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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与古琴文化
 
        古琴发展历史悠久,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并形成了完整的古琴文化。追溯古琴发展历程,直至在嵇康这里发生了较为重要的突破,嵇康生活的特殊时代,及其自身的个性,对古琴发展起着传承、突破与超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嵇康;古琴文化
 
  在人类悠远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古琴一直在扮演着修身养性、娱情抒心的重要角色,在漫漫岁月中演绎出一个个至今令人心潮澎湃的传奇。毫无疑问,古琴早已演变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远超其本身的价值。而嵇康与古琴命中注定般的相遇,也成就了一段人与琴的千古佳话。文章试图阐述嵇康与古琴文化的紧密联系,从古琴文化的发展历史角度,结合嵇康所处的特殊时代及其自身独特的气质,探讨嵇康对古琴文化的传承、突破与超越。
  一、何谓古琴文化及汉末魏晋之前发展历程
  所谓古琴文化,是指围绕古琴的形制、琴曲、技巧、琴家、故事及相关理论等所形成的渗透至人类物质生活、精神层面并深深影响人类文明的具有深厚底蕴的一系列体系。古琴历来被视作高雅的乐器,被赋予治国平天下的含义,与政治教化关系密切。它蕴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定的文化符号,甚至是身份的象征。
  古琴本身表现出一种脆弱、雅致之美。音色古朴、深渺,声音轻微,至若希夷之境,因此它演奏所必须的条件就是安静的周围环境,远离喧嚣宴乐场所,因此古人或是择一环境清幽之处自弹自唱,或是与三两好友弹琴吟诗。古琴历来追求“平和”、“淡远”的境界,宜平心静气,正适合君子修身养性,所以古琴主要是作为君子正心之物,对于古琴技巧往往强调得比较少,而更着重于“弦外之音”的追求,通过琴声传达教化意味与抒怀作用。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问,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由此可见,鼓琴更偏重于思想文化内容方面。
  古琴文化历史悠久,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琴者,禁也。禁者,吉凶之意也。”也就是说琴的最初出现可能与巫术祭祀有关,是作为判断吉凶的根据,具有神秘和崇高的地位。据说商纣王时期的师旷可能是最后一名通过古琴传达天意的巫师,此后古琴渐渐转化为乐器。起初,因为古琴声音稍显轻微,不适用于贵族宴享场所,不如黄钟大吕般声音洪亮,大气磅礴,显示出贵族与皇家的气势,于是转而成为民间通用的私人乐器。而后,春秋战国期间,“士”阶层的大量出现,常携琴出游,《礼记·曲礼下》载:“士无故不撤琴瑟”,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古琴渐渐开始脱离民间大众,而成为“士”这一群体的身份象征,从而也提高了古琴在众乐器中的地位。古琴蕴含与承载了丰富的内容,是充满文化底蕴的载体,上古时期是巫术的载体,间至春秋又成为儒家思想的载体,在漫长时光的积淀下,累朝积代,最终赋予古琴独特的人文地位,桓潭《新论》曰:“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在中国古代众乐器当中一直占有极高的地位,被称为高雅的乐器。《新论·琴道》云:“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很显然,古琴被视为君子身份的象征,并被赋予了道德教化的意味。
  二、汉末魏晋时期古琴地位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黑暗与混乱时期,战争频发,疾疫横行,政局动荡,内部倾轧严重,生灵涂炭,饿殍遍野。不管是当时士人还是普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乱世之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政权的频繁更替,礼教的轰然崩溃,让支撑几百年的儒家传统思想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魏晋士人逐渐抛弃儒家思想理念,而转向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在道家的玄幻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士人开始以自然无为的思想应对时局,表现出厌世、超脱、务虚的状态,具体表现为追求清静无为、放浪形骸、谈玄求仙。道家思想最终浮出水面,成为士人最后的救命符,逐渐占据主体地位,成为魏晋显学,而儒家思想则潜入了河底,成为思想长河中的暗流,虽仍在不断影响着魏晋士人,但显然已被压制下来,在暗夜里蹒跚而行。
  社会思潮的转向很快泛滥到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对古琴文化的影响。古琴作为适合个人抒发感情的器乐,在这个动荡不安,人人自危的时代背景下,毫无悬念的成为士人抒发生命感怀、叹息人生无常的最佳工具。当时士人几乎人手一琴,弹琴咏诗,聊以自慰。如阮籍常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他们通过弹奏古琴表达深藏在内心的感情,释放忧闷的情绪,寄托个人的情思,为这个时代苦闷的心理打开一道光明的缺口,借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道家思想作为支配士人的主体思想,很显然促使时人对古琴有了新的认识,道家思想很快渗透到了古琴文化之中,为古琴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魏晋时期,不但形成士人身不离琴的态势,展现士人与众不同的高迈与高雅情致的标志,成为身份的象征,还涌现了一系列优秀的古琴理论作品,如桓潭《新论·琴道》等,更不用提广泛出现在诗歌当中的古琴形象。
