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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利锋
说中国是一个泛道德主义国家，倒名副其实。网上热议事件中，很多网友义愤填膺。都在指责事件主角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仁义道德语言充斥网络。私下聊天时，你也可以分明感受到，人们对当今各种假冒伪劣和贪污腐败的道德批判。贪官没良心，奸商不谈信用，目击者太冷漠，太懦弱，知识分子没良知，中产很麻木。类似这些道德指责太普遍了。只要国人一开口对他人行为作出判断，那十有八九会是一番道德指责。
如果一个对中国陌生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一定会产生错觉。他会认为，中国人会很道德，中国社会会是一个道德水平较高的社会。很显然，他被国人满口仁义道德给欺骗了。事实上，在近乎人人谈道德的今天，社会道德沦丧了。答案很简单，人们只是谈道德，自己并不践行自己所谈的道德。道德变成一种语言子弹，用来射击贪官，奸商，目击者和知识分子等不道德的人。批评者很少反思自己行为是不是合乎道德。比如，一个公司山寨其它公司产品，该公司员工很可能经常抱怨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假冒伪劣，希望其它公司和其它人不假冒伪劣，而他不反思自己正在协助公司假冒伪劣。他帮公司造假时，是那么真诚，投入，理由充足。他批评假冒伪劣时，也如此。官员向下属谈道德时，他是那么真诚。官员贪赃枉法时，也如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猜测，奥威尔《1984》中双重思想借鉴于中国文化。
2200多年来，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儒家价值观是这个文明古国的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被称作儒家，源自于它对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信条的推崇。它强调以德礼治国，而非以法律和制度。《论语》是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它的一句话反映了它的核心价值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它将德，礼，政和刑进行了重要性排名。道德和礼仪要重要于政制和刑法。法家反其道而行之。既然道德是美好政治社会的中枢，激发官员和臣民的道德自觉就是必然之事。教化成为帝制社会教育体制的本质。我们看到“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它希望教化这些书的读者们，把他们变成一个个有道德的人。
非常遗憾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它不是在通往理想国的路上，而是走向反面。它南辕北辙。朱熹（1130-1200）在与友辩论时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朱熹发现了事实真相。不过，1500多年的教训都不能促他放弃对道德理想国的继续幻想。
1748年，乾隆13年，正直所谓康乾盛世。正在弘历和如懿吟诗作对时，在西半球的法国，一知名启蒙思想家出本书，《论法的精神》。该书从外国人角度揭露了盛世大清礼仪道德的本质。孟德斯鸠如此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仪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使用的。” 时至今日，官方还在全方位宣传儒家仁义道德，还在宣传“中国是礼仪之邦”。还有众多人坚信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奉四书五经为圭臬，把孩子送进国学班。我怀疑，这些人也有孟德斯鸠所说的那三种称。他们伪善得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了。
道德是人类进化早期的产物。后来，我们那些猿猴祖先们发现，单靠道德自觉往往不能遏制犯罪，随发明了规则，协议和法律之类，甚至设计了制度。还必须把它们写在书上，刻在石碑上，昭告世人，传承后代。在西方，他们“从身份到契约”，实现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西方人的道德用来自律。而我们社会还在普遍大谈道德，还在希望他人行道德。
当你看到有人像于丹，秋风之类在公开场合大谈孔孟之道时，你得谨慎了。当你看到有企业家把孔子像供奉在接待室时，你得谨慎了。当你看到有人把“明明德”之类道德教条高悬门栏之上时，你得谨慎了。当你听到亲戚，朋友，同事和校友们在批评社会事件中某某人不道德，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怎样怎样时，你也得谨慎了。他们只是在用道德苛责别人，很少用相同道德标准来自律。道德只是人们手中的大棒子，随时准备挥向他人。道德还没有成为人们内心的一支标尺，用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几千年世界历史真相告诉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包括那些大谈道德的人。
怎么办？当很多人用法律来约束自己和他人行为时，当很多人想象用选票选择官员，用制度来限制官员时，明天才会更美好。别无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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