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Indo-Pacific)近来成为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媒体的热词，三国的政治精英开始频频使用这一词汇重新界定亚洲。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多次提及“印太”一词。“印太”，原本是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区域的地理概念，此前多应用于海洋生态系统理论中，目前却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战略关键词。那么，美澳印推动“印太”的动机是什么?“印太”是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区域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新趋势?中国作为传统的亚太国家又该如何应对美澳印三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设计?本文试图以梳理“印太”缘起为基点，从地缘经济维度分析“印太”兴起的合理性，从地缘政治视角探讨相关国家的战略诉求，最后对中国具有典型的“印太国家”特征给予客观评判。
一、“印太”的缘起与争辩
“印太”或“印太亚洲”，是“印度洋-太平洋”的缩写，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创造。“印太”最早是作为海洋科学术语而出现的，随后也应用于人种学研究领域。在地缘政治领域，“印太”只是偶尔出现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学术论著中。然而近年来，尤其是自2010年开始，以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为代表的三个国家的战略分析家和政治精英开始积极倡导“印太”概念，并别有用心地加以运用，将传统上彼此孤立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整合为统一的战略单元。
实际上，地缘政治语意下的“印太”有三层内涵。首先，印太是一个地理概念。对于印太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可分为“狭义印太地区”和“广义印太地区”两种。对于狭义印太，有学者认为应从西伯利亚东部边缘地带向南延伸，经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一直延伸至大洋洲和印度，但不包括印度以西的印度洋地区，即狭义的亚太地区加东印度洋地区。对于广义印太，目前有两种界定：第一种是从西太平洋到西印度洋的广袤区域，范围远至非洲东海岸，即狭义的亚太地区加上整个印度洋地区;第二种则认为更宽泛的印太地区应该包括美国在内的太平洋东岸地区和整个印度洋地区，即广义的亚太地区加整个印度洋地区。
其次，印太是一个战略体系，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战略上联合以塑造地区安全架构。在中国和印度同时崛起以及两国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日益延伸重叠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和军事的新发展导致国际格局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从西太平洋到东印度洋的弧形地带。鉴于此，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将亚太的西部边界延伸至印度次大陆。显而易见，对于美国来说，塑造未来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是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对澳大利亚来说，该地区既有其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美国，也有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同时也有潜在的海洋安全合作伙伴印度。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来说，接纳并塑造“印-太”作为一个关键的地缘战略地带，将有助于它们在权力重心转移的过程中维护对其有利的现存国际规则和规范，维护它们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
最后，印太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寓意“印太时代”。任何地理概念的形成都有时间界点。罗里·梅德卡尔夫为，“印太时代”已隐约可见，并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普里亚·查科也认为，一个新的“印太时代”可能即将来临。有学者更为肯定地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印太时代”，这开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更有学者甚至认为，传统的“亚太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已经进入了“印太时代”。
无论是狭义的“印太”还是广义的“印太”，概念的推动者积极主张用印太取代传统的亚太，以反映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发展。然而，无论是从地理的维度还是从战略的角度，学者对“印太”概念本身的内涵仍存在分野。对“印太”概念持积极立场的学者认为，尽管从地缘政治的维度分析印度洋和太平洋或“亚太地区”，这两个地域几乎没有历史联系，但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看，没有哪个区域概念——“东亚”、“西太平洋”甚至“亚太”等——能够像“印太”这样可以精确地描述全球战略重心的转变，印太”的出现是“不可抗拒的”。对“印太”概念持怀疑立场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概念或观念并不科学，一是因为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地区范围太广，很难成为单一的战略单元，从朝鲜半岛到印巴关系等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主要是以次区域的形式表现的，很难说朝鲜半岛问题会对南亚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二是因为印太地区国家关系的互动，尤其是美国、印度和中国关系互动产生的影响，也远远超越“印太”范围;三是并非所有的“印太”地区都具有相同的影响，南中国海、东盟地区和孟加拉湾等“印太”核心区显然有更大的影响。
尽管对印太概念的地理界定以及具体的战略内涵，学者见仁见智，然而此概念对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决策者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澳大利亚政府2009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既使用“亚太地区”，也使用“更广阔的亚太地区”，但已经明确指出“更广阔的亚太地区”的地理范围是“从北亚延伸至东印度洋地区”。在2012年10月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小范围使用“印太地区”概念。然而到2013年4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接受并广泛使用“印太地区”，认为“一个通过东南亚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新的‘印太战略弧形带’正在形成”。同样，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印太”，印度总理辛格在2012年12月举行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上也第一次提到“印太地区”。可以说，在美澳印三国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印太”或“印太地区”已经成为三国外交防务和战略文件中的关键词。
