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作家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迄今为止，莫言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由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一炮而红，曾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现综合各方报道，将当年莫言与电影《红高粱》的情缘一一道来。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1987年六七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第二，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曾担心这部戏会砸在巩俐手上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一大早，我母亲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市采购。大约10点钟，一辆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导演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那么强烈的氛围。电影的影响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没什么人知道。但那年春节过后，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