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学者对红山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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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是辽宁和内蒙古地区的古文化，大约有6-8千年的历史，是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久的文明遗迹，其考古发现对区域文明意义十分重大，也引发了一些东北亚区域民族、文化、国土疆域的纷争问题。韩国和日本学者以及美国、以色列学者一直关注研究中国境内的红山文化，特别是一些韩国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韩国的文化衍生，其用意和目的何在世人皆知。
重视和研究红山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问题，特别是要从目前红山文化中剥离出和厘清前红山文化，并深入研究“前红山文化”（辽宁阜新的查海文化等）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解决东北亚区域民族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土安全以及政治安定的前提和基础。
以下是网络中多年来日本、韩国等过学者对红山文化的历史关注和研究的集萃，整理后以飧网友和研究人员的学习和研究，汇集社会力量，增强研究力度，未雨绸缪地防范未来中国发展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资料一：红山考古第一人鸟居龙藏。鸟居龙藏，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毕业的首届学生，主修考古学课程。1895年，鸟居龙藏受学校人类学教研室的派遣，来到辽东半岛，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调查。
1895年8月下旬—12月下旬，鸟居龙藏调查旅顺、大连和熊岳城、盖平（今盖州）、大石桥、海城、辽阳等辽南地区的史前遗址和汉代遗址。大连地区仅在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采集到个别的石器。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再次占领旅顺、大连，鸟居龙藏再次来到大连，调查和试掘了普兰店锅底山遗址。
1906年至1908年，开始把考察的重点放在内蒙古草原地带。1908年，受喀剌沁第12代亲王贡桑诺尔布聘请，鸟居龙藏携夫人鸟居君子踏上了红山后这块神奇的土地，担任喀喇沁王府的教师。他利用教学之机，继续在赤峰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等地从事考古活动。他在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红山后”等地发现了6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了环绕着石头的古墓。根据从当地农民手中收集的一批小型青铜器，并对照历史文献，鸟居龙藏得出红山后的废墟和墓葬属于古代东胡人遗存的结论。
1909年，鸟居龙藏第三次来到辽东半岛，调查和发掘旅顺双岛湾、老铁山、郭家屯，普兰店台子山等遗址和墓葬。
鸟居龙藏当时是以人类学的考察为主，兼及民俗学和考古学，因而当时的工作规模都很小，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找遗物，而对遗迹和层位关系则注意不足，甚至缺乏正规的记录和实测。滨田耕作发掘的老铁山积石冢，也缺乏墓葬的实测，仅简略地报道了出土的陶器。
鸟居龙藏将他的三次考察成果，于1910年出版了《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鸟居龙藏作为日本第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受过专门训练。因此，他根据亲身考察而写成的这本书，从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几个方面入手，对从史前到高丽时代的遗迹进行分类研究和描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安志敏先生认为该书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佟柱臣先生认为“这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的第一本书，……东北考古学开始阶段的一本比较标准的书”。滨田耕作对老铁山积石冢的发掘和报道，是其从事考古学生涯的第一步，而他后来对日本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却是以此为开端。
1911年鸟居龙藏将他在红山、林西、多伦淖尔、外蒙古、张家口等地的考古调查写成《蒙古旅行》出版，1914年，他们夫妻用法文出版了调查报告，并发表了《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东胡是先秦时期活跃在内蒙古草原东部的马背民族，后来的乌桓、鲜卑、契丹、蒙古都是它的后裔。现在的研究者看来，鸟居龙藏对红山后遗址所得出的有关民族归属的结论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分布在红山后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分开，而是混为一团，将遗存的年代下限推迟到战国。此外，张冠李戴。红山后早期的红山文化遗址属于原始社会，那时只有氏族部落，还没有发展到民族的阶段，况且红山文化属于农耕文明范畴，与东胡族的草原文化搭不上界。另外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与东胡处于同一时代，但是东胡族在当时活动范围主要在蒙古高原，而当时的赤峰地区则属于山戎的范围，山戎也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诸侯国。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以后，随着山戎被齐桓公消灭，东胡才乘虚而入进入赤峰地区。
其实，根据鸟居龙藏对红山后出土文物的对比分析，有些还的确算得上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比如采用细石器加工制作的石镞，是北方细石器文化的代表作，可惜都被鸟居龙藏混在了青铜时代的器物群里了。尽管鸟居龙藏对红山考古的认识有一些错误，但是他所作的工作毕竟是开创性的，也正是由于他对红山的考古发现，才使得红山扬名天下，为后世红山文化的考古大发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此他成为红山考古第一人。
