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中，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学术、艺术的自由发展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导师尤其力主独立思考，不为圣贤之言所束缚。
导师谈魏晋文化，反复提及宋人苏轼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之说，认为所谓“八代之衰”与“道溺”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称为“文昌”与“道盛”。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出自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八代”指的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其时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时代，苏轼显然对骈文这种特别讲究字词，以艰深之词掩饰浅易之说的做派很不满意，因此抨击为“文衰”与“道溺”，转而称颂韩愈是力挽狂澜之人物，给文坛带来新的生机。
严格地说，首先，就苏轼对骈文文风之批评而言，自然有较大的合理性，但也不能由此评判骈文全无审美价值；其次，此一批评并非人人认可，甚至也不代表苏轼本人的全部看法，他曾高度评价晋人陶渊明的诗，“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事实上，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一般也不以苏轼之论而否定八代之全部文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苏轼的批评也只是一家之言。
导师对苏轼的批评之批评，其意义和价值在于独立思考精神的提倡，即他在1958年所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
导师的这种态度，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反传统精神的吸收，正如明人王阳明对圣人之道的态度，“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在独立自主的判断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中国思想史不断证明，当人们普遍缺乏这种质疑精神时，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即为必然之结果。
01
放怀山水，穷达事理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五年，是苏轼人生观的转捩点，“乌台诗案”的牢狱磨练，让苏轼的人生境界跨向另一个高度；虎口余生，使他的内心慢慢趋向于冷静而闲适；勤读佛书，令他的性格转向旷达而超脱。
苏轼饱尝宦海浮沉，三迁三贬，其间的经历与感悟却让他登上了文学创作高峰。苏辙曾说，在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当世学者中，能够与自己相“上下”的只有兄长苏轼。但当苏轼“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自己也颇为自得地说：“近者新阕甚多，篇篇皆奇。”（《与陈季常书》）
从黄州时期开始，苏轼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变”与“新”的特点。他写下了一系列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山水的作品，如最为人乐道的“赤壁三咏”（《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此外还有其他的记游作品，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他被贬至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所写的词作。
那天，他与友人走在沙湖道上，突然遇到一阵风雨。同行的人，有的盲目奔跑开去，有的到处找地方躲雨，个个显得狼狈不堪，但苏轼却完全不以为意，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在雨中从容前行。此处由风雨的一角推向整个人生，照应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不畏人生坎坷，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怀。
苏轼历经了多年的政治风波，自然界变化中的雨晴既属寻常，那社会人生中的政治起落、荣辱得失又何尝不是如此？既属寻常，那无论是“荣、得”之际或是“辱、失”之时，又何必在意？
元丰七年（1084），苏轼因神宗手诏“人才实难，弗忍终弃”而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正月二十五日，苏轼离开黄州。四月二十四日，在好友刘格与参寥和尚的陪伴下，往游庐山。苏轼本因“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而“发意不欲作诗”（《东坡志林》）。但是，苏轼游山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所到之处，山中僧俗纷纷前来致意。苏轼兴之所至，不觉脱口吟道：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
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初入庐山三首》其一）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
（《初入庐山三首》其二）
秀美的庐山高耸入云，缭绕变幻的云雾将它轻轻遮蔽，宛若一位娇羞的美女，总是不肯露出美丽的容颜；如若要看清这庐山的真面目，还得数次来游庐山，方能得到她的信任，方能如老朋友般地与她亲近。
半月之后，在东林寺长老常总和尚的陪同下，苏轼又游览了西林寺。此时的苏轼虽已不再像刚来庐山时，觉得庐山“不相亲”，却依然能感觉它“偃蹇”如旧、神秘莫测。
同一座山峰，同一种景物，但身处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距离、角度来观察，竟可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下山之前，苏轼在西林寺壁上题诗一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这首诗算是苏轼庐山之行的一个总结。在前面的诗中，苏轼说“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强调反复体验对认识真相的重要性。