“印太”在地理上覆盖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区域，尽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将传统上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统合为单一的战略弧形地带，将相关国家的对外战略置于更广阔的“印太”框架中加以考量，是“印太”从学术概念逐渐升华为相关国家对外战略关键词的重要原因。概括地说，印太概念并不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地理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产物。
二、“印太”形成的地缘经济因素
从地缘经济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上看，传统的亚太与印度洋地区加速融合，地区内国家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已经使传统上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越来越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期特征。
经济重心东移，印太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亚太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形成并逐渐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特别是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印太”概念的形成也与此相似。一方面，亚太继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欧美经济下滑、发展前景黯淡的背景下，亚太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剂。另一方面，以印度为代表的印度洋沿岸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并逐渐摆脱经济困境，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其经济成功使印度成为国际社会的耀眼明星。与中国增长方式不同，印度在投资和出口相对有限的基础上以内需和服务业增长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让世界对其充满期待。自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国家”概念，将印度与中国并列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推动力开始，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相当乐观。美国花旗金融服务集团于201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就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而印度将在2050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该报告认为，2010-2050年印度经济发展速度预计将达到8%，其名义GDP届时将达到86万亿美元，并预测以GDP衡量的全球经济重心将会东移至中国和印度之间。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也认为，以印度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经济重心从亚太到印太的进一步转移。尽管对印度能否实现预期的GDP增长与超越还存在争议，但国际社会对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研判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印太”概念兴起并迅速“走红”的重要背景之一。
印度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渐进深化，日益呈现出区域性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但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区域内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特征也导致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相对缓慢。亚太合作组织(APEC)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各成员国合作目标的差异以及内部大国的博弈导致APEC吸引力下降。东亚主要经济体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区谈判也因地缘政治因素变得扑朔迷离。尽管以东盟为中心的“10+X”合作机制有所进展，但从“10+1”和“10+3”上升到以“10+6”为基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还有相当的难度。与亚太区域合作停滞不前相比，印度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机制建设则加速发展。印度早在1975年就与处于亚太的韩国和老挝签署了《曼谷协定》(后改名为《亚太贸易协定》“APTA”)。随着东向政策的实施与深化，在印度已经签署并生效的15个区域贸易安排(RTAs)中有6个协定的对象国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目前，印度已经与新加坡(2005年)、韩国(2009年)、马来西亚(2011年)和日本(2011年)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与东盟(2009年)签署了《货物贸易协定》(FTA)，并且于2012年底与东盟完成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可以说，印度与亚太地区经济联系的增强，加速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区域的经济互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导致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区域呈现出区域融合的特征。尽管两大区域在经贸与投资领域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将南亚至东南亚和东亚的经济联系称为“新兴的印太经济走廊”，就是基于区域内经济融合趋势的判断。