资料二：滨田耕作等人在东北的考古调查。
1910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前身）滨田耕作、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牧羊城和老铁山积石冢。
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再次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和牧羊城，并同立花政一郎等人，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的三处积石冢。
此外，1906年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在旅顺老铁山发现石器，并在其附近发现汉代贝墓、砖室墓。
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在旅顺发掘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滨田耕作：《旅顺刁家屯古墓调查补遗》，《东洋学报》1921年第3期）；
1914年至1915年，满铁岛村孝三郎等调查旅顺老铁山积石冢，并在大连滨町（今黑嘴子）发现彩绘陶。
1923年，八木奘三郎奉满铁调查课之命，先后到旅顺南山里、双岛湾、营城子，大连市内，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调查，发现史前时代贝丘遗址和积石冢。
1925年，金州“南金书院”院长岩间德也和教员三宅俊成在金州北门外发现“元上百户张成墓碑”，在金州亮甲店发掘蚕厂屯史前遗址，出土百余件石器和大量陶片；在金州凤凰山麓发掘史前时代遗址。
1925年，清野谦次调查旅顺羊头洼遗址。
资料三：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等组织在旅大开展的考古调查：
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古工作。1928年，首先发掘貔子窝遗址。貔子窝包括位于今普兰店市皮口碧流河边相邻的单砣子和高丽寨两个遗址。在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的主持下，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田泽金吾，京都大学岛田贞彦，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磨光石器、磨光陶器等石器时代遗物及黑砂质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金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物，并对单砣子墓中人骨进行了考古测量和推测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人。1929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以下简称《貔子窝》）。这是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较科学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1928年10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旅顺牧羊城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东京大学原田淑人、田泽金吾、八幡一郎、驹井和爱，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中国北京大学庄严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于10月1日开始发掘，同月25日结束。发掘期间，又对城址周围的古墓进行调查，从10月9日开始发掘刁家屯、于家屯、官屯子等地的贝墓、石墓、瓮棺墓、堲周墓，同月23日结束。1931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以前遗迹》（以下简称《牧羊城》）。
1929年9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南山里汉代砖室墓和贝墓。京都大学清野谦次、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东京大学田泽金吾，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共发掘7座砖室墓。1933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南满洲老铁山麓的汉代砖墓》（以下简称《南山里》）。报告日文部分由岛田贞彦、滨田耕作执笔，英文概要由滨田耕作担当，同时收录了与南山里砖室墓有密切关系的刁家屯和营城子牧城驿砖室墓，作为附录。并说明，上述材料虽是滨田耕作前几年调查、发掘，也曾一度发表过，但此次为便于彼此参考，将原稿修改后的概要加以附录。清野谦次及金关丈夫、三宅宗悦担任南山里砖室墓发现的人骨研究。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关东厅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1942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羊头洼——关东州旅顺鸠湾内史前遗迹》（以下简称《羊头洼》）。
1939年9月22日—10月3日，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遗址。报告《望海埚——关东州亮甲店附近望海埚史前遗迹》作为附录，收入《羊头洼》。
1941年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澄田正一，东京大学长谷部言人、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为题，分别发表在1986、1988、1989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人间文化》2—4期。
1941年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旅顺老铁山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小林行雄、澄田正一，东京大学藤田亮策、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老铁山与四平山”为题，发表在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论集》（1979年）第4辑。
