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自入关以来,政局的重心一直到北方。19世纪50年代以后,两江成了晚清政局最为关键的地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于此,诸多晚清名臣主政于斯,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十七日,清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前任两江总督何桂清在菜市口被弃市。
这是太平军建都金陵后清廷处死的第二个“跑路江督”,前一个是陆建瀛。这一天离何桂清跑路已有2年,离曾国藩获任两江总督也有2年。
历史上因为多种原因常将两人联系在一起,虽然有关何桂清的研究很少,但大都将何桂清之死指向曾国藩,认为是两个集团争夺地盘、互相倾轧的结果。这种流于表面的结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晚清两江政局中曾国藩与何桂清之间存在斗争的话,那就是一场良币驱逐劣币的斗争。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他比曾国藩小5岁,1835年两人都参加了进士考试,何桂清得中,曾国藩直到3年后即1838年才得中进士。何桂清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升任兵部右侍郎,曾国藩于第二年(1849年)升任兵部右侍郎。两人仕途轨迹相似,但并无交集。咸丰四年(1854年)秋,何桂清在大学士、军机大臣祁寯藻、彭蕴章的推荐下出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则因为丁母忧回乡,而后以帮办团练的身份组建湘军,于咸丰四年(1854年)一月于湖南衡阳誓师东征。咸丰五年(1855年),湘军进入江西,受阻于鄱阳湖,曾国藩驻守南昌,战事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研究者认为,浙、赣两省毗连,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开始产生了。矛盾的起因,据研究者认为,始于曾国藩向何桂清借饷。
长期担任浙江多地知县、后帮办左宗棠营务的许瑶光说: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派郭嵩焘去找何桂清,遭何桂清婉拒,原因据说是曾国藩的信函中有“平昔挥金如土”的指责,导致芥蒂。
曾国藩组建湘军以来,苦于筹饷之难,这是事实,他在江西就因为省内官场在饷事上掣肘,因而深恨之。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湘军毕竟是在江西作战,就地索饷符乎人情事理。而湘军并未进入浙江,向浙江求饷则是隔空索饷,人家愿给就给,全凭他人作主。曾国藩绝不会因为何桂清拒绝而结下所谓的“深仇”。
事实上,曾国藩同时通过朝廷向广东等多地索饷,这些省大都也是阳奉阴违,对朝廷的旨意多打折扣。连继任何桂清为浙抚的胡兴仁也不愿意接济邻省军队,胡兴仁还是湖南保靖人,在湘时曾为曾国藩劝捐。其实并没有见到曾国藩与他省结下什么梁子。
许瑶光的说法只是自己的猜测,他并不了解高层内情。研究者据此认为,曾国藩与何桂清因此成为敌对关系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两江总督怡良告病开缺后,中枢彭蕴章等力荐何桂清总督两江。同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不待旨意即行回乡;七月,曾国藩两次上书请求在家终制,获得朝廷批准。
清政府同意曾国藩守制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看好湘军,出于传统的观念,清廷将平定太平天国的希望一开始就寄托在两江绿营的江南大营身上。这一点,别说中枢如此,就连左宗棠等关心湘军的湖南官场人士也是如此,忧虑多于希望。
湘军在曾国藩眼里是“官军”,而在中枢眼里是地方团练,按清制,地方团练不得远行征调,因而湘军出省作战也是史上从未有过的。江西官场视湘军为客军,以及何桂清等人不把曾国藩的湘军放在眼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是曾国藩公开要官招致朝廷不满。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在朝廷多次要他复出的情况下,明确表示非位任巡抚,不愿继续带兵,“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见其如此,干脆同意他在家守制。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复出,重掌湘军。这次复出,直接原因是浙江告急,加上湖南、湖北巡抚骆秉章、胡林翼等人多次奏请。升任江督之后的何桂清目空一切,喜好排挤善类。
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清廷任命胡兴仁继任浙江巡抚。胡兴仁抚浙,打破了何桂清的梦想,痛骂胡兴仁“昏天黑地”,以至“浙江公事大变”。在江苏,巡抚赵德辙被何桂清看作眼中钉,欲让王有龄抚江。但是,1859年春,徐有壬抚江又使何桂清的算盘落空。
那么,王有龄与何桂清又是什么关系呢?何桂清的父亲是时任云南县令的王有龄之父的签稿门丁。王有龄在衙门里读书时,何桂清曾为伴读。因为这层关系,后来官运亨通的何桂清对王有龄格外器重,多次为王有龄谋晋升之路。
曾国藩借饷遭拒,“时王壮愍(王有龄的谥号)为杭守”,正是他和何桂清共商的结果。1859年,胡兴仁引疾辞官回乡,清廷改派福建巡抚罗遵殿任浙抚。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出身进士,长期任职湖北,是胡林翼赏识的人物。罗遵殿刚一到任,就遭到太平军猛烈攻击,很快就因寡不敌众、军情不熟而城破,罗与家人自杀殉节。
杭州失陷震动全局,很快援兵四集,太平军弃城而走,何桂清却将功劳推给王有龄,王有龄终于如愿升任浙江巡抚。却不料这只是一个陷阱。太平军攻杭州,本就是一个“围魏救赵”声张击西的策略,目的在破江南大营。
果然,清军上当,江南大营溃败,随后,常州、苏州、嘉兴先后失陷,太平军再攻杭州。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杭州再次失守,王有龄兵败自杀。这段故事,被研究者渲染为何桂清与曾国藩争夺江浙地盘的斗争,其实是想象力过于丰富罢了。
