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三个人对于毛主席的一生有深远影响，其中一个人，曾嘲讽毛主席所作文章，他就是袁吉六。袁吉六一生众多著作，却英年早逝。
离世之后得到毛主席亲书碑文，这也是毛主席唯一一次为老师亲自题写碑文。得知袁吉六遗孀晚年艰难，毛主席还照顾她二十年之久，为其养老送终。
图|毛主席老师袁吉六
从1913年到1918年，毛主席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作为青年时代的文学思想教育，可以说是为未来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遇到了他对他一生中印象最为深远的三位老师。
这三个人，就是杨昌济、徐特立和袁吉六。
杨昌济是杨开慧的父亲，毛主席的岳父，在1920年因病去世。
徐特立是党的高级干部，在白色恐怖最为严峻的时期毅然决然投身革命。徐特立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何叔衡一同被党内外人士恭敬的称为中央苏区的“五老”。
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过巨大的力量，在党内颇有声誉，建国以后任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宣部副部长。
而袁吉六，就是老百姓叫做“袁大胡子”的袁仲谦，是湖南省新化县永固团巴油袁家凼(今隆回县孟公乡白莲村)人。
他风度翩翩，一身长衫，留有一把半尺长的胡须，一看就是儒雅的高级知识分子。
出生于1868年的袁吉六年长毛主席25岁，当年毛主席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袁吉六是毛主席的国文老师。
毛主席一直以来文采出众，写过不少优秀的文章，但其实他在跟随袁吉六老师学习时，还曾被袁吉六狠狠的嘲讽过自己的文章。
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被青年学生们推崇，都支持变法和改革，因此康梁文体在学术界风靡一时、炙手可热，很多学生都争相效仿摹写康梁文体，青年时期的毛主席也不例外。
读过毛主席仿效康梁文体所做的文章之后，袁吉六便对这篇文章大加嘲讽，当着学生的面批评到：
“作文之道，首应务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
写作应有自己之风格，康、梁亦是先学古文，然后才有变化，如先效此二人，必然走岔，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说完还怒不可遏的撕了毛主席的作文手稿，转身离去。
被批评的毛主席呆在原地，看着一地被撕毁的文章十分羞愧。认真的听从袁吉六的批评之后，反思自己的写作风格。
此次以后改弦易辙，不再跟风模仿他人的手笔，这也为毛主席后来成为文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是没有袁吉六先生当日不留颜面的训诫，毛主席也许不会潜心磨炼文笔，提高文学素质。
正因为毛主席十分懂得吸纳建议，接受批评，袁吉六在看到他后续的文章之后也对毛主席大加赞赏：“孺子可教。”
从那之后，袁吉六很认真的帮助毛主席修改文章，传教了很多国文知识。
直到多年过去，毛主席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还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读书时候，遇到过一个国文老师，他叫袁吉六，但是一脸大胡子，我们都叫他袁大胡子。可就是这个袁大胡子，曾经当着同学的面嘲笑我的作文，说我像记者而不是作者。
我记得当时他说，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是半通不通，我写的模仿文章更是狗屁不通。在被他批评之后，我就改变写作手法，认真去钻研韩愈韩大家的文章，也因此学会了古文体。
多亏了袁先生当时的批评，不然我今日如何能写得出一篇看得过去的文言文呢？”
1915年，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反对增收学杂费，加重学生经济负担，联名爆发了一次罢课活动。
毛主席就是这次罢课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毛主席甚至提出驱除校长张干，当时校园里散布的反对校长和集体罢课的传单，就是毛主席作为领头人起草的。
后来，在学校处理罢课闹事的学生时，张干首当其冲提出要开除带头人毛泽东。
这个时候袁吉六站出来，与校长大力争论，反对开除毛主席，他还直言不讳道：“挽天下危亡者，必期斯人也。”
在与张干据理力争之后，袁吉六还找到了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等一些非常有威望的老师，对他们说：“此子前途无量，不可开除啊。”