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和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澄田正一、水野清一，东京大学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文家屯遗址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文家屯遗迹”为题，于1972年发表在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期。
资料四：三宅俊成等人在旅大进行的调查和发掘：
1927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和阎家楼丘陵的史前遗址，以及进行烽火台考古调查（三宅俊成1985年：《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
1929年，三宅俊成调查金州五里墩烽火台，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史前时代遗址，出土了彩陶片和石器等，还调查了望海埚明代抗倭城址（三宅俊成1985年：《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
1930年，三宅俊成调查普兰店市杨树房黄家亮子遗址及汉代城址，以及皮口老龙头、夹心子南山头、东老滩，碧流河塔寺屯等遗址，在唐家房小于屯、西孙屯等地发现战国方足布，调查了赞子河新台子烽火台——永安台，还发掘了金州西南大连湾大拉树房汉墓（三宅俊成：1985年《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乡土》1932年第2期《黄家亮子城址》；1935年《关东州史迹图》）；
1930年5月，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调查营城子双台子山（双砣子）遗址，采集有陶片等，在发表的报告中收入了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和久原市次的搜集品和采集品，其中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的搜集品是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的出自山顶的积石冢的遗物，久原市次的采集品是出自遗址的山腰（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旅顺双台子山新石器时代遗迹》，《人类学杂志》1934年第1期）。
1931年，三宅俊成发掘甘井子海茂屯遗址、营城子文家屯遗址、双砣子遗址，调查了四平山积石冢和旅顺于大山、大台山遗址，并在大台山遗址发现了彩陶，还调查了牧城驿明代城址、旅顺城山（伯母山）城址、信台子烽火台、旅顺大孤山积石冢、天后宫、明代旅顺城址和唐代鸿胪井刻石地点等，对旅顺将军山积石冢、牧羊城址、南山里和柏岚子的汉墓进行了试掘（三宅俊成1985年：《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
1932年6月12日，三上次男、岛田好、三宅俊成等，对金州董家沟的汉墓进行调查（三宅俊成1975年：《东北亚考古学研究》）。
同年6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调查，试掘了广鹿岛朱家屯、吴家屯遗址和朱家屯汉代城址、獐子岛沙泡子遗址、海洋岛、小长山岛姚家屯遗址、大长山岛高丽城山遗址，还调查了南太山高丽城山城址、李家屯隋代五铢钱出土地点和毛文龙衙门址，拓制了新安寺和三官庙的石碑。同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二次调查，发掘了广鹿岛吴家屯和朱家屯遗址（三宅俊成：《乡土》1931年第4期《朱家屯城址》；《满洲学报》1936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前时代的小调查》；《满蒙》1933年第12期《长山列岛史迹巡礼》）。
同年，三上次男、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和城子前土城址（三宅俊成：1975年《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三上次男：《人类学杂志》1933年第11期《关东州董家沟汉墓》）。
同年10月3日，三宅俊成对金州正明寺城儿山进行调查，在大吴家屯南大岭屯城附近发现石器、陶器和汉代瓦片（三宅俊成：1985年《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
同年10月16日—12月30日，三宅俊成第一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
1933年3月末—5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出土有石器（斧、刀、剑、纺轮等）、陶器（夹砂褐陶片、筒瓦、板瓦、半瓦当等）、铜制品（镞、钏、带钩、燕国刀币残片、货泉等）、铁器（斧、刀形器、釜形器等）。推断为汉代沓氏县治的所在地（三宅俊成：《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1997年文物出版社《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大岭屯城址的考察》）。
1933年8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发掘了大长山岛上马石、清化宫、高丽城山，小长山岛姚家沟、旗杆山、唐家沟、英砣子，广鹿岛洪子东、东水口、柳条沟等遗址，同时在格仙岛、塞里岛、瓜皮岛、哈仙岛进行考古调查（三宅俊成：《满蒙》1933年第12期《长山列岛史迹巡礼》）。
1934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四次调查，发掘了獐子岛沙泡子、李墙屯和海洋岛南玉屯遗址。
1935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北方史前时代遗址。
1937年，三宅俊成在复州城和长兴岛进行考古调查，在长兴岛发现北大山、大古山、悬心山等史前时代遗址和蚊子嘴汉代砖室墓、塔山塔基等，并根据横山上发现的石堆，推测可能有积石冢（三宅俊成：《满洲史学》1937年第3期《复州城及长兴岛史迹调查略记》）。
同年4月12日，旅顺博物馆调查旅顺南山里郭家村南丘陵耕地中出土的15把曲刃青铜短剑（岛田贞彦：《考古学杂志》1938年第11期《南满洲老铁山麓郭家屯附近发现的铜剑》）。
1938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凤鸣岛及附近的小岛调查发掘史前时代遗址，还在金州大石棚附近的丘陵地带采集到石器（三宅俊成：1985年《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
