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红山文化”的前世今生4

续）

    红山文化国际影响的积极意义

    红山文化的伟大发现不在于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玉神之器，而是它的史学和文化的科研价值。换言之，文物服务于社会文化的研究和考据，这是它的首要因素。如果没有文物的科研价值，那么，再好的文物只是欣赏、体现它的美学价值及其收藏意义。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玉神之器，代表了史前先民的原始崇拜及其图腾信仰，折射出了彼时的社会生产风貌、社会的结构及其世界观。这不仅要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是如何奠定了原始社会的基础，如果使之发展延续，如何为我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尽管问号很多，但也要逐步地依次解答。

图1  牛河梁遗址群占地50平方公里。

图2  龙凤合体的玉佩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源 。

    值得骄傲的是，2007年7月25日上午，“中国?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国际论坛”在朝阳市拉开帷幕，这是中国玉器文化空前的学术盛会，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专家汇聚红山文化的故乡，对古老而神秘的牛河梁玉文化进行充分研讨，拿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将这一史前文明的真谛揭示于世。此次国际论坛由朝阳市政府和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主办，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院承办，学术召集人为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伯达和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两人皆为国内玉文化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带头人。经他们召集筹办，国内外玉文化学者群贤毕至。赴会的海外学者有来自韩国、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意大利等地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许晓东、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健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中国玉器研究会理事周郁成，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四川、陕西、内蒙古、吉林、辽宁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70余人及我市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和省级多家新闻媒体与会。

    就在这次会议上，叶芃代表叶伟夫教授在大会上宣读了他们的科研成果，阶段性的学术研究著述《红山文化礼玉美术禷俗析疑》一文，文章的意义在于首次正面揭示了“龙的传人”之说的根据由来。例如：龙是位于日出方向的原始主神（模糊概念的天神）；凤（鸟）是火红的太阳神、风神（音乐之神）；龟（鳖）是北方的黑水神（史书记载大禹的父亲鲧死后变成“理水神鳖”；道教的玄武大帝）；虎是西方带有凶杀之意的白门神、护卫神。这是原始巫术过渡到宗教图腾的神祇祭祀阶段。四神程式化的演变直接影响了历代禷俗。

    文章认为：经过我们研究后，首次公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四神的详细考究。其中对于四象中龙的解释：龙就是天神。这种天神的概念是模糊的，是对所有“天”的综合。倘若把这种龙具象的话，那么，龙就是统管天上云雨风雷、日月星辰；地上江河湖海、大川深渊，以及人间百事、福祸农耕的神圣精灵之物。如果再把龙形象化，那么，龙就是常以蜗云之旋形虫体为轮廓的构成要素（螺），以蛇身蜿蜒变化之像为主流样式的变幻之神。凤鸟神就是由最初的风神转化的太阳神（日神），兼具有音乐鼻祖的美丽之神（音乐神），带有吉祥之寓意；由此奠定中国吉祥文化（龙凤文化）的概念。虎神就是看守护卫之门神，后来兼具有驱邪（厌胜）祈福之神力，最终还是护卫将军；虎神，从始至终保留其威严甚至是凶杀之寓意的护法之神的行为和职能。龟（鳖）神最初就是水神（大禹之父鲧——理水之神），后来具体到河、海两系列，具有天帝的威严和管辖冥界亦即阴阳两世之神职，是道教系统的地狱主，最终成为北方天帝真武将军（四大天王之一）；红山文化礼玉神灵之后四象转换为四神，主方位、通顺畅、佑吉祥、保平安。典型作品是汉代的四神瓦当纹饰。由四象而遗传下来的美术形式、巫术禷俗、宗教文化，包括萨满遗风等却一直承传了下来，为民俗文化发展的主流之一。文章侧重于文化层面的论理考证，侧重归纳文化禷俗现象及其承传的探讨。所引用历史文献均注明出处，所参考文物均有图片说明。观点新颖，论证充分，在观点和理论数据方面弥补了历史文献之某些不足。因为，截至目前在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最原始的玉质四神。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主持会议的原所长辛占山和田秉坤书记，在从辽宁省博物馆返回住家的途中，深有感触地对叶芃说道：“你们的研究思路是新颖开拓的。我们虽然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但都没有突破专业的局限，而在社会文化及其现象方面去探索发掘乃至研究红山文化。其实，听了你们的学术报告，茅塞顿开，很有启发意义，回想起来的确如此。社会文化本来就涵盖着考古文化的，而考古文化绝对不是孤立的现象。只不过是方法论的思考角度局限了对于文物的认知程度。”此前，郭大顺先生作为资深的考古学家、辽宁省文博界领导，也对《红山文化礼玉美术禷俗析疑》一文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国际上发表的《中国史前女神庙的木结构建筑与装饰艺术——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的建筑美学研究》一文，更加肯定，于是在辽宁省博物馆里，郭大顺先生就朝阳市牛河梁女神庙的发掘体会、考古数据等，给叶芃反复讲述当时发掘的各个细节，并力图使该文章更加完善。而在这次会议报到的当天晚宴之前，杨伯达先生在其弟子朱成杰副教授的指引下，专门来访亲切会见了叶芃和叶伟夫两位作者，并就国际会议发表的关于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的建筑，以及该成果所展开探讨的中国史前女神庙的木结构装饰艺术课题，表示赞叹。