其时,曾国藩于咸丰九年在江西制定了四路进兵、会攻安庆的战略部署,咸丰十年于安庆大破陈玉成。安庆苦战,江西、安徽警报四出,湘军自顾不暇,曾国藩的祁门大营被困月余,被迫立下遗嘱,哪有什么心思和谁争什么地盘。何桂清、王有龄之死,纯属咎由自取。咸丰七年春,何桂清代理两江总督之职,八月实授。
但是,何桂清对曾国藩的排挤、攻击一直没有断过。早在咸丰六年七月中旬,石达开率部于抚州大败湘军李元度,引起南昌震惊。一个月后曾国藩才上奏报告实情,但何桂清却早已抢先密报清廷。因此事曾国藩招致清廷上谕严厉申饬,称其“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曾国藩颜面扫地。私下里何桂清频频写密信给中枢彭蕴章及京中好友,诋毁曾国藩胆小无能、一筹莫展,以至于浙江深受其害。
咸丰十年(1860年)春,为解江南大营之围,太平军李秀成以“围魏救赵”之计进攻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一面派人向胡林翼、曾国藩求援,一面向江南大营和春告急。和春命张玉良率军万余驰援,却被何桂清调归王有龄指挥。王有龄故意安排张玉良在苏州滞留二天,又让其先援湖州后援杭州。张玉良赶到杭州时,城破已三日,罗遵殿兵败自杀。李秀成趁机撤军,回兵皖南,按原计划与各路太平军分进合击江南大营外围,清军不得不再次分兵救援。
江南大营很快被击破,因何桂清、王有龄的蓄意阻滞,原本可以避免的大败局就这样产生,杭州和江南大营两头都没顾着。罗遵殿死后,王有龄经何桂清力保升任浙江巡抚。为了阻碍罗遵殿得到恤典,何桂清、王有龄联络御史高延祜奏劾罗遵殿在守城时“一筹莫展,贻误生民”,罗遵殿的恤典因此被撤。在曾国藩、胡林翼的支持下,罗遵殿之子罗少村将其父遗骸运回安徽宿松老家安葬。
曾国藩等人出城设席路祭,后又送出城外,到家后,曾氏再次祭奠。他献挽联:“孤军失外援,差同许远城中死;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上来”,表达对何、王阻滞张玉良救援的愤慨。罗遵殿被御史弹劾后,曾国藩致信胡林翼,为罗氏之死悲悯不平,谴责“以效死弗去慷慨赴义者为罪为非,以弃城逃避者为功为是”的做法,决心为罗氏抱不平,约定待皖南战局稍有起色之后,将与胡林翼、官文、骆秉章“四衔会奏”,为罗氏申张冤屈。
胡林翼更明言罗氏“明德正人,愠于群小。屈于人者,将申于天也”。但是,害人者终害己,何桂清、王有龄的报应很快到来。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六日,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后乘胜追击,攻克丹阳,直扑常州。驻守常州的何桂清惊慌失措,其下属曲意迎逢,提出以筹饷的名义退往苏州。常州乡绅跪留,何氏竟然丧尽天良命亲兵开枪打死乡绅19人后得以脱身出城。谁知痛恨何桂清贪生怕死的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何氏不得不逃往上海。六月二日,太平军攻取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投水自杀,临死前上奏参纠何桂清弃城逃窜。此事引发清廷震怒,下旨将何桂清革职拿问。
但是继任江苏巡抚的薛焕系何桂清亲信,他于上海设署办公,对朝廷革职拿问的命令置若罔闻,他与王有龄一起保奏何桂清留营效力,力图为之脱罪。清廷明令不准,但因北京高层震荡而拖延下来。
围绕着何桂清的罪与非罪,多方力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刑部郎中余光倬依据《大清律》“地方大吏逃奔蹶事”,认为应以斩监候加重惩处,上奏请拟斩立决。作为何桂清的嫡系,薛焕千方百计在为何桂清洗脱罪名。薛焕其人,曾国藩在奏折中称其“带勇非其所长,株守上海一隅,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薛焕偷安一隅,物论繁滋,苏、浙财赋之处,贼氛正炽”。何桂清在上海安然避居了近两年后,北京政局安定,给事中郭祥瑞等再次上疏弹劾,请求对何桂清速正典刑。
这时,苏、常两州士绅联合前往安庆,敦请曾国藩分兵保障上海。曾国藩遂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奏请由李鸿章抚江,率淮军赴上海。李鸿章就任后,经恭亲王与租界交涉,将何桂清逮捕解送北京。何桂清背后有金主,就是传说中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二人官商勾结已有多年。何桂清早就“潜令心腹,以重赀入都,遍馈要津,凡有言责者,鲜不受其沾润。自谓布置停妥,放胆而行,于同治元年春到京”。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何桂清被打入刑部监狱。身为常州人的刑部主稿余光倬对何桂清弃常州不顾,视家乡父老如草芥,非常气愤,力陈何桂清罪责之严重,坚持将其立斩。“论疆寄,则文臣视武臣为重;论军法,则逃官与逃将同诛;论情节,则闻警屡逃,非被攻被围变出不测者可比;论地方,则全省糜烂,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者可比。”“四论”既出,群情激动。
但是何桂清事前的金钱开路起了很大作用,导致清廷在对待何桂清问题上昏聩不堪,尽管舆论沸腾,但中枢偏袒意图明显,令众大臣就何桂清量刑问题,“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结果上疏为何桂清申请免死者竟多达17人,特别是领大学士衔的吏部尚书祁寯藻,引用嘉庆帝“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的谕旨,反对诛杀何桂清:“国人皆曰可杀,臣亦国人,未敢谓其可杀。”此外,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等十一人,或单独上一疏,或数人联合上疏同声反对处死何桂清。何桂清的势力有多大于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2]许瑶光. 谈浙:第6 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赵尔巽. 清史稿:182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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