1939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华铜矿发掘3座石棚，石棚底部发现了人骨，出土有夹砂褐陶壶、罐和环状多瘤玉器等，在庄河太平岭发现石棚，发掘庄河尖山大张屯遗址（三宅俊成：1985年《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
1940年3月末—12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出土大量的陶冥器（三宅俊成：《1975年东北亚考古学研究》；《满洲学报》1942年第7期《关东州董家沟古墓调查报告》）。
同年秋，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到长山列岛进行考古调查（岛田贞彦1944年：《大长山岛贝冢发掘记》、《考古随笔—鸡冠壶》）。
三宅俊成是以个人之力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因而规模一般都较小。
资料五：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辽东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属掠夺性质：
必须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权力。从1895年鸟居龙藏进入大连地区，特别是从1905年日本第二次占领大连地区，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学者在大连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版了《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羊头洼》等五部大型报告，发表了数百篇报告、简报和论文。《貔子窝》等五部大型报告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考古学的地位，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荣，20世纪80年代初还出版了影印本。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文物，一部分被运往日本，如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三处积石冢出土的石剑、石斧、石镞、白陶片、蛋壳黑陶片和陶杯、盂、罐、鼎、鬶、盆及小冥器豆、壶等文物，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发掘旅顺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的出土文物，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出土文物，1941年4月和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四平山积石冢的出土文物，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的出土文物，现藏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另有一部分石器藏九州大学。被运往日本国内的文物中，不乏精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锥形器、蛋壳黑陶把杯、黑陶单把杯、黑陶双耳盂、黑陶壶、黑陶豆、猪形陶鬶、袋足陶鬶，文家屯遗址出土的彩陶、玉雕刻器，上马石遗址出土的压印纹陶罐、三环足盘、角剑，羊头洼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卜骨、青铜片等。
1908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将旅顺黄金山北麓的唐代鸿胪井刻石运往日本，现存放在日本皇宫建安府前院。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省的委托，于1905年7月专程来旅顺实地调查鸿胪井刻石，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日本海军将刻石盗往日本的契机。1906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东北。在调查的基础上，还查阅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旧唐书》，并征求了奉天中国官员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认为鸿胪井刻石“于史有益”。“第一，应当说辽东稀有的一通石碑，与渤海有关”；“第二，匡正《大明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的疏谬”，“第三，鸿胪井碑是唐使节经由陆路山东、海路，再经旅顺到了今奉天地方的渤海国王居城的证据”。经过内藤湖南的调查、考证，明确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史料价值，海军省随即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盗往日本，献给皇宫。把鸿胪井刻石和石亭“作为战利品献给皇室的”是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可以说斋藤实是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主谋。具体执行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无疑是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
资料六：1930年前后，日本驻赤峰代理领事牟田哲二就开始收集赤峰附近出土的资料。1933年，他委托访问赤峰的学者上治寅次郎把收集到的陶器、石器和青铜器等重要文物作为礼品赠送给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后来，牟田哲二又同鸟取森男、金子健儿等人先后把大量的贵重文物送给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资料七：1933年7月，“日本第一届满蒙学术调查团”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八幡一郎作为第一届满蒙学术调查团成员访问了赤峰，在赤峰红山后发掘了数座方形石棺墓。两个月之后，这个调查团返回日本。在这次调查中，日本人采集带回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几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由于牟田哲二所收集遗物的性质和八幡一郎发掘调查的情况一致，因而引起了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教研室的注意。
