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朗读原文
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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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我们太小了。小到分不清祖母为何总是找母亲吵架，小到在吵架时，我们不断把口水都吐到这个老女人身上。还有她的一双小脚，那两只像烂红薯一样让人恶心的小脚，我们绝不愿意目睹，不与她共用一个脚盆洗脚。帮她拿那双细尖细短的黑色绣花鞋时，也总是用两根树枝夹着，老远就丢给她。她总是一副满足的样子冲我们讪讪地笑，顺带着会说一句：我的儿都会帮奶奶干活儿了。而在她把那些破裤子烂袜子缝补了一遍又一遍后，也会对坐在门槛上的我说起，她在祖父死后的多年里，被我的族人分别以十箩筐稻谷卖往三个不同的地方。一次比一次遥远，一次比一次惊险。
现在回想起来，祖母在说这件事情时，脸上毫无愤怒与憎恨。相反，她把这个当作是她此生唯一值得骄傲的遭遇。她告诉那个年少不更事的我：人呐，只要你想在一个地方扎根，雷公都莫得办法。我还不是在彭家榜扶起一户门框？她每次都会用这么一种质问的口气来坚定自己的那份自豪感。这也是我成年后对于“扎根”一词最深刻的理解。而在那些日子，每当她说到这里，我都会停下来告诉她：等没饭吃就把你卖了，卖远远的，换稻子回来。她听完依旧只是眯着眼睛冲我憨憨地傻笑，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谈得最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1943年冬天跑来了日本人。那个骑着大黄马的保长说日本人已经打到不远的村子了。火炮弹把人都炸成粉，河沟里流的全是血，河滩上和稻田里随便就能见到被炸飞的断手断脚。他的话一说完，全村人就都吓傻了，也跑光了。祖母说她背着包袱，抱着我一岁半的姑姑挤在人群之中狠命地向前跑，不知道要跑去哪里，只知道一直朝前跑，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后来跑进山里，在山上躲了几日，见日本兵并没有打过来，就一个接一个地回家了。可是回家后发现，村里所有的鸡鸭，猪圈里养了半年的猪全都消失不见。她说起这段回忆时总是抬头望向远方，仿佛陷入了那些逃难的荒乱年月，脸上却一副无限滋润的样子。后来母亲说，祖母就在这一年躲日本人时认识了我的第二位祖父。在沿途哄乱的逃难保命的人群中，这个男人舍不得我祖母一双跑不动的小脚，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他大声斥责完祖母的男人没良心后便背起她一路奔跑。这样的奔跑使他跑进了我祖母的骨头缝里。成为后来与我有着血肉亲情的第二位祖父。
我的母亲对这位祖父有着总也谈不完的事情。她一直以来拼命尽可能地向我脑子里塞入所有关于这个男人的一切。可对于我来说，我的这位祖父，依然像是一个遥远的虚构出来的人物。在我的记忆中，他同样不曾留下半点影子。
1943年冬天，日本人的火炮弹和白晃晃的刺刀是全村人共同的噩梦。他们不知道这座村子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乱坟岗，日夜派人守在村口巡逻，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一律捆好，只等听见村口的那声锣响，可以拎起包袱就跑。而我的祖母却对这年冬天保留了一生的美好。她永远都把这一年的冬天当成春天。只是这个春天比以往所有春天都要漫长。这个春天同时也没有阳光。她对这个背着她一起逃难的男人产生由衷的好感并心生爱慕。可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她要忠于已经死去的男人——她身后还有一个偌大的家族，以及视妇道如命的族人。这个原本在我眼里，一个战争年代以英雄救美式邂逅的浪漫爱情，却显得那样凄苦和悲凉。它降临在一片黑色的土壤之上，流出封建恶习的残渣。
此后，这个男人频繁登门。每一次的借口也都很新鲜。他只与祖母看上一眼，简单说两句话，然后与我的族人谈论一些七零八碎的琐事。谈论一些怎样应对日本人的方法，谈论农作物的生长。但时间久了，族人的睿智就开始闪光。他们发现这个男人隔三岔五到访，并没有什么具体正式的事情；他们也听说这个男人在躲日本人时，背过我的祖母；他们发现只要这个男人一到，祖母总会借故在院子里四处走动；他们发现祖母也不似以前那般忧郁，面色开始红润出来。偶尔出一趟门，回来时手里总会拎一个鼓囊囊的布袋包；他们还发现祖母偷偷躲着给男人纳鞋……
族人在发现这些不寻常的蛛丝马迹后，战争又变得遥远了。他们已无心考虑日本人到底在哪天会打进村里。他们的眼睛全都粘在祖母身上，对这个借故登门的男人，瞬间从冷淡变至冷漠。他们轮流监视着这个年轻的寡妇，期待某天有稍微清晰些的证据，来指证这些罪行并执行家法。他们同样要挖出那个野男人，让他身败名裂。
祖母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这样的监视与看守旷日持久，直到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直到又一轮战争兴起，再结束。而祖母始终在心里小心地守护着她的那一个春天，热烈地并且彻底地。她渴望阳光渗进来，照亮她生命的一切。
从我母亲后来的描述中，我隐约感觉到祖母是感到了真正的害怕。她几乎足不出户，没日没夜地纳鞋底。给家族里每一个人做鞋子，为每一个人缝补衣服，包揽全家三十多口人每日需要浆洗的衣物、被褥。她通过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以换取别人的好感和笑脸，也换取在这个大院子里的一处栖身之地。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她已经感觉到埋在心底的那个春天，已经滋长出可怕的危机感。而事实上，这样的情感投入是廉价的，回报亦是冰冷。我的族人在这时候，已经在密谋着一件大事——他们准备将这个年轻的寡妇卖走——他们正在商量着卖她的价钱。
