“八十余犹能夜御数女，颜如童子”时，不公的现实世界的活景便映入眼帘，横上心膈，让人兴苍天无限的浩叹。
　　
　　比《苏某》篇幅更长，情节也更曲折的，有《阿菱》、《如意》、《柳儿》、《爱哥》、《狐师》等多篇，无沦其题材、构思、刻画人物，设计对话各方面，都有新颖可取之处。如《阿菱》，叙王生与狐女阿菱之恋，人物性格写得相当鲜活对话也富有个性特色，在同类作品集中堪称上乘。特别是与那些摹拟聊斋》而对活冗长的作品相比，真觉得它拉开了跑道上的距离，直逼《聊斋》艺术火侯的终点。譬如王生与阿菱初见时的一段对话：
　　
　　姥去，生问：“女郎年几何？”女云：“十四。”生云：“小我一岁。”女云：“小一岁便如何？”生云：“此后好呼唤耳。”女云：“谁是尔婢子，辄便呼唤？”生云：“称呼耳。”女云：“何以相称？得毋夜郎自大耶！”生云：“不敢不敢，卿须呼我为郎。”女笑云：“我以为兄也！侬最怕狼不便相呼。”生云：“不呼郎，呼我为甚？”女掩口云：“不呼尔为狼，则呼为犬！”生云：“无故奚落人，当罚尔！”遽前夺其帕，女笑声嗤嗤，掷帕于地。
　　
　　尔来我住，对答反复多次每次往往数字而已，而一对少年男女的声口情态，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呼之欲出的感觉。其后另有一段，写二人初为夫妇，而阿菱常忧欢会无多，生于是与她诗猜谜。此处以一个制作极工的灯谜，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情绪和心理，妙趣天成，使人想到《聊斋志异》中以酒令灯谜之类写人物的那种境界。
　　
　　于是凭肩望月，交臂谈心，女恒若不快。生怪，诘之。女云：“凡事强合者必不能久，况婚姻大事乎？予两人恐不能常聚。”生以他辞掩之，女叹亦止，于是和诗猜谜，颇觉雅趣。一夕灯前猜谜，生云：“昔人有禽字，猜为会少离多，颇确切。”女闻之愀然，曰：“不如手到擒来为佳。”
　　
　　可惜《醉茶志怪》中这样的长篇精品比较太少，而以志怪短篇为主，就全书论，分量便不占优势。
　　
　　六
　　
　　深受《聊斋志异》影响，但在创作又不以《聊斋》为楷模的，是袁枚的《新齐谐》（初名《子不语》，因见元人有同名书，乃改名）。
　　
　　袁枚在《子不语序》中说：“余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不得不移情于稗乘广记。尚矣！《睽车》、《夷坚》二志，缺略不全；《聊斋志异》殊佳，惜太敷衍。于是就数十年来闻见所及足以游心骇耳者，编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餍八珍矣，而不广尝夫蚳醢葵菹，则脾困；嗜音者备咸、韶矣，而不旁及于侏离僸侏，则耳狭。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得博奕者乎，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从这段自序里看出：一是袁枚对于志怪之作感兴趣是因为没有别的嗜好，只好“此自娱。二是他认为这是一些正味以外的东西，好比吃厌丁珍馐，才想去尝尝蚁酱和腌菜，听厌了高雅的音乐，才要去听听粗鄙的野调。三是他觉得《夷坚志》等书缺略不全，《聊斋志异，虽然扳佳，但笔有别属，并非专力志怪，所以他要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写这部《子不语》。值得注意的是，袁枚提列《聊斋志异》称之为“殊佳”，这表明他喜欢《聊斋》，只是还不能满足他嗜怪的需要。他是自年轻时就喜欢“挑灯说鬼费冥搜”，到老还在“戏将小说志虞初”的，他的兴趣只在那些鬼怪异闻的记录，而不在其他，所以作为诗人来看他的书，就觉得诗人气味太淡薄，全没有《聊斋》及其他高雅作品中的那种意境或诗境。他受到《聊斋》的影响，是被那些精彩的鬼孤怪异故事所征服，并没有重视它的文学造诣，不仅是忽视，而且不喜欢那些谈鬼说怪之外的文字，而那恰恰是《聊斋志异》成为文学杰作的重要的部分，所以袁枚是只受到《聊斋》的影响，而未得到《聊斋》的裨益。《新齐谐》除怪异外，也写到人生，但着眼点也还是猎奇。如《聊斋》中有写科场的作品，《新齐谐》中也有，《科场二则》就是。平心而论，这两则1揶揄房考、主考之流的故事，还算有点批判意味，比起《夜谭随录》中的《棘闱志异》八则纯写果报之异，无一涉及科场的黑暗，就算可取；但若与《聊斋》中的《司文郎》等篇相比，便觉单薄而肤浅，甚至山不算登上了小说的殿堂，《新齐谐》中偶有意趣较佳之作。如《梦中破案》，写曹州有一疑案，自元旦延至六月未破。一夕公差访于城南，见老少二人步月至凉亭闲话，干中尽得案情。此篇妙在构想之奇，公差在清醒中，老少二人则在梦中，始而步月南行，归而从门隙入城，公差进城后见二人尚在前行，至小弄而别，此情俱在梦中，直至公差叩门，二人之梦方醒．其间情景宛然，引人神游，短短一文，却是一篇有意境的佳作，可惜这样的作品书中甚少，怍者也不想致力于此。从全书看，都像是随听随记，并不求工，也不推敲文字．对话中竟掺入“你莫来，你莫来，你来便想抠尸盗骨了，行不得，行不得”(卷一《曾虚舟》)之类的粗陋重复之辞。有人批评袁枚的诗“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谐谑游戏为风趣”(朱庭珍《筱园诗话》），也许失之过苛．但若以之评论池的《新齐谐》，倒觉得恰如其分。罗马帝国诗人贺拉斯早在两千年前就说过：“世界上只有某些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可以勉强容忍。……唯独诗人若只能达到平庸，无论天、人或柱石(按指书店)都不能容忍。……一首诗歌的产生和创作原是再使人心旷神怡，但是它若是功亏—篑．不能臻于最上乘，那便等于一败涂地，”这段话虽然讲得有点绝对，但不失为至理。袁枚是诗人，原可以把《新齐谐》写得更好，但他没有像蒲松龄那样当作“千秋业”来经营，所以有功亏一箦之失。