同时，担任考古队总务的岛村孝三郎在红山后的野外普查时，无意发现了三处带有彩陶和大量磨制石器的遗址，这种无意间的收获使他惊喜若狂。岛村早在1915年就在大连港工地上发现许多彩陶和石器，并将发现成果写成简报刊于《读书》杂志1916年7月号上。因此他比日本同行对史前文化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将这一重大发现汇报给了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东京大学校长滨田耕作。1935年，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滨田耕作亲自出马，带领赤崛英三、岛田彦贞、三上次男、三宅宗悦、水野清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这个所谓“考古团体”于1935年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些“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1937年，岛村孝三郎又在南山四道井子发掘了几座属于后红山文化的墓葬，将墓中出土的彩陶壶和豆等完整器物赠送给了滨田耕作。这几件器物现在被红山文化宣传画册、雕塑大量地引用，其实它们并非是出自红山后的发掘品。
1938年滨田耕作等人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北方古代文化遗存的重大发现：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考古学文化，初步把西辽河地区古文化遗存概括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
资料八：1938年，日本人岛田贞彦、新贝松太郎、米内山庸、佐腾达夫等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调查，在陈巴尔虎旗的狼谷、海拉尔河右岸沙滩和西山采集过石器，并发表了《呼伦贝尔的细石器文化》、《北满海拉尔附近石器时代墓葬发现遗物》等文章。
资料九：据报道，1998年8月，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日本国中国考古学会会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长、大手前女子大学教授秋山进午，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池田哲郎，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助教授门田诚一，日本京都精华大学、同志社大学考古学讲师中村（门田）润子，日本大阪市文化财协会调查部企画课主任积山洋，日本学者加藤直人、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讲师徐光辉（中国人，旅居日本），韩国全南大学人类学科教授林永珍（考古学博士），韩国全北大学讲师宋银淑等出席会议并发了言。
日本大手前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秋山进午在发言中说：“此次研讨会……真正体现了国际性。经过十馀天的时间，参观赤峰市全部博物馆和辽宁西部部分地区博物馆，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日本研究人员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结成赤峰红山文化研究组织。五年后的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会有更多的朋友参加。在这里，我有一个提议，为更好地充实内容，赤峰市北方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与我们每年夏天举行国际学术研讨班，这样有利于研究，共同提高。这种研究班是以少人数的专家组成，希望赤峰市给予支持。我认为通过小规模研究，积累内容，为充实下一届研讨会起到共同的作用。”韩国全南大学人类学科教授、博物馆考古部长、全罗南道文化财专门委员林永珍博士说：“这十五天的学术讨论会及其各旗县的参观……尤其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北方、东北亚、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的历史与考古学术的论文与讲话，内容丰富，场面宏大。不光是我，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首次来赤峰，与大家交流，两河（老哈河与西拉沐沦）流域在东北区占有重要地位。我一直在想，以赤峰地区为中心的北方，西接欧亚大陆，东接朝鲜半岛，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考古最主要的地位，对朝鲜半岛（尤其是我们考古人员）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我在书本上学过一些。这次来赤峰，从感性上了解到这里是对晚韩地区青铜文化影响重要的地区。现在，我所在的韩国西南部，六年前组织考古学会，致力研究史前考古文化，培养新一代考古学者。我非常希望中国赤峰与韩国考古文化学会不间断地联系、合作。”
资料十：据报道，2000年9月，由日本文部省官员、文物考古学者、大学教授、文物爱好者以及东京、大阪、青森县等地的市民一百多人组成的观光团，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进行了“兴隆洼古代文化遗址”的考察。兴隆洼古文化遗址是距今八千年前的文化类型，它大部分分布于敖汉旗境内，从地表遗留的文物特征上来看，与日本青森县境内的三内丸山古文化遗址类型相似。兴隆洼文化遗址的材料在国内外媒体上公布后，在日本考古界以及青森县引起了轰动，1999年中科院考古所曾与日本方面达成了共同发掘的意向。一位日本学者观看了兴隆洼遗址后说，在这里观光考察是对日本三内丸山古文化遗迹的追根溯源，兴隆洼文化遗址之大、保存之完好，让我们大开眼界，这次的观光考察将对增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合作以及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资料十一：据报道，2004年7月，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及中国大陆的一百五十馀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其中日本国早稻田大学、日本国富山市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中心、韩国汉城大学、梨花大学、全州大学的学者出席了会议。