在众多老师的联名上书下，袁吉六在学校的教职工会议上，极力反对开除毛泽东及其他一些学生，提出了很多理由劝张干改变主意。
正因为有这些老师为毛主席和其他学生鸣不平，在巨大的压力下，张干便退了一步将开除改为记一次大过，并留存档案。
但学生们依旧不妥协，坚持要驱除张干，不留他继续做学校的校长。
在一次又一次的罢课中，湖南省教育厅怕事情越演越烈，难以把控，就将张干免职并调离长沙。
尽管当时张干支持增加学杂费受到毛主席等人的反对，被免职。
但多年以后的1952年，毛主席还曾邀请张干到自己的家中做客。
与张干一同受邀的，还有毛主席曾经的历史老师罗元鲲、李漱清。毛主席与他们一同畅通文史，回忆往昔。
毛主席与他们用餐以后，还陪着老师们一起去参观游览中南海。
离别之时，毛主席派人给了几位老师一份礼物，包括布鞋、被褥、枕头和香皂等，都是一些生活用品，还特地向老师们解释：
“这些礼物都是学生多年来用自己攒下的稿费购买的。”
听闻毛主席多年坚持写作，还用稿费给自己准备了礼物，张干不禁泪目，赞许道：“始终如一啊，依然是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多年后张干依然还能收到毛主席寄来的信件和礼物，其中还包括两千元钱，这也是毛主席攒下来的稿费。
只可惜当时袁吉六先生已经离世多年，毛主席将稿费换做礼物送给老师们，想来也是时时挂念着这些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
得到袁吉六先生这样了不起的老师教诲，让毛主席深感终生受益，一直感恩先生对于自己的栽培。
在1932年5月7日这天，享年六十四岁的袁吉六先生，在自己的家乡隆回县与世长辞，留下了许多的优秀著作，包括《文字源流》、《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说文初义草》等。
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与郭沫若、周世钊、章士钊等人交谈时，还曾提到过这位袁吉六先生，几位文人都对袁吉六先生赞不绝口。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更是夸袁吉六先生能“教天下英才”。
毛主席点了点头，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曾寻找过袁吉六先生的亲属，得知其遗孀戴常贞孤身一人，生活艰难。
于是，毛主席在1950年10月11日亲笔写信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王首道，信中提到请王首道方便时对袁吉六先生的遗孀予以关照。
后来毛主席还让时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周世钊给戴常贞老人寄去了50万元（旧币）的生活费和一些生活用品。
周世钊曾与毛主席同是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曾受教于袁吉六先生，在得知戴常贞老人生活艰难后也常常来看望照顾老人，老人得到的很多帮扶都曾来自于毛主席和周世钊。
过了半年后，毛主席派人到长沙接戴常贞老人来到北京，请专人照顾，老人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与毛主席会面三次，一同享受家宴。
毛主席对这位年迈的师母关怀备至，带老人去泛舟划船都是亲自划桨，还请了徐特立、王季范等袁吉六先生生前的好友一起，陪同老人去游玩了长城、颐和园。
五一劳动节举办活动时，毛主席还特邀戴常贞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他一同观礼。
直到戴常贞老人离开北京，返回湖南时，毛主席派人陪同，带上了很多给老人的礼物，其中还有300万元（旧币）的生活费和一些生活所必需的用品。
1963年，戴常贞老人身体状况变差，需要做手术，毛主席特地委托了周世钊到医院看看望照顾，多次给老人寄钱和生活所需。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戴常贞老人的晚年不再艰难困苦，临终之时也有人相伴，在1970年3月15日，戴常贞老人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离世，丧葬费也是毛主席经周世钊转交的。
树高千尺不忘本，寸草之心报师恩。
曾经嘲讽过毛主席文章的袁吉六先生，对于毛主席的不论是文学造诣还是做人做事，都有深远影响，在他离世之后，回报师恩的毛主席关照其遗孀二十多年，这份真情实在令人动容。
1953年，毛主席亲笔为恩师袁吉六先生的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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