这首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强调的是跳出局部，通观全局，从整体来认识事物的真相。
换言之，身在局中以我观物，往往因困于局中而不能通达全体。正如看庐山，横看与侧看，远看与近看，站在高处与低处看，看到的景致往往不同。身在庐山，往往见林不见山；常在庐山，更是容易将庐山之美失为平常，而丝毫不能觉察出庐山之美了。
苏轼像
五月，苏轼告别庐山，来到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与庐山相比，石钟山也许丝毫不能激发起大文豪苏东坡的游兴，但它却也是一座非常神奇的山，正因为此，苏轼才不惜绕道深夜前往探访。
关于石钟山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郦道元认为是因为山脚下有深潭，水石相击，声如洪钟，因而得名；唐代李渤却认为是因为这里有两块石头，被敲击时发音类似钟声的缘故。
苏轼对李渤的结论大不以为然：敲敲天下的石头，大都会发出高亢、浊重的声音，问题是，为什么独独称这座山为钟山呢？钟之为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俗话说眼见为实，正好，自己眼下也并不急着去汝州报到，于是便借着送儿子苏迈去德兴就任县尉的机会到石钟山实地勘察了一番。
六月九日，苏轼父子俩来到湖口石钟山。暮夜，皓月当空，他与苏迈乘舟至石钟山下，听闻水上似有钟鼓齐鸣，仔细查看，原来山下多有石穴缝隙，波涛涌入，激荡回旋，发出巨大的轰鸣。小舟徐行至上、下钟山之间，发觉有巨石砥柱中流，其石中空，上有洞穴，大风呼啸入内，洪涛起伏其中，风水搏击，往来冲撞，犹如猛兽奇鬼在大钟内兴风作浪，如何能不发出“窾坎镗鞳”的声响？更与先前的“噌吰”之音相和，不叫石钟山叫什么？
看起来，郦道元的解释并没有错，所以苏轼对儿子说“古之人不余欺也”。但郦道元的解释显然过于简略，以至令人难以置信；李渤虽躬自考察，精神可嘉，但浅尝辄止，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仅得表面之皮毛，其中真相犹不得知。
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虽然有文化有见识，却绝不肯在森然可怖的月夜乘舟考察什么石钟山的；一般的水工船夫虽然明白其中的原因，但谁也不会意识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离奇，既懒得对人家讲，更不会用笔写下来，一段千古悬隔的“石钟山命名之谜”就这样延续了好几百年，最终探明根由并以生花妙笔了却这段悬案的，居然是苏子瞻这样一个被贬偏郡的闲散犯官。
当然，如果不是苏子瞻，《石钟山记》这篇准地质考察报告又如何能够写得如此惊心动魄、异彩纷呈？天下人又有谁能够得知这个小小的石钟山呢？
作为文学史上的名篇，《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既是苏轼出游感受的记录，也是他这一时期人生思考的一个方面的艺术总结。
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要入乎其内，又要超乎物外。”要了解庐山山水之美，就必须进入庐山；但要一窥庐山全貌，便需要置身庐山之外。对石钟山的考察也是如此。
苏轼对山水的体察与描写，反映出他思想认识的变化。这是苏轼历经了生活磨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感悟，也就是说，当事者本人未必真正了解当事的真相、全貌和本质。
当事者只有跳出当事，摆脱自我的成见，从不同的角度、侧面观察，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真相与全貌。这就是庐山与石钟山给予苏轼的启示。
02
可爱的东坡
[宋]乔仲常 《后赤壁赋图》（局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藏
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天才的文学创造力与表现力。苏轼是一个创作能力极强、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在六十六年的生涯当中，他给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章，总数加在一起接近八千首（篇）。
如果从二十多岁算起，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长久、丰富的创造力，体现在诗、词、文等多种文学样式当中，名作佳作层出不穷、举不胜举，这在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群体中，是非常罕见的。
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四个印象就是：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比如，从诗歌创作来说，他与门生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代诗风形成最重要的奠基者、推动者之一；
从词创作来说，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是中国词史最杰出的词家之一，更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从散文创作来说，他与业师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成就最大的散文家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成熟；
从书法创作来说，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其书法风格自成一派，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
从学术成就来说，他是北宋“蜀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并驾齐驱……
[宋]苏轼《潇湘竹石图》，中国美术馆藏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还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广泛地涉猎文、史、哲及其他艺术门类。
有很多人可能在自己所擅长的某一领域中是最杰出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各个领域中都表现出了特别卓越和杰出的才华。这还不包括他在建筑、农业、绘画、宗教、饮食、医药、保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与深入研究。
但这些还远远不是苏轼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苏轼以他的亲身实践，为人们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的标准。