日本国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高讲师井康典行（Takai Yasuyuki）向大会提交了论文；韩国上古考古学会会长、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人文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任孝宰（Im Hyo—jai）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英文）题目是《新石器时期朝鲜与中国的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and China in the Neolithic Age）》；韩国全州大学校考古学教授李相均博士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红山文化时期朝鲜（韩）半岛的新石器时代特征（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olithicCivilization of the Korea Peninsula in the Era of HongshanCivilization in China）》；中国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在读博士周述蓉女士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与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罗清华、日本产能大学饭塚义之、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唐贵琳合写）题目是《红山文化临近辽东、甘肃地区玉材生成年代初探》；日本国富山市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中心所长藤田富士夫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日本列岛にぉける（绳文时代）佩玉型装身具に関する一考察》。
资料十二：据了解，韩国国学学术院院长金镐逸，2006年12月在韩国举办了第一届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一些成果。2007年8月28日，他还将举办第二届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要邀请中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他希望通过举办和参加学术研讨会，来促进韩国专家学者对红山文化的研究。
资料十三：2006年赤峰市举办第一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韩国、美国、哥伦比亚、以色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主要围绕９个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红山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红山文化类型、分期与年代；红山文化的渊源与流向；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红山文化埋葬习俗与原始宗教信仰；红山文化玉器的再认识；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从红山文化看中国龙的起源及崇龙礼俗的形成；以红山文化为主线的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
资料十四：2007年8月20日，第二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在内蒙古赤峰市开幕，来自韩国、香港、辽宁等地的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本次论坛上，韩国国学学术院院长金镐逸教授说：“韩国人也在研究红山文化。”金镐逸介绍，在韩国红山文化多被人们称为“辽河文化”或者“西辽河文明”。经过多年的研究，金镐逸发现，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积石冢与韩国首尔附近的岩寺洞积石冢极其相似。
资料十五：韩国庆熙大学李正载教授、韩国航空大学禹实河教授、韩国国学学术院院长金镐逸教授、日本福冈国际大学学者海村惟一等出席了2008年8月赤峰第三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海村惟一说：“红山文化在日本有很多的研究者，而在东亚考古学上也有很多有关红山文化的论文发表。”在此次研讨会上，海村惟一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日本东部地域的绳文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认为，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而红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神本性审美意识，是史前东亚文化（绳文文化、三星堆文化、南越文化）的源头。
【访谈】研究中国历史修订工程的禹实夏教授
韩国航空大（韓國航空大學校）禹實夏教授是研究辽河文明的专家。他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就在准备修订历史，而全面性的国史修订工程是这个计划的完结版。中国的意图是通过全面修改上古史，将中国文明的始源从黄河文明变成更古老的辽河文明。
禹实夏教授认为，到2015年，随着国史修订工程的完成，中国会以此为基础编订新的历史教科书。届时辽河文明将被写成中国文明的起源，所有参与缔造辽河文明的东北民族都成了中国民族的始祖皇帝的后裔。而这一切将成为国家（指中国）公认的正史。
根据中国的理论，从东北辽河文明发源的古朝鲜和高句丽等我们（指大韩民族）的始祖，就自然而然变成了皇帝的子孙，我们（指韩国）的上古史就自然被编入中国历史。禹实夏讲授希望这些能引起韩国学界的关注。
下面是禹实夏教授的访谈记录。
--中国的国史修订工程是什么时候开会推动的，进展又如何？
▲从1958年到1978年，经过20年的工作，中国将24史（记录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明朝历史的史书）和清朝之后的点校本《清史稿》定为正史，并作为公认的史书出版。32年来一直是正史。这次的修订工作从2005年开始，经过两年的资料收集，2007年开始进行根本的修订工作，预计2015年完成。