  汉末魏晋时期,是一个不能自主的时代,似乎所有人都被压迫着前行,生命如蝼蚁般悲苦,《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然,在生命最受威胁的时候,生命意识也最为顽强,也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促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意识的觉醒,审美意识的萌发。将个人从社会群体中剥离出来,突出了个人的地位,开始关注个人的思想、情感等,并首次将目光凝聚到个人本身,通过对士人容止、玄谈的关注,展现出一股强烈的生命反叛之美,这种个性与审美意识的抬头,作为君子常携之物——古琴,无疑成为兴盛发展,大放异彩的最佳时期。
  三、嵇康对古琴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1、嵇康与古琴的紧密联系
  嵇康与古琴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人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物与人的相伴亦是同一道理。嵇康与古琴拥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形美、高贵、神秘等,关于嵇康外貌的描述,历史资料中有很多的描述,《晋书·嵇康传》载:“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其潇洒风神、飘然出尘的气质与古琴纤细美丽的外形相得益彰。嵇康士人的身份,君子的人格,世人仰慕的典范与古琴高雅出尘的品格不谋而合。嵇康不可企及的人文气质、“非汤武而薄礼”的大无畏气魄,临刑“索琴而弹”的坦荡旷达,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象,充满了神秘之感。嵇康其人也如同诗句中所言“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如同美的诗歌一般,画面翩然似仙人。而古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士人私人的乐器,为众人可望而不可即,似乎永远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嵇康是极爱古琴的,可以说是其生命的慰藉,精神的寄托。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提到:“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这样闲适的生活是嵇康一直所向往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还特地作《琴赋》,对琴的制作,演奏等做了全面的描述,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在他看来“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由此可见,琴在嵇康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余杰曾感叹:“世有嵇康,生为琴弦无憾也”,的确如此。英雄佩名剑,名士携雅琴,这是一种完美的组合。
  2、嵇康对古琴文化的传承
  古琴自发展以来,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白虎通》言:“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表明古琴作为正心修身的功用,嵇康在《琴赋》中热烈炫扬了古琴以梧桐为体的高贵出身,盛赞“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不仅认为古琴有着高出一般器乐的身份,更强调了“琴德”的无与伦比,肯定了古琴所代表的道德教化作用。魏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处于矛盾中的嵇康选择了古琴“发泄幽情”,正是秉承了古琴“正人心”的传统。
  嵇康对古琴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其短暂的生命中,无论是独坐忧思,还是与友共聚,甚至是临终奏鸣,都与古琴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绊。嵇康在《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中言道:“弹琴咏诗,聊以忘忧”,由此可见他对于古琴的理解依然传承了上古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他的忧愁来自哪里?对政局的不满,对司马政权的痛恨,对礼教崩溃的绝望,对生命短暂的忧思,无一不显示了他极强的人世精神,他“性好老庄”,不过是对现实的反叛,对礼崩乐坏的对抗,他的道家思想其实是对儒家颓败的反弹。而在他的身体里,其实依然流淌着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血液,这点很充分的体现在他的古琴理论中。他写了两篇关于古琴的文章《琴赋》与《琴赞》。《琴赋》完整的表达了嵇康对古琴儒家思想浸润的观点与想法。《琴赋》载:“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无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又载:“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无不体现嵇康对古琴修身抒心作用的极大肯定。