这是1949年的冬天，祖母应该是觉察到了某种异常。一个人在感到惧怕的日子里，嗅觉和听觉会同时变得灵敏，它们总是能捕捉到一些与危险相关的气息。她从门缝里打量着每一个过往的路人，看着他们的着装和面貌，看他们走路的姿势是否匆忙，看他们手里都拿了些什么东西。她也期待着在这些行人里面发现另一个人。只有这个人会让她感到山一样踏实。而那个人这些年从担货郎到店铺老板，从店铺老板再到生产大队的会计，已与这个家族不再来往甚至连偷摸着捎信传话的人也消失了许久。除了我的祖母之外，所有族人都已然将他淡忘。可是事情总是在特殊的时候出乎大家的意料，某天夜里，这个男人突然出现，带着一行人冲进这个家族，从众人手里，再一次救下了将要被卖往他处的祖母。
这一次的救难与上次逃难不同，这个让祖母长久期待的男人，此时代表着阳光和政府。他显然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手里拎着厚厚一摞政府新政材料。1949年，这个新鲜的国家，一切都是崭新而激进的，而绝大多数人依然还是愚昧的。他用一份又一份散发油墨味的文件，抵挡住众多凶狠的眼睛。他把那些文件全都甩到桌上，一份一份地念，一条条宣讲。
我祖母心里坚守的那个漫长而又阴郁的春天，就在那一刻，带着阳光温暖，摊开在所有族人面前。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既锥心又温暖。从1943年冬天到1949年冬天，又是整整六年。祖母同样用这六年时间，等来了他生命里的另一个男人——我的第二位祖父。这个男人的出现，注定让祖母一生都无法摆脱不守妇道的恶名。即使在1951年，他们在诸多新政的契机下取得了合法婚姻，也即使他们在次年合法生下了唯一的女儿——我的母亲。但是，在我的族人眼里，他们的结合依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我的族人与祖母的关系正式彻底破裂，陷入长期仇恨的困境。我的这位祖父与他族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破裂，和他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子女之间亲情破裂，带着旷久而无法消除的恨意，长期发生争执与冲突。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他们眼里，这样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是一件让人耻笑的事情。而我母亲的出生，会让这种耻笑永远留在世上并时刻提醒世人。
从1943年第一次相遇,他们历经两次浩荡的战争与诸多磨难，直到后来结婚生女，直到我的家族分户，祖母另起炉灶，再到1988年我的这位祖父离世，整整四十五年漫长的日子，他们也从未在一个屋檐下同室而居。他们各自的居所相隔数公里，终此一生，每次相聚都形同赴会。母亲说祖父在后来，与他家族亲人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并且他的子女愿意接受祖母后，他不止一次请求祖母举家搬去与他同住，相互照顾，过正常的一家人的生活。而祖母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据母亲回忆，祖父最后一次央求祖母，几乎是带着决裂与胁迫的口气。而我的祖母，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女人，终于说出了那句一直以来藏在心底最狠的话：你死心吧。我不会跟你走，我的家永生都在这里。我要为我死去的男人把门框扶起来。不能让他枉来这世上走一遭。
她要祖父随她心愿，不要一再勉强，让她为难。她认为自己的一生已经十分艰难，也像是个笑话，遭人白眼和唾骂。但是到老，她要让人把这个笑话笑到底。她背着母亲含泪哀求祖父：我知你待我有恩，也待我有心，你若心里还有我这个是非人，就留个物件让我后半生有个念想。
我无法感受我的这位祖父，他听到祖母这席剜心的话时，是怎样的感受。他一定觉得这个女人让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甚至是利用或者欺骗。母亲躲在角落里，只见他听完祖母这番话，一声未应，脱下身上那件及膝长袄，狠狠砸向祖母，然后扭头便走。把那扇破木板门关得炸响。此后数年，不相来往。直到我的这位祖父，在那一年夏天因病而终，祖母也没有为自己的决定坦露出丝毫的后悔和亏欠。只是在我这位祖父离世后，祖母一直用他的那件长袄作为枕头，四季不离。
祖父死时，祖母不知情。那天她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纳鞋底时掰断了三根针，扎伤一次手。她向母亲抱怨自己老了，手脚越来越不中用。祖父躺在床上弥留之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围站在他床前的亲人中一次一次寻找，又一次次摇头。最后，他在咽气的那一刻，将脸朝着东南方向。而我们和祖母的新家就在东南方。祖父临死前交代我的母亲：在他死后，不要为他哭丧，也不要为他流泪。他知道眼泪这个东西越流越害人。流得再多也不起作用。日后也不要与他那边的后人来往。跟着祖母把日子过兴旺，把门框扶得正正的，硬朗朗的。每到七月半去他坟前烧三刀纸，喊三声有福的父亲就足够。其他日子不必想他，也不必记他。
我们一直秉承着他这种让人揪心的遗言。每到清明和七月半都会去他坟前祭拜。但是我们也一直与他的后人，保持着亲人间的感情与来往。而我的祖母，那个颤颤巍巍，一走路就让人担心要摔倒的女人，在我八岁那年的一个下午就已早早死去。
就在那个下午之后，她把一生的遭遇，以及所有不为人知的心思都带走了，留下一个又一个让人看起来清晰明朗却又无法分辨的谜团。我有太多的问题无法确认，也有太多的细节无处求证。我想听她亲口把从生到死的经历和遭遇统统细说一遍，把她和那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再细数一遍。让我能够对她的一生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可是，什么才是公正？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裁定这样的公正？去评判她如此卑微而又凄苦的一生呢？
我没有。我体内流着她身上被人们认为不道德的血液。而我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安稳、这样太平，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和温情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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