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如何建立道德观念是长久困扰哲学家的难题之一, 当前的道德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正尝试对此进行解答。
《科学通报》2017年第25期特邀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郭本禹教授为您解读“大脑是如何建立道德观念的: 道德的认知神经机制”, 从道德判断、道德情绪的脑机制和整合性脑机制模型等方面来综述这一领域的新进展。
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心理学史和道德心理学, 撰写我国第一部关于科尔伯格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兼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全国维果茨基研究会理事, 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 ◆ ◆
在正义与利益之间，有人重义轻利，而有人见利忘义；面对他人的困苦，有人伸出友爱之手，而有人选择袖手旁观；做了有违社会规范或伤害他人之事，有人感到内疚懊悔乃至亡羊补牢，而有人不知羞愧甚至执迷不悟……凡此种种让世人每每慨叹道德之高下，并时时深思其中原由。与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不同，当前的认知神经科学从脑机制角度初步揭示了道德现象的心理加工过程，丰富了人们对道德现象的新解读。
众所周知，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强调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认为理性才是道德的根本决定力量。而以休谟为代表的情感主义哲学突出情感的动机力量，提出道德情感对人们的道德具有重要影响。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争持续至今。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对他人进行对错与否的道德评价以及自己决定是否做出某些行为的道德决策，均需要认知和情绪的共同参与，是理性与情感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例如，负责审慎思维和行为计划的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会导致更多的功利主义选择，即只关心自己的最大获益而较少考虑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与理解抽象概念有关的颞叶前部的损伤，能够引发不恰当的社会行为。在快速、容易的道德决策时，颞顶连接处（负责理解他人内心想法和情境线索的脑区）的激活显著增强。同时，无论是观看具有道德意义的照片或图片、阅读包含道德信息的文章，还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腹内侧前额叶和杏仁核等协调和监控情绪的大脑部位会被显著激活。正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Greene等人提出了道德的双过程加工理论。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包括两个系统：认知推理过程和情绪动机过程，二者的协同作用才促成道德判断。
即便是共情和内疚等影响人们行为的道德情绪也需要认知与情绪的协同作用。虽然对他人疼痛等消极情绪的共情与对他人愉悦等积极情绪的共情的脑机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总体而言，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和感同身受不仅激活了与情绪相关的腹内侧前额叶、前扣带回和脑岛，而且激活了与认知相关的颞顶连接处等脑区。对内疚和道德钦佩的脑机制研究也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
由此可见，道德活动中的理性与情感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体同心。道德现象的脑科学研究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观点：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情感的动物”，是理智与情感的生命统一体。
认知神经科学家曾经致力于寻找道德的脑中心。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大脑并不存在处理道德事务的专属脑区，甚至道德决策的神经回路与一般决策的神经回路完全一致。道德活动需要前额叶、颞叶、边缘系统等许多脑区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尝试将诸多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提出了道德的整合性脑机制模型。例如，Narvaez的三重道德理论认为，从进化角度来看，人类的三类道德现象对应于大脑的三个发展阶段：
（1）安全道德，即通过安全措施和维护个人来自我保存。它主要基于与生存相关的本能, 而这些本能是所有动物先天所共有的。安全道德的进化水平较低, 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道德表现，其神经基础是爬虫类脑（又称“原始脑”或“基础脑”，包括脑干和小脑等）。
（2）卷入道德，即通过关爱和社会关系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安全依恋和移情等情感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卷入道德的神经结构主要是古哺乳类脑（与爬虫类脑同属于旧皮质，包括下丘脑、海马和杏仁核等边缘系统等）。
（3）想象道德，涉及运用推理能力来适应持续的社会关系，与新哺乳类脑（包括新皮质和部分皮层下组织）紧密相连。
Declerck等人还提出了合作的脑机制模型。合作决策基于三个系统的共同作用：
（1）奖赏系统，计算自己的行为获得奖赏的可能性，与之相关的脑区包括腹内侧前额叶、腹侧纹状体、背侧纹状体、眶前额叶(OFC)等中脑边缘系统。
（2）认知控制系统，对各种外部因素进行加工，评估奖赏力度和可能的惩罚，与之相关的脑区有背外侧前额、外侧眶前额叶和背部前扣带回等。
（3）社会认知系统，主要参与理解他人的意图和内心想法，涉及的脑区包括内侧前额叶、颞顶连接处以及杏仁核等部位。通过上述脑区的活动，认知控制系统和社会认知系统对奖赏系统进行调节，从而产生合作行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