--国史修订工程的核心是什么？
▲ （我）原以为只是中国的学者们单纯修订历史源头，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核心是）中国是打算通过全面整理古代史，把比黄河文明更加古老的辽河文明当作中国文明的起源。1980年代在辽河附近发觉了一批遗迹，现在可以确定那里是文明发祥地。现在进行的国史修订工程，其核心就是将辽河文明变成中华文明的事实上的发源地，将（辽河）一带发现的所有民族当作中华民族始祖“皇帝”的后裔，然后全部编入中国古代史。
--可否具体说明一下中国历史修订工作
▲中国一直将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东北等边疆文明一直被当作中华文明之外的“异族”。但是，1980年以来，在辽河地区发现了比黄河文明更加古老的史前国家初级形态遗迹。这给一向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居的中国学界以巨大的冲击，然后到了1990年代，将辽河文明当作中华文明一部分的时机到来了。即，学术上开始有一种理论论证辽河文明的主要势力不是东夷族等而是“皇帝族”，现在这种论点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正统，中原地区的商王朝是在征服了辽河的皇帝后裔夏之后建立的。
--中国修订历史与我们不是没关系吗？
▲在辽河文明的核心“红山文化”遗迹地点有许多熊形象的玉器被发现，红山文化的主要图腾崇拜是熊，这与韩国的熊女传说可能有联系（传说中韩国人是熊的后代
--看起来我国学界（指韩国）并不关心这件事。
▲主流学界仍然认为古朝鲜的起源在平壤，当然认为无论辽河文明还是中国修正古代史都是别人的事情。但是，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是完全不想关的，辽河文明与我们关系密切。锥（这里作者列举几种遗迹中发现的遗物，略)等是在辽河地区被发现的，是黄河文明中没有出现过的遗物。换句话说，辽河文明的正统是蒙古—满洲--韩半岛（即朝鲜半岛）--日本延伸而来的北方民族。非常遗憾的是，国内（指韩国）对辽河文明的研究很不充分。
--怎样才能消除纠纷，正确看待中韩历史？
▲辽河文明的发现震惊世界，中国因此而修改上古史理所应当。问题是，在中国看来，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始祖皇帝的后裔建立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大中华主义”，就会导致周边国家的历史都被编入了中国史。辽河文明是名副其实的东北亚民族的始源，当时不像现在，有清晰的国界。所以，必须跳出韩国、中国、日本、蒙古等相关民族、国家间厉害关系的框子，共同研究讨论，客观评价史实。
“有学者主张我国文化的发源地为遥远的西伯利亚，而且我国学者们对满洲一带的先史文化缺乏关注，这种学风才造成韩国古代史变得如此空洞。”鲜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亨求于1997年曾在公寓工地发现了遗迹和遗物，最终证明凤纳土城是百济王城。他在其新作《在渤海寻找韩国古代文化的秘密》中主张：“我国文化的发源地应该在以渤海湾为中心，包括韩半岛北部、辽东半岛、辽宁省、河北省和山东半岛在内的渤海文化圈寻找。”他说：“由于我们没有明确表明古朝鲜和高句丽文化的渊源，而且还认为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才建立的古代国家。所以，中国的东北工程才有了可乘之机。” “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等渤海沿岸的新石器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5000年。这比我们认为是新石器发源地的西伯利亚新石器文化还要领先1000年以上。”他还说，“与黄河中上流地区不同的独立的文化成为了我们的历史。”据他说，新石器时代在大凌河流域出现的石墓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也持续出现在这里，这是继承高句丽和白济的石墓（积石冢），这在中原文化中是找不到的。他认为红山文化中出现的用玉琢成的龙的形象是源于三国时代的曲玉文化。这部著作是由旧石器时代到高句丽时代的41篇小论文组成的，他在著作中表示：“中国的《三国志》和《魏书》中都记载着夫余、高句丽、百济是同一民族，而且语言、服装、饮食等都相同”，断然否认了中国的东北工程理论。
现今，鸭绿江和豆满江是区分韩国和中国领土的界线，而过去，它们是分开是韩半岛和满洲的界线。旅游这一地区的人，不会感受到“界线”给人的异国异情，反而会发现两江彼岸没有多大差异。
居住在韩半岛的第一个人类就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是大约在170万年前在非洲首次出现的人类。“直立人”在100万年前抵达东亚地区，并经过辽宁省渤海沿岸地区进入了韩半岛。随后，现代人类祖先——“智人”（Homo Sapiens）也是首次出现在非洲后，经过西伯利亚和满洲进入了韩半岛。
他们经过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形成了满洲和韩半岛原始“居民”。在满洲和韩半岛发现了他们主要使用的石刀等小型石器和用于制作石刀的木桩形磨刀石。这都说明两个地区之间的密切关系。
韩半岛和满洲在农耕文化的诞生过程中也有密切的关系。据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满洲地区出现定居农耕现象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初期主要以耕种小米和黄米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水稻耕种。这样的定居农耕文化逐渐向东延伸，经辽河下游流域和辽东半岛，传到了韩半岛。
能够证明满洲和韩半岛在史前时期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最可靠的证据，便是在此地出土的文物。韩半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表面刻有图案的器具为主。而且与满洲地区的陶器极为相似。尤其是，从韩半岛北部地区出土的陶器中可以发现有与辽东半岛及吉林省东南部地区出土的陶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韩半岛和满洲大部分地区出土的这种刻有图案的陶器，与在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彩色陶器有着鲜明的对比。