    另外，真正使得红山文化从一个考古学的文化概念，转变为具象的史实文化并震撼人心，还是依靠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甚至于苦苦求索。重要的是让世界的学术界认可，并且接受我国的学术主张，这里其中最佳的途径还是国际会议的传播形式。为此，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之思考并积极付诸实践。这一天就是2006年8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荷西的波特兰市召开的世界第九届木结构建筑艺术设计年会（WCTE2006）上，叶芃和叶伟夫合作的论文题目《中国史前女神庙的木结构建筑与装饰艺术 ——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的建筑美学研究》一文，是代表中国首次在国际论坛上公开宣读有关红山文化的科研成果。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让全世界知道，红山文化以牛河梁女神庙为典型的建筑艺术，可以与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发祥地相提并论。中国的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在装饰艺术方面有它独特的形式。然而，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的木结构建筑之前，中国的建筑样式还是以生土建筑为主流。这类建筑的装饰只能凭借泥塑、彩绘，利用天然色彩和材料来点缀建筑立面，使之构成具有实用性的造型艺术形式。论文以1981年发现的中国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红山文化的地区为背景，以北方辽西平原的牛河梁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红山文化遗址为例证，对其女神庙这一原始公共木结构建筑的遗址进行调研，在阐述古代联邦制方国建筑的起源和发展中，主要探讨木结构的结构与生土建筑的装饰艺术。因为，红山文化后期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这就是华夏民族先于“夏”而存在的奴隶制“华夷氏族”部落，其联邦式的方国所遗留的建筑遗迹，是中国北方建筑样式和装饰艺术的先例。在理论方面和考古文化实例上，支持了未被世界广泛认可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主张，令世界刮目相看而重新仰视古老的中国史前文明。这一成果事先被大会秘书处和各国专家团代表审核选题，依次申报提纲入选、论文摘要检索过关，最后得以整篇论文评审入围，最终才得以安排会议发表的。成果发表之后，又被收录到国际检索的电子文档及其会议论文集中，以备世界各国有关部门和专家检索调研。无独有偶，2008年7月7日，论文《中国史前女神庙的木结构建筑与装饰艺术——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的建筑美学研究》，被评为“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红山文化在大家的不懈努力和争取之下，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体现了它的中国远古文化的考古文化及其综合价值。目前，朝阳市的牛河梁以及赤峰市的一些旗县，时常接应不暇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考察学者和旅游嘉宾，他们对于红山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可谓是如众星捧月，胸怀神圣。红山文化正在步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成为世界特别是东方世界蒙古利亚人种的肇祖之地、精神家园。

