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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塔西佗陷阱”,只有“子贡陷阱” | 短史记

阅0转02017-11-30

  “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最近很热。
其实,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从未总结过什么“塔西佗陷阱”。该词由中国人创造于2007年①,其原始依据是《塔西佗历史》中的这句话: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②
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来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有人信”。
这种“信或者不信”,显然与塔西佗的原意(对人不对事;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子贡陷阱”。
据《论语》记载,子贡曾感慨: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大意是:商纣王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
换言之,“君子”(个人/组织)应该重视名誉和公信力;没了名誉和公信力,谣言就可能主动上门,辟谣也没人信。
回顾中国近代史,随处可见“子贡陷阱”的影子。
试举几例。
慈禧掉入“子贡陷阱”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坊间多痛责慈禧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
其实,慈禧并未如此丧心病狂。
所谓的“宣战照会”,系于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中国政府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转移到天津。若真是“宣战照会”,两国必然互撤使团,清廷断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
所谓“宣战诏书”,系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但是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只对内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这些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任何敌国的名字。显然,这只是一份被动应对的内部动员文件。③
但慈禧为政昏聩,早已失去了朝野的信任。仅以庚子年而言,她确曾被义和团的“神功”所惑,多次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联军入侵。④
“向十一国宣战”这种流言,被当成信史扣在她头上,实属“顺理成章”。
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
史学界长期深信:袁世凯为了称帝,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帝制文章,结果被梁拒绝。
这是一桩伪史。
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但梁的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的时间是1915年4~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却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文章(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袁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
梁启超伪造这段历史,目的有二。
一者,利用此文,抬高自己和进步党人在讨袁之役中的领导地位(其《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只叙述梁启超、蔡锷与进步党的功绩,引起了国民党人和西南军人的强烈不满)。二者,利用此文,洗白自己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细读此文,当不难发现,文章主旨并不是“反对称帝”,而是“反对过早称帝”。梁甚至在文章中表达了对重回帝制的渴望——“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并提出了两种可以让“帝政重现”的方案。这种立场,在反袁阵营内部引起了很多批评的声音。⑤
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以征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如北京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⑥
故“20万贿卖梁启超文章”之说一出,无人细究,即被视为信史,流传至今。
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
1927年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发生冲突。诸多文化界名人虽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讽刺蒋介石。
比如:鲁迅写文章为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鸣冤;胡适写文章称: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正平;……⑦
其实,就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
1928年末,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庆,安徽大学百余男生以“冲破封建堡垒”为名,冲入女中“观看跳舞”,被拒后,在校内打砸长达七个小时有余,“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身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碍于安大“学生会”实力强盛,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只愿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而拒绝惩处肇事学生。刘的这种立场引起安徽教育界的不满,也成为蒋介石与之冲突的主因。⑧
众所周知,1928年的蒋介石,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刘文典在具体事件中虽不占理,却反在文化界收获了美名,实可谓受惠于蒋介石掉入了“子贡陷阱”。
孔祥熙在“子贡陷阱”里百口莫辩
1941年12月,以《大公报》为首的重庆新闻界爆出“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丑闻。媒体抨击道:自香港逃难来重庆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据杨天石教授的考证,“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事件“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
事后调查显示,飞机上的四只洋狗,实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与孔家并无关系。宋庆龄当时也在飞机上,据她给宋子文的私人信函,“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⑨
1941年12月30日,《大公报》刊登了辟谣文章,文章末尾还盖上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的个人印章,以张的个人信誉为辟谣文章的可信度背书。
即便如此,因为孔祥熙贪腐之名远播,个人信誉已经破产,社会舆论鲜有人愿意相信这种辟谣。
1942年1月,“飞机运洋狗”这一谣言在昆明传开,以西南联大学子为首的昆明学生群情激奋,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打倒国贼孔祥熙!”“香港危急,飞机不救要人,而运狼犬,孔祥熙罪恶滔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孔运动”。
直至杨天石教授的考据文章刊出前,“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一直被学术界视作信史。
“子贡陷阱”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也没什么好担忧的。毕竟,是否会掉入“子贡陷阱”,陷入说话再也没人信、谣言常常主动上门、辟谣永远没人听的困境,端看自身是否主动选择了“居下流”。
注释
①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P25。潘书原文的说法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②王以铸、崔妙因/编译,《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P08。③所谓“宣战照会”与“宣战诏书”的原文,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152;P162-163。④慈禧谕旨原文,见:《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P198~199。⑤此事的详细考据,可参见笔者的文章:《梁启超吹了一个大牛:袁世凯想用20万买我一篇文章》,短史记2017年3月31日。⑥《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1916,P1~2。⑦依次见:鲁迅,《知难行难》;胡适,《人权与约法》;刘文典,《回忆章太炎先生》。⑧具体打砸情形,可参见:《皖一女中校发生被毁风潮》,《申报》1928年11月29日。安徽大学学生会情形,可参见:欧阳惠林,《安大初期共青团组织及其活动》,安庆文史资料第7辑。⑨杨天石:《“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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