青铜器文明更能证明韩半岛和满洲地区是与中国中原地区有区别的独立的文明圈。中国中原地区以灿烂的青铜文化而著称。特别是商朝和周朝时期使用的器具主要是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其中大部分为青铜器。但是，在满洲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以小型的个人工具、武器和饰物为主，而且韩半岛的青铜器种类也与满洲的青铜器非常相似。
在满洲地区出现青铜冶金术是沿着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形成的北方青铜文化独自发展的结果，而韩半岛的青铜冶金术也是这种北方地区青铜器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代表北方青铜器文化的文物就是刀刃为弯曲型的青铜短刀，被称为“琵琶形铜剑”和“辽宁式铜剑”，而且也是代表濊貊文化圈和古代朝鲜文化圈的文物。此外，这些铜剑明显区别于中国中原地的具有直线型刀刃的铜剑。
从语言和形状特点上也能确认韩半岛和满洲之间的文化共同点。据悉，在语系方面，中国语属于汉藏语系,韩国语接近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的阿尔泰语系。古代韩国语是夫余、高句丽、沃沮、东濊等所使用的夫余系语和马韩、辰韩和弁韩所使用的汉系语言变化发展而成的，据推测，至少在公元前后时期在韩半岛和满洲地区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圈。
那么，满洲地区到底从何时开始受到了中国的影响？随着公元前3世纪初的战国时期，燕国的政治势力扩大到河北省北部的燕山地区，燕国开始在满洲地区设立郡县，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满洲地区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从而，燕国的铁器文化、利用烧窑和陶车的陶瓷技术、使用木制棺材的风俗等正式开始扩散，并流入到了韩半岛。中国文化的普及，以汉武帝征服古朝鲜和设立汉四郡为契机，得到了进一步的扩散。
但是，这仅仅只集中于渤海沿岸和北韩西部地区，而满洲的其他地区依然持续发展土著文化和传统。而且与中国的接触，促进了各地区社会的发展，从而带来了夫余、高句丽、沃沮、东濊、三韩等的政治发展。也就是说，尽管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满洲的大部分地区依然保持了其独特文化。
先史时代的韩半岛和满洲在文化、语言和形状方面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把满洲归纳于韩国古代史领域不仅合乎情理，而且也是必要的。
[追溯韩民族的北方古代史〈2〉]不亚于黄河文明的满洲新石器文化流入韩半岛
那么，满洲地区也具有独有的文明吗？包括各级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大部分历史书籍均记录着，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但现在，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常识的这种看法面临着挑战。满洲地方被认为是中原的边缘或者落后地区，但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该地区相继发现了比黄河文明更悠久的文化。特别是，据考古发现，公元前700年前后开始的满洲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在量和质上绝不逊色。
[追溯韩民族的北方古代史〈 序文 〉] 满洲不是东北而是北方
先史时代，跨越欧亚大陆一直到韩半岛的游牧民族中，一部分人成为韩民族的祖先。历史时代，古朝鲜、夫余、高句丽、渤海等我们民族的古代国家都曾在这里建立。如今，韩半岛和满洲被认为是互相不同的领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同的文化圈，并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有着与汉族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空间，后来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与我们的民族一脉相连。
最近，韩国和中国之间围绕高句丽史发生的的矛盾表明，韩国人对古代史的认识存在严重的问题。20世纪的南北分裂和地区主义限制了认识历史的视野，而对代史的研究和教育也以韩半岛的南部为中心进行。
在此情况下，中国正在推进“东北工程”，试图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这就提醒我们要了解韩民族的北方古代史，特别是要对满洲地区的历史给予更大的关心。
如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满洲，我们首先要决定，如何称呼这一地区。我们应该把位于韩半岛北部的这一地区称为北方。满洲只表明地理概念，而东北是在中国的称呼。
我们的意思不是要回到“恢复我们的以前领土”的错误的保守主义。这一地区受中国政府所管辖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在21世纪，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很有可能与韩半岛再次建立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北方古代史的重新认识不仅是为了“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未来”。本报将与设计民族未来的少壮、权威学者一同追溯韩民族的北方古代史。
2006年，以色列著名学者在美国著名历史学术刊物发表过几篇关于东北亚地区古代农业方面的研究论文，其中重点探讨了从朝鲜半岛到内陆蒙古地区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农业和生活等方面的相似性，意在考察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共性，但是，确忽视了特殊性的研究，我本人认为，特殊性往往是后期民族性的源出和原初体现，例如，查海文化中的石堆龙和龙崇拜就是查海部落的特殊性，没有被这些国际学者所关注和提及，它与红山文化范围内的其他部落有着显著地差异，它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显著特性所在，佐证了我们是龙的传人的力证。但是，国内学者也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把查海文化和红山文化混为一体和混为一谈，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我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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