东亚对印度洋航线的高度依赖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一个关键部分。现代海权理论之父马汉很早就将亚洲的未来与印度洋联系在一起，认为谁掌握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印度洋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印度洋地区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区域内诸如贸易与能源航线安全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呈现出脆弱性特点。印度洋作为地理中介，一方面将印度洋沿岸国家分割开来，另一方面又将太平洋与大西洋联系在一起。“印度洋北部的弧形战略地带是一条重要但却充满冲突和利益纠纷的地缘战略弧。随着全球能源需求量和海上贸易的逐年递增，该区域将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而且还将因为区域内根深蒂固的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成为世界上冲突爆发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以中国、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对印度洋航运通道的依赖度却与日俱增。全球商业贸易的90%和石油总量的65%要通过海洋运输，其中印度洋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航线分布着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要点，其中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随着中日韩等亚太国家的经贸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对印度洋航线的依赖，印度洋已经被纳入到这些传统亚太国家的宏观战略思考中。
总之，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的迅速扩大，加之世界经济重心从跨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地区转移，地缘经济的发展趋势推动了“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单一的地缘战略弧的形成。
三、“印太”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
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经贸联系的深化似乎为“印太”概念加上了合理的注释，然而与地缘经济因素的推动作用相比，“印太”概念本身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地缘政治驱动特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在2007年访印时就呼吁关注初露端倪的地缘政治现实，认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合流正在形成，“大亚洲”的地域界限开始呈现出不同形式。澳大利亚学者也指出，深入分析美澳印倡导的“印太地区”可以看出，设想中的“印太地区”建构，是在中国实力与影响日益上升背景下，相关国家为强化自身战略利益而采取的“合纵连横”之术，目的并不是促进形成共同的地区愿景，而是重点解决各自的经济与外交问题。
中国因素——印太概念的“强心剂”
中国迅速与持续的崛起，是推动“印太”形成的重要背景因素。“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中国经济实力长期高速发展的累积性后果，使中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东亚格局的转换。”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布顿也指出：“中国力量上升对亚洲安全与政治秩序的影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变革力量。”实际上，中国发展积聚的实力上升与影响力扩展，不只对东亚的格局转换产生了影响，在地理范围更大的“印太”从概念升级为对外战略关键词的过程中，中国因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中国学者指出，尽管冷战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那就是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
中国崛起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于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其次是军事实力的提升，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第三是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意志与行为变化，明确界定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以及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决心表述。面对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周边国家和某些西方国家并不适应，某些战略家甚至由此判断亚洲整体的国际秩序正迅速向“中国单极时代”迈进，而2010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军事上的一系列举动，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对“强大的中国越来越自信”的判断。
国际社会在解读中国实力上升与和平发展上存在疑虑。那些与中国在不同领域存在紧张状态的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越南等，心态则更为复杂。1969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曾说，与美国为邻就像睡于大象旁，不管它多么友善温驯，你都会在意它的每次抽搐和呻吟，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否会翻滚到你身上。而对于中国的邻国来说，毫无疑问，也面临这样的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与军事力量提升，使国际社会必须面对中国迅速、持续崛起的局面，而中国邻国的“特鲁多综合征”也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得到强化。因此，限制中国影响力，平衡中国实力提升，成为“印太”概念的重要驱动。“而美国将注意力从印度洋转移到‘印太’地区安全架构，其中的一个主要驱动就是中国海军可能的扩张，以及中国海军力量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区域的使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有效地管理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与印度的合作，也需要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其他有相似关切的国家的合作”。
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突出“大亚太”视野
美国推动印太地区框架，其实质就是应对印太地区权力格局的新变化，在继承并强化美国过去亚太战略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更大范围的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战略框架。美国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亚太战略报告》主要关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并不涉及中亚、南亚和西亚等次区域，[36]然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则突出其大亚太视野，将南亚次大陆在内的印度洋纳入其大亚太的战略布局。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瑟夫·云于2013年2月26日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以连贯和整合的方式看待印度洋地区和东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新视角将有助于美国应对地区内的关键性挑战和机遇……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实施战略再平衡，实际上就是对正在形成中的新‘印太’世界事实的确认。”毫无疑问，美国亚太战略的“大亚太”视野，实际上就是“印太”逐渐成为关键词的合理演绎。