    红山先民的后裔今何在？

    在红山先民当时的活动范围内，有旧石器时代猿人向早期智人转变的证明（营口金牛山），有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居住的石屋，像本溪庙后山和喀左鸽子洞；也有大量沿着河流遍布的原始艺术杰作——岩画群；加之沿老哈河流域及上游英金河、阴河地区，密布几十座具有防御性的石城遗址，不仅表明红山文化末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称之为“长城原型”的古城，而且也证明了彼时该地域已经进入了城邦式的奴隶制地方国家阶段。按照叶伟夫和叶芃论文的观点，红山文化所属领地，当年已经进入了联邦制古国阶段。其预测，这个古国可能就是“华夷集团”的部落联盟，抑或是中华民族夏朝之前的“华”朝——华胥部落（联邦古国）。他们有自己的庙宇、庞大的村落（华夏第一村），还有公共建筑遗址所折射的古城规划与设计。完全有理由大胆揣测，这就是华夏民族的“华”，比起夏（皇帝部族）朝而言，所出土的物据要更加丰富，更加贴近现实。遗憾的是红山古国——华胥部落——华夷集团——以“华”为核心的强大部族所积聚的联邦制古国，没有在后来史籍中留下只言片语，但是，这恰恰证明历史发展的特征所在，因为此时，玉神之器就是这一古国的文字。况且有文字和物据表明，红山古国这一“华夷”部族部分南下，与中原皇帝部族“夏族”融合，才最终合流并构成了伟大统一的华夏民族。