这个理想人格可以用古圣先贤的两句话来表达：一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苏轼的一生，不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与困难，不论遭遇到多少艰难曲折，都始终不曾放弃对国家、百姓的责任感，都始终坚持匡时救世的报国之志。
无论他的生活境遇多么艰苦，个人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面临怎样的威权压迫，他都始终敢于仗义执言、不吐不快，这不是急躁冒进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可贵人格，这正是苏轼可爱的地方，也是他伟大的地方。
在苏轼的身上，有李白旷逸超凡的神仙气，有杜甫执着坚守的忠义气，还有白居易穷达融通的从容风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情怀。可以说，他的思想与人格，既是先贤圣哲传承而来的结晶，又是对所有这一切传统的融汇与开拓。
正因为如此，苏轼在追求独立人格境界的同时却并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否则他的诗、词便不会那么一往情深；
他在渴望现实人生圆融完善的同时却并不止于人伦亲情，否则他的文章便不会那么旷达、超逸。
苏轼与他的诗、词、文章，总是如此的丰厚、充实、平静、温和，饱含着人间深情与超越的智慧。这正是他成熟的思想人格使然。
在苏轼之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人格模式。文化繁荣、民生富庶的宋代社会，让这种努力逐渐成为可能。而苏轼则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学识，使这种努力最终成为现实。
我们可以说，苏轼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成熟与实现，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充分发展、发达的结果。
苏东坡，这个乐观主义者，伟大的文艺天才，老百姓最亲密的朋友，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执着精神，达观自我、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热爱生活、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闲适优雅、从容不迫的潇洒风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成就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伟大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千百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永恒不朽的苏东坡。
03
为人民服务：伟大的导师
现在，让我们想想，导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熟知历史的，都会感受到导师特有的人格魅力：
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采。换言之，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参与，一心为人民群众服务表现，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的影响、他的力量。
而且，由于他所具有的能力、极其诙谐幽默的个性、极其渊博的学识，以及对社会世事的深刻体验与洞察，使得这种参与、表现、影响与存在，展现出强烈的个性、开阔的视野、旷达的境界、格局的美感……
总而言之导师拥有万年一出的独特方式与魅力。这个享有与创造的过程是美的，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成为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种具有永恒魅力的理想的生活方式、人格模式。这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伟大！
导师还特别富有生活的情趣，特别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的趣味。这种情趣与趣味并不因其或多或少的通俗格调而走向庸俗，相反，导师巧妙地将高雅的情趣与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统一在一起，所以导师在世人与后人眼中，永远都是民族英雄般大救星。
本来，在我们的眼里，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似乎早已丧失了吸引力，但是在导师的眼中、笔下、话语间，普通的生活却显现出极其活泼动人的一面。
或者说，正是导师以他对生活的理解与感受，赋予了枯燥生活以鲜活、有趣的性格，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改造并创造新社会。
这也集中地体现在他与社会各阶层人群平等而友善的交往当中。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他自己充分地享受着各式各样生活的趣味与快乐，也让不同的人分享到了这样的趣味与快乐。
导师与苏轼一样：面对生活的苦难，表现出超然旷达的境界。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大的贬谪生涯，还有其他数不清的不如意与挫折，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被这些挫折所打倒、所击垮。即便是在孤悬海外的儋州，孤独的他也依然笑面人生、苦中寻乐。
导师的一生更是远比苏轼复杂、精彩、大气磅礴、气壮山河……
其实，当一个人身处困厄之中的时候，他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已经下降到正常人生的水平面以下，是一种负值人生。
当此之际，如果还能够以平常、正常的生活心态来面对一切，那自然就是旷达与达观。换言之，超然旷达不是在平常生活之上更高的精神境界，而是个人境遇降至平常以下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平常的生活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逆境见真心，是人的本质与第一义谛。导师被打压那些年，就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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