美国倡导“印太”，实质是基于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认知，在美国优势地位相对减弱、地缘政治经济重心日益转向印太的背景下，通过对美国未来有直接影响的关键地区布局，重塑盟友与伙伴关系，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要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然而与20世纪9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多强中的普通一员相比，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已经发生显著改变，而中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导致了中美两国民众心态的变化。近年来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美国决策者对华态度敏感焦虑，实际上就是实力对比变化使然。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学者认为，全球经济重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向亚洲地区的结构性转变，将成为当今和未来几十年的重要地缘战略趋势。这个趋势发轫于中国崛起，如果缺乏成功管理，最终将以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式改变全球权力平衡、影响力和价值观念。尽管美国现在的政策重点和资源集中于大中东地区，然而对美国全球优势的更大和长期的挑战则集中在亚洲。有学者更为直接，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的崛起”。从总体上看，中国作为美国的全面性政治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和区域性军事对手的观念已经在美国的精英层形成并逐步强化，应对中国崛起，自然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美国出台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推动“印太”成为统一的地缘战略单元，则是美国大战略的自然延伸。自美国奥巴马政府以来，鉴于国内经济形势、阿富汗反恐战争走势以及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崛起导致的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转移等因素，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实力与地区影响力，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思维明显，如何有效制衡中国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考量。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框架就包括深化和更新同盟关系、拓展与重要地区伙伴如印度的接触、参与和培育新的地区多边架构等内容，而就西太平洋地区的事务加强与印度的协调与合作，提升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则是美国构筑印太框架的核心内容。简而言之，美国战略谋划中的“印太”，就是通过强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印度纳入美国的战略框架，限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致力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为此，美国总统奥巴马称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2010年10月28日在夏威夷的讲话中也明确表示，美国之所以强化与印度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就是缘于美国对印太地区之于全球贸易与商业重要性的理解。而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及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尔迈茨在2013年1月回答印度听众提出“美国为何如此热衷于扩大其与印度的关系”的问题时指出，印美关系具有地缘战略意义和地缘经济意义。“印太地区”作为地缘政治概念，是美国“重返亚太”以及出台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地理支撑，它在某些方面能有效解决其对外战略困境问题。
澳大利亚推动印太的战略诉求
澳大利亚在地理上与亚洲相近，但在历史联系上与西方更为紧密，在政治与军事上维持与美国联盟关系的同时，在经济上融入高速发展的亚洲，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主线。与美国推动“印太”背后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因素不同，澳大利亚积极倡导印太架构，更多地体现为“努力融入动感地带避免边缘化”的特征。概括地说，澳大利亚战略谋划中的印太，其一是由于其经济重心从东海岸转向西海岸，西海岸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开始上升，而西海岸智库是推动“印太”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力量;其二是澳大利亚希望借助印太安排，充当东西方的桥梁，避免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转移过程中被边缘化。“印太概念将澳大利亚置于地缘上的战略中心，而传统的亚太概念则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利用这一概念，澳大利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一步深化与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并证明其不断强化对印度洋地区接触的合法性”。其三则是对印太地区作为澳大利亚经济和战略利益重要通道的认知。澳大利亚于2012年10月28日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指出，印度洋正在取代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走廊，而“印太”构想则意味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将被相关国家作为战略整体而非孤立地加以考虑。其四，澳大利亚同时也将自己定位于印度洋沿岸国家，宣称自己在南亚与广泛的印度洋地区有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