　　
　　与袁枚不同，受了《聊斋志异》的震动和影响，想通过指摘《聊斋》之“失”，树起自己的另一面蠢旗的，是纪昀和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及其后的一些追随者。
　　
　　纪昀是一位学者，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识见方面山许有即使是蒲松龄也难以比拟之处。如蒲松龄在《聊斋·齐天大圣》中以《西游记》为邱翁(邱处机)所著。而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的一则中，却以扶乩问邱处机：“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大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终于得出“《西游记》为明入依托无疑”的结论。然而对于小说。纪昀却是个十足的外行，因而他对《聊斋志异》的指摘，在今天看来就成了不值一驳的笑话。他首先从文学的保守主义出发，批评《聊斋》不该兼有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两者的特色；其次又以门外汉的愚妄，批评《聊斋》的作者把作品中人物的私生活写得那样生动逼真，是“何从而闻见之”‘终于得出《聊斋》的笔法不是“著书者之笔”的荒谬结论。不过纪昀在指摘《聊斋》之后，紧接着说的两句话，还是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的。他说：“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难得他以“夏虫疑冰”四个字，给自己做出如此准确的评价．然而他决心要做夏虫，他从反对融合志怪传奇各体开拓和发展文言小说的创作道路出发，确立了模仿晋宋笔记小说单纯志怪或结合议论的体例；从反对小说创作中刻画人物性格、描写生活细节的艺术特征出发，坚持走以质朴简约的笔法追录旧闻的道路。并郑重宣称：“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闽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小序)“不乖于风教”的正面说法，就是“欲使人知所劝惩”(盛时产《阅微草堂笔记·序》)。于是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就写成一些一般都缀着说教尾巴的简单的故事．而其说教的内容则不外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兼及抨击宋儒等类，有些故事过于苟简，如同靴帽，主体全为论书说理或几首鬼诗。如《滦阳消夏录(四)》中有一篇，除开头“李孝廉存其育，蠡县有凶宅，一耆儒与数客宿其中，夜闻窗外拨刺声”，结尾“双拨刺一声，掠屋檐而去”共三十七字外，中间二百二十字皆为耆儒与窗外女子关于道学的论争。纪昀斥宋儒，论世事，谈学问，确有其优势，文笔若不以小说笔法求之也算上乘，他若不做小说而做小说以外的笔记，谁也不会对他提出任何苛求；但他偏要以与《聊斋志异》对抗的姿势出现，在贬损《聊斋》的前提下，推出他这部似乎独得了醇正之旨的笔记小说，就不能不令真正的小说家齿冷，不能不令后世的读者在与《聊斋志异》的对比中予他以估价与批评。法国批评家布瓦洛说：“有一些作家在许多世纪中都一直在获得赞赏，只有少数趣味乖辞的人(这种人总是随时都有的)才瞧不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对这些作家的价值有所怀疑，那就不仅是冒昧，而且是愚蠢了。”纪昀及通过他的门人盛时彦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所作的攻击和贬损，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趣味的乖僻，这乖僻就是不懂装懂，还要以声势压人，结果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中外著名的文论家有许多精辟的论断。足以进一步证明《阅微草堂笔记》作为艺术作品来看的幼稚性，限于篇幅，不能俱引，此处只引法国批评家波德莱尔的一段话，作为论《聊斋》、《阅微》得失的一个结尾：“艺术越想达到哲学的明晰性，便道降低了自己，回到象形文字的幼稚状态；反过来说，艺术越摆脱教训，便越取得大公无私的纯粹之美。”波德莱尔又说：“诗不可同化于科学和伦理，一经同化便是死亡和衰退。”《阅微》之于《聊斋》，即为“达到哲学的明晰性”和为同化于论理，而导致了衰退，回到了文学的幼稚状态；《阅微》的仿效之作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