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是重点高中的尖子生，漂亮聪明，活泼开朗，是清北复交的好苗子。却在高考中考砸了，只能上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她说，自己不知怎的，对高考无感，既不紧张也不兴奋，仿佛高考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

她希望复读，但是父母反对，尽管不情愿，她还是按照妈妈的安排读大学。她不再和高中同学联系，也不屑于和大学同学交往，更瞧不起正在上的这所大学，她说，大学小得可怜，同学根本不配和自己做好朋友，老师是一群没有素质的人。她越来越被孤立，成绩越来越糟糕，大学读了一年半就退学在家。

退学后，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闭门不出，不和任何外人交往，也不和父母说话。刚退学时，她还上网聊天，在一年后，干脆连网也不上了，只是整天躺在床上睡觉。

在退学在家两年时间里，她仅有一次跟着重点大学毕业的表姐到北京玩了一趟，还参加了表姐的一次聚会。从那时候起，她连重点大学的学生也瞧不起了，她对表姐鄙夷地说：“你的那些同学，怎么都那么俗呢？聚到一起，除了谈吃，就是谈穿，要不就是谈嫁人，你们怎么就没有一点追求？”
这种情况，她已经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前期，心理咨询已经不管用了，只有转到精神科医生那里救治，或有一线生机。

这是资深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在《为何家会伤人》中写到的一个案例，青春女孩阿兰就这么毁掉了大好年华和似锦前程，其中透着沉痛、无奈和些许的悲凉。这既有她自己的原因，更在于是她的父母亲手制造了这出悲剧。

第一，高压政策下扭曲的人格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日昌说，父母真要为孩子考虑，就要学会为孩子减压，而不是加压。对于阿兰这么自律、优秀的孩子，她的父母应该学会减压之道，让她轻装前行，愉悦地享受学习过程，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如果她考不了前三名，妈妈就罚她跪半个小时面壁思过。你可曾想到过，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会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然而现实中就是这么无情与残酷。在这个家庭里，她的妈妈就像一个恶魔一样游荡，控制着孩子。

一开始，妈妈要监督着孩子罚跪，后来，即便没有监督，阿兰会自动地罚跪半小时，她说，这是理所应当的，“考不好当然要自我惩罚”。你看，她已经把妈妈的高压政策内化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很难从身上剥离开来。当听话驯良成为她的习惯与自觉行动，“乖女孩”只能将负面情绪一点一点郁积在心里，无处排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格的扭曲与变异，当她柔弱的双肩再也挑不动这么重的高压时，她的身心就彻底垮掉了，很难得到修复。

第二，父母对成绩的过度关注导致心理的异化。

本来学校主抓学业成绩，而家庭主抓情感培育。在现实生活中，父母本应在给孩子的爱上多下功夫，但是父母现在也是在围绕着学习打转，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考个好成绩。

武志红在书中写道，现代教育的一个悲剧是，许多家庭为了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不让孩子参与任何其他事，只是一门心思学习，于是许多孩子就只培养出了一个心理支柱——好成绩。一旦这个支柱垮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崩溃了。阿兰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压垮的。

她生活在妈妈的高压政策下，学业成绩已经成为她的唯一追求与精神支柱。物极必反，当学业压力把她的精神彻底压垮之后，她对高考再也提不起兴趣，也许她的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对高考的厌倦与逃避。

第三，忽视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只能自食恶果。

一旦遇到高考失利，究其根本，考生怕的不是高考失利，而是怕被别人否定。阿兰迎来的最终结果不是考上清北复交而是普通高校，这意味着对她的终极否定。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起初，她是通过挑剔别人或责备别人的方式来卸掉一些心理上的消极情绪；后来，她采用逃避的方式来回避别人的否定，退学在家的两年里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连个人都见不到，当然别人的否定也无处谈起了；最终，她像作茧自缚，钻进一个壳里出不来，无处宣泄，没人倾诉，无从消解心中的积怨和自我否定，就像冷库里的冰块一样，吹不进一丝温暖的气息，变得坚不可摧，只能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方式虚度光阴。

著名作家马家辉在回忆自己高考落榜后，他的家人以极大的包容来宽慰自己。他说，那天我回家，他们一看我脸色，就知道结果不妙，但是他们什么话都没讲，连关于考没考上的半句话都没问。在吃饭时，家人故意把话题说到，“家辉，不如明天我们去澳门吧。”正是因为父母出乎意料的举动，让马家辉感到特别的温暖，也让他在几十年后仍旧感恩父母的体谅与包容。

高考失利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而是全家人的事，这就要求不能让孩子独自面对和承担高考失利的结果，而是要求父母真诚地和孩子一起承担挫折。武志红说，孩子脆弱的承受能力是果，父母的高压政策是因，所以，孩子难以承受也不应该独自承受这个挫折。如果孩子高考失利了，高考落榜或是没有考上中意的高校，父母要学会与孩子一起承担挫折，一起面对压力，一起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父母这样做，终究有一天，孩子会感恩你现在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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