澳大利亚推动“印太”架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与军事上维持与位于太平洋东岸地区的美国的联盟关系，支持美国“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支持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进程;第二，经济上更加积极地融入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并支持东盟发挥中心作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第三，积极参与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RC)框架内的合作，加强与印度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护印度洋通道的安全;第四，充当东西方沟通的桥梁，支持中国与美国的沟通与接触，因为澳大利亚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塑造战略环境最具影响力的力量。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澳大利亚的“印太”驱动因素中平衡中国影响的成分不如美国强烈，但澳大利亚对中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拓展的疑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澳大利亚于2009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范围和结构令周边国家感到忧虑，要求应对中国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和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2012年版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能力和军事现代化称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自然而正当的结果”。013年版《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书》则更进一步，鼓励中国的和平崛起，认为这可以给澳大利亚带来积极的经济利益。
对于澳大利亚的积极倡导者来说，“印太”概念将澳大利亚置于地缘上的战略中心，利用这一概念可以证明其不断强化对印度洋地区接触的合法性。然而一些学者对这一概念本身的风险也有明确的认知。倡导印太概念必然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在地缘上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盟友，由于美国对澳大利亚期待的增加，可能导致澳大利亚面临新的和潜在的责任，例如以印太框架重新定位“澳新美理事会”，增加美国海军在斯特林基地的存在，要求在科科斯群岛建立美军无人机基地等。在美国越来越热衷于与新老盟友分担维持地区秩序责任的背景下，这可能预示着美国对盟友的需求将更为迫切。但从中国的视角，印太概念的提出似乎是为了保持美国的存在，提升印度的作用，阻隔中国进入印度洋。如果澳大利亚积极倡导并推动这一框架，将有可能在新兴的地区秩序中产生竞争与争论，增加自身作为盟友的承诺与责任，并有可能疏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印太并不能解决澳大利亚的战略困境，甚至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因此，审慎思考其效用和潜在风险，确保印太概念能真正反映地区战略发展趋势，这对于澳大利亚游弋于亚洲世纪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有的澳大利亚学者则更为清醒，认为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印太”参与者，同时“印太”也不是澳大利亚的战略区域，认为“印太”概念本身仍存在歧义，需要对此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定义。
印度对“印太”的解读与对外政策取向
印度前外长希亚姆·萨兰曾指出，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层次上，南亚是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确实，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与亚太在政治、经济与战略上的联系较为有限，印度并不是亚太地区的正式成员，传统亚太地区也不包括印度洋地区的南亚次大陆。随着地缘重心东移，以及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印度与太平洋地区的联系日益增强，印太概念的出现，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地缘政治与经济现实。
印度在国土面积、人口规模以及资源等方面有发展为世界性大国的禀赋，加之扼守印度洋中部所具有的得天独厚地缘优势，使美国在大战略框架内看待印度的视角发生了改变，即超越了南亚地区视界，将其视为印太地区的关键国家，并且在重返亚太以及实施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积极寻求新德里的支持。美国驻印度大使南希·鲍威尔赴任前于2012年2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印度将成为美国21世纪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鼓励印度在亚太的领导和合作将是美国的重中之重。2011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访印时明确表示美国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美国鼓励印度不仅要向东看，还要参与东方，行动东方”。可以说，美国对印度扩大地区事务参与的支持，与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与深化相契合，这为印度战略空间超越传统的印度洋地区而延伸至西太平洋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印度国内对“印太”的立场与澳大利亚相似，存在明显的分歧。概括地说，印度国内战略界对“印太”有三种认知：其一是欣然接受，其二是否定批评，第三就是有限利用。持积极立场者认为，印度应该完全接受印太概念，并将其作为改变印度对外政策的尝试，在放弃传统不结盟立场的基础上通过促进印度洋一太平洋地区单一战略弧形带的形成，实现印度在塑造地区经济和安全体系结构上的领导作用。而否定批评者则认为印太有可能对印度的对外政策目标产生潜在的威胁，接纳印太将意味着印度与美国形成紧密的联盟，而维护自主权才是印度对外政策的根本利益，符合印度的战略目标。
与前两种认知比较极端相比，有限利用论者比较中庸，他们既看到也希望利用“印太”提供的机遇，同时对“印太”架构下印度的风险有较为清晰的判断。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印度没有必要对其敌视，而应以一种中庸的方式接受印太概念，既保留不结盟传统以求“战略自主”，又优先考虑创造一个稳定的区域环境，以建立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联系和安全环境。印度政府的官方声明和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到，印度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和包容的安全架构，就是体现了这种路径取向。
从印度对外政策发展的趋势上看，印度一方面对美国出台再平衡战略引发的“地区不平衡”以及区域紧张感到担忧，希望美国“重新校准”再平衡战略;同时也觊觎美国推动“印太”产生的“红利”，被“美国重视印度在诸多全球议题上的不断上升的领导力并寻求与印度一道促进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的许诺所吸引。因此，印度决策层开始超越传统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界限，开始以更广泛的“印太”视角界定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国家利益。2012年12月举行的印度一东盟纪念峰会上，印度总理辛格第一次以“印太”框架阐述印度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2013年5月，辛格总理访问日本时也以“印太”定位双边关系;同月，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相继出访新加坡、泰国和澳大利亚，表明印度版的“重返亚洲”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巧合和异想天开。
