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讲究有理有据，不可“想当然”。然而，宋代大文豪苏轼不仅在礼部考试中杜撰论据，而且在后来的创作中把这一点“发扬光大”。其实，他是勇于突破限制，畅发豪情，由尘俗痛苦走向精神飞跃。请看杨顺仪老师的分析——
言必有据，言必有典，是论文写作的通行法则。一旦偏离典据，杜撰生发，就易引起质疑。远在一千年前，还因此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公案。1056年，苏轼随父进京，参加了七月开封府组织的举人考试，通过后，1057年正月又参加了礼部考试，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用不到700字就把道理说清，交了卷。他在试卷中慷慨陈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次主考官是欧阳修，他请了诗人梅尧臣（字圣俞）来阅卷，梅尧臣读到此文后，认为有“孟轲之风”，就推荐给了欧阳修。欧阳修读后也大为欣喜，又疑是他的门人曾巩所写，为了避嫌，遂判为第二，谁知是苏轼所写。就“皋陶为士”一典，欧阳修不知其出处，后来问苏轼，苏轼笑答“想当然耳”，承认是自己杜撰典故。欧阳修因其才高，并不介意，甚至还对人称扬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足见欧阳修爱惜人才、奖掖后学之心。他还高兴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与梅圣俞书》）政论文章自造典故、虚构历史，按言必有据的道理而言，是不允许的，但苏轼的大胆“造典”正好表现了他摆脱史书束缚，自由大胆地表达思想的创作精神。正所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淮南子·氾论训》），也许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的欧阳修就是从中看到了新的生机。苏轼的“想当然耳”实际上就是“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就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意境，呈现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新气象。
1082年，苏轼多次与友人游览长江，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三大赤壁名作。事实上，苏轼所游之处并非三国周郎鏖战的古战场，只不过地处长江之滨的黄州，在城西门外有个赤鼻矶，因断岩临江，状如悬挂的鼻梁，加上岩石通体呈赭赤色，故得名“赤鼻矶”。“赤鼻”“赤壁”，由此及彼，不禁让苏轼在谐音中神游，想到三国周瑜年纪轻轻就建功立业，笑傲江湖，于是便穿越时空，把此“赤鼻”当作三国“赤壁”来歌吟。《念奴娇·赤壁怀古》正文尚以“人道是”为自己将错就错张本，《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则直接以“赤壁”言之，“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苏轼“想当然”地超脱历史史实，让历史人物、历史资料为行文服务。“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对208年赤壁大战的经典概写，之前却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翻阅陈寿《三国志·周瑜传》，周瑜娶妻是建安三年，时年二十四岁，“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时得桥（亦作“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赤壁大战发生在208年，为建安十三年，周瑜已三十四，小乔已嫁十年，再也不是什么“小乔初嫁了”。至于“羽扇纶巾”，历史上的周瑜是个披坚执锐、威武勇猛、冲锋陷阵的武将，关于其容貌，《三国志·周瑜传》只有“壮有姿貌”一句，苏轼硬是把描写孔明的“羽扇纶巾”嫁接到周瑜身上。这种加工改造，一是以周瑜的少年得志反衬自己的不得志，二是以孔明的儒雅谈笑点缀周瑜的智勇豁达，强化其英俊潇洒之貌，反衬自己欲潇洒风流而不能的落魄。如果说“皋陶为士”的“想当然耳”，是为理而造、为文而设，呼应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新风，那么“黄州赤壁”的“想当然耳”，就是为情而设、为身而造，苏轼为自己、也为众多逆境士子营造了一个精神大本营。黄州接纳了他，赤鼻幻化了他，江月开释了他。他被软禁于黄州一隅，不可随意走动，但仍有神游三国赤壁、凭吊英雄人物的机会，有限的时空只能束缚他的肉身，却禁锢不了他的精神。借助“想当然耳”，他穿越时空与周瑜相会。如果苏轼为文就黄州说黄州，就赤壁说赤壁，不作这样有意而为的“想当然耳”，他只会囿于处境，不会成就千古绝唱，黄州赤鼻也永远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山城，不会成为“黄州赤壁”，成为华夏名胜。苏轼的“想当然耳”，为后人创造了一个与“武赤壁”相对的“文赤壁”。他由此畅发自己的豪情，安放自己的灵魂，完成了由尘俗痛苦向精神飞跃的转换，在文学史上闪耀至今。
（改编自《语言文字报》2023年11月22日文章《“想当然耳”成就千古绝唱——从苏轼“皋陶为士”说起》；作者：江西省崇义中学/杨顺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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