    据史载，当时北方各族部落近千。中原黄帝与华夷集团的首次战争就以“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讨”的不征之过降罪于炎帝神农。阪泉之野炎帝战败，黄帝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今北京西郊）。蚩尤氏族是“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奈曼旗至阜新盛产麦饭石，可食之），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的凶悍部落。以至于黄帝也无可奈何，只能仰天而叹。擒杀蚩尤部落后，戎菽（胡豆、大豆）也由此带到中原耕种，“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这种蚩尤画像的图案，或许就是商周时流行饕餮纹饰的雏形，统治者常借助于这种狰狞恐怖的图符寓意，表示其神圣而威严，炫耀的同时已经初具厌胜涵义，抑或是当年厌魅的钟馗吧！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正确连续的纪年始后，其考据更为确凿。当时有几支强大的北方氏族部落，也有从中原迁徙北方安家或北方南下定居中原。其中强大的部族有：山戎、荤粥、獫狁，其祖先是夏族的后裔，秦汉时改称匈奴，元代统一蒙古其帝国名扬天下；乌丸，东胡族（因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分支部落，后为鲜卑，北朝魏国曾经统一北方称帝。史书上说他们是秦筑长城时逃往塞北的徒役之士；乌桓，东汉时“三郡乌桓”称霸辽西，公元207年曹操率军过白狼水（今大凌河）讨伐，于白狼山（今喀左）斩蹋顿及名王以下，余族北迁。其族人“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这种髡发也是辽代契丹人的典型发式，在墓葬壁画中极为常见。上述列举的几支部族都是华夷集团的主力军，其祖先均发祥于此地。东胡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潢水）；乌桓名都白狼城（喀左县），辽代契丹人的中京城（宁城）和上京城（巴林左旗）也在此地……他们的祖先都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世居北方蛮夷之地，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为用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有史以来北方华夷就与中原对峙，烽火不断。史前记载虽然断断续续但也清晰可辨；共和元年之后也数不胜数。历史上著名的老马识途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孤竹国被歼灭的史实。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初期，华夷集团的进步与强盛是有案可考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孤竹国（其前身是华夷集团的部落王国之一），孤竹国国都的重镇，今喀左，就出土了87件大型青铜文物，其中不乏燕侯盂和孤竹国君微亚的百斤大鼎。足以说明史书中称之为“蚩尤”部族是一群“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的凶悍部落（孔子《三朝记》），也正如《管子》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此孤竹国的领地，包括今八百里旱海的翁牛特旗一带的沙漠；在孤竹国并入燕国领地之前，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败的过程。当然，有的部族（如农耕部族）南下迁徙之后留守中原，成为后来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也有的中原部族移民（如东胡族）北上迁徙，融汇于游牧民族之中，成为后来北方主要民族之一。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北方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行为，生活物质以猎取为手段。因此，纷争割据、分庭抗礼，不可避免。其马戈烽烟从华夷部落的先帝（昊帝伏羲、炎帝神农）与中原黄帝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元时当地喀喇沁蒙古帮助满清（肃慎族人后裔）王朝入关，并把塞罕坝（今河北省围场至赤峰喀喇沁旗）这块坝上蒙古高原、坝下原始森林的咽喉要道献给康熙皇帝，作为“木兰围场”供清廷秋狝为止。其必知：塞北高原漠南骑兵由此过关进京，只需快马三日，而路径只有喀喇沁南下围场至古北口、喜峰口到避暑山庄这条坦途，其余燕山屏障，大海阻隔，难以逾越。战国时代燕国亦筑长城，从中原的上谷郡妫州（河北省），至襄平（今辽阳市;另有一说是铁岭市）。并设置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今朝阳市）、辽西（红山文化文物集中出土区域）、辽东郡（包括沈阳新乐文化），以此抗拒燕北东胡、山戎。然而，塞北的茫茫草原可栖身养生，北方部族各分散居于谿谷，他们自有君长召之即来，正是凭借特殊地理环境和民族习俗，与中原打了几千年的持久战和游击战，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聚落遗址，神庙祭坛，长城残垣，历史名胜古迹。在此辽阔的区域之内，各部落以部族为领袖，最终形成了联邦式的奴隶制北方强国，由此而来也开始了与中原地区各王朝之间的碰撞、融合的漫长岁月。这一在北方历史中，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因领地意识而表现最为突出的矛盾，直到女真人统一北方各部，于盛京（沈阳）称帝，入主中原后的清代王朝为止，才使得冲突地区（红山文化中心地带）矛盾缓解。由于该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背景，在文化方面，相互促进，对立统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部分。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问题就被中外考古专家提出质疑，甚至尖锐批评。为此，多少志士仁人踏遍神州，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求证。半个世纪过去，收效甚微。在红山文化发掘之前，中国文明史的地下考古可资证明，支持年代只有四千。而夏代以前的历史追溯，主要凭借人云亦云类的传说和凤毛麟角般的文献推测，自然是存疑勿论者多，以理、物服人者少。所以，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的时期，是在四千年前的夏代，这就比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文明晚了1500年，比印度文明也晚近千年。至于夏代之前的华氏民族，乃至三皇五帝的来龙去脉，均无考古佐证，就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诸如此类，都像谓之曰“龙的传人”一样，有其流而未见其源。

    只有红山文化却以不争的事实证明：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有序承传。并表明早在五千年前，北方的华夷部落集团早于夏朝在先。这不仅将中华文明之根源确切地前置了千余年，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与古埃及的金字塔、印度河摩亨佐达罗古文明媲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所承担了人骨检测的研究课题，这种科研课题的成果在于：反证红山文化的考古证明。我国北方从远古时期起，就游弋着一支强悍的部族，他们繁衍生息，代代传承，并且在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向中原挺进并与之摩擦、融合，最终汇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所针对红山文化地区的先民遗骨DNA检测证明：红山文化的先民属于古华北人，亦即世居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部族。早在石器时代他们就游弋驰骋于华北平原以及蒙古高原之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玉雕杰作，这就是神圣的红山文化玉神之器。（来源：大众文学第2期  鉴珍公社   作者：叶芃　肖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