  3、嵇康对古琴文化的突破
  嵇康对于古琴文化既有着传承,又有突破。他创作的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也即“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在中国古琴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古琴音乐增添了新的元素。
  嵇康“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长期与古琴的接触,对古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音乐理论主要集中在《声无哀乐论》一文中,“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强调声音来源于自然的本质,本身并无感情可言,是因为人自身情感心绪的不同而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认为人情感上的哀乐是因为自身心中先有了哀乐之情,音乐只不过是一个媒介而已,突破了把音乐纯当做政治教化,完全无视音乐的艺术性的音乐思想,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声无哀乐论》阐述了嵇康对于音乐理论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他对于古琴理论的见解,给中国古琴理论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4、嵇康对古琴文化的超越
  嵇康个性“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如此刚烈的性格,直接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而古琴身形纤弱,琴弦丝丝入扣,脆弱纤细,具有柔性的魅力,这种刚与柔的碰撞,融之以个性与时代的矛盾,交错繁复,给古琴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达到了别具一格的配合效果,琴声悠远而动人心魄,将古琴推至审美的高度。
  嵇康对古琴文化的超越,体现在他对古琴的偏爱与精神契合上。在古琴的发展历史上,也曾涌现了一大批有名的琴家,而最为世人所称道的非伯牙子期莫属,《列子·汤问》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由此有知音难觅之说。然而,伯牙子期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古琴音乐的桥梁,感应到对方的内心世界及所传达的意境。嵇康则不同,他撤去了与人的交流与沟通,而转以直接将情感与心绪诉之琴弦,与琴弦相融合,达至琴心合一,以触摸到“道”的境界。
  这两者的审美构成截然不同,伯牙子期式的知音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达到双方心领神会,也即“人——物——他人”结构。显然这种构成将他人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以第三者身份介入其中,自是少了一份实际体验。而如嵇康式的“物我”结构,明显摒弃了人的参与,物我一体,是物我之间的直接对话。臻至佳境,达到审美的境界。
  嵇康作为引领玄学潮流的精神领袖,有着先驱者的孤独,缺少知音。他曾在《琴赋》中感叹:“识音者稀,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表达了他对知音难觅的慨叹,直接将古琴视作了他的知音,而古琴也因嵇康绽放了它历史上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华美篇章,这在嵇康临刑慨然弹奏《广陵散》而展露无疑。那是用整个生命去实践的音乐绝响,那一刻人与琴融为一体,此情此境此曲无人能超越。
  作为中国古琴名曲,《广陵散》具有其深刻的内涵,《琴学丛书·琴镜》认为《广陵散》源于《聂政刺韩王曲》,其曲是依照故事情节发展而谱写的。每段分为“井里”,“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等。从段名即可得知荆轲故事的跌唐起伏,《广陵散》拥有如此复杂的故事背景,其音乐也随之展现丰富的韵律。现代学者对该曲研究亦十分细致,林衡勋在其《嵇康<声无哀乐论>与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认为“《广陵散》的旋律显得非常丰富多变,感情起伏也较大。正如北宋《琴苑要录·止息序》所说,它在表达‘怨恨凄感’的地方,曲调幽怨悲凉;在表达‘怫郁慷慨’的地方,又有雷霆风雨,‘戈矛纵横’的气势。”《太古遗音》之跋即谓之“其声忿怒急噪,不可为训”。所谓“纷披灿烂,戈矛纵横”,以致大儒朱熹怒斥“其声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
  《广陵散》悲壮的故事底蕴,其中夹杂的强烈情感,与儒家、道家所倡导的平和思想截然不同,充满了悲愤与控诉。被迫害的嵇康与荆轲一样,内心同样充满了幽愤,而临刑弹琴一幕,正是嵇康内心愤懑与《广陵散》所传达的意蕴如出一辙,成为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0。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汉]桓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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