综上所述，印度理想中的“印太”地区架构的决定因素是该国国内经济重组的需要以及继续遵守战略自主的原则。为此，印度支持建立诸如东盟和东亚峰会这样的地区集团，以及基于国际法准则的与自由航行和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相关的标准，同时，在印太地区印度的关注点又不限于以多边机制或联盟方式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架构。此外，美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集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劳工标准等问题在内的区域经济架构，但印度对此并不热衷。印度认为美国倡导的TPP计划有可能削弱印度的战略自主权，并有可能对印度经济增长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同时，印度对美国能否保持对印太地区的长期关注持怀疑态度。
四、中国具有典型的“印太国家”特征
印太是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积极倡导的，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相契合，有平衡中国的设计理念，这导致中国学者对此概念抱有疑虑。不可否认，相对于东亚和亚太等区域概念，“印太”无疑稀释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而且，在美国传统亚太同盟体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印度与日本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深化，涉及外交与防务的双边“2+2”对话议题广泛而敏感;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加速发展，对话内容不断充实，制度化、常态化程度渐进提升;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美日澳印四边对话呼声也日渐高涨。这些机制或安排都有针对中国实力上升和限制中国影响的潜在导向。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与领海争端日趋尖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对美国主导的“印太”设计持谨慎态度也是十分自然的。
然而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贸易和能源的依赖日益加深，相应地，中国的战略利益也从太平洋地区延伸至印度洋地区。“印太”，是中国发展的题中之义。换言之，中国战略利益的延伸与扩展已经使中国从传统的“亚太国家”发展为典型的“印太国家”。作为联系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海上战略通道，印度洋对于中国地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呈快速增长态势，但外贸依存度维持在较高水平(2012年为47%)，其中对外贸易90%以上要通过海洋运输;中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然而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12年石油为58%，原油为56.6%，天然气为29%)，其中85%以上的进口能源需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这条“生命线”。可以说，关于对外贸易航线与能源通道安全的考量，是中国从太平洋国家转向“印太国家”的两个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就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和对海外能源资源的需求，迫使中国海军提升能力以保护重要的海上运输线，而这些事态发展目前更多是由经济需要而不是全局战略驱动的。随着中国对印度洋航线的依赖加重，“马六甲困局”问题也日益凸显。但综合来看，中国突破“马六甲困局”的路径选择(如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可以避开马六甲，但却不能绕开印度洋。也就是说，中国对印度洋的依赖不会因“马六甲困局”的消解而下降。
“印太”概念是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地缘经济发展趋势的真实反映，其中除印度战略空间“东向”扩展至西太平洋地区外，另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中国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西向”延伸。对此，西方学者有明确认知：“‘印-太’的概念主要来源于经济、能源和海运全球化的推动，中国对通过印度洋的能源进口的严重依赖，意味着中国与印度一样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其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亚洲国家。”因此，作为印太区域内的重要成员，中国应该被整合进印太架构，使中国成为印太战略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这符合印太区域内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然而，一些保守的美澳印学者企图通过“排他性印太”，将中国排除在印太架构之外，以达到削弱与制衡中国的目的。这些学者只是强调“印太”架构下印度与太平洋地区经济与安全联系的强化，而忽视甚至是刻意否认“印太”的“包容性”实际上，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缘单元日益呈现出融合的特征，其存在逻辑一方面源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资源、能源和经贸等领域对印度洋的依赖度上升，另一方面源于印度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国家联系的增强。一个“西向”一个“东向”，两者缺一不可。印度外长萨尔曼·库尔希德就承认，中国在印度视为其专属领域的南亚和印度洋的存在，是新德里必须学会面对的一个新现实。
“印太”反映了区域地缘经济发展趋势，但如果美国刻意强调印太的地缘政治意图，而忽视内在的经济趋势，“印太”必然会引起澳大利亚和印度国内战略界的疑虑。鉴于中国已经成为典型的“印太国家”，中国学者没有必要对“印太”消极抵触，然而应对美国“选择性排除”及“针对性推动”保持高度关注。总之，印太概念一方面使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传统地理界限开始模糊并重叠，另一方面，“印太地区”内的次区域仍然存在，并且每个次区域都有自身独特的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南海、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尽管“印太”反映了地缘经济与政治的新发展，但正如希拉里所说，如何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变成一个操作性理念仍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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