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开朗，从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不过最近，却陷入了一场思想的混乱当中。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知青，插队到了北方。我上小学时，为了便于照看，父母把我接了过去。这样，我在外地一待就是三十多年，从读书到结婚生子。后来，有政策说知青的子女可以回上海，但我当时已超过了规定的年龄，没法回来，因此，我对上海还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和老公在同一系统工作，都干到了管理层，经济条件在我们这儿算是很好的。我们也是单位里众人称赞的好夫妻，可是，处在这段婚姻当中的我感觉却没有那么好。我性格外向，心里有什么事情总是搁不住，而老公却是“闷葫芦”型的，从来没有过体贴浪漫之举，回到家话也不多，他心地很好，人也很简单，只是内向。结婚以来，我也曾经提过几次让他在生活中创造一些情调，可他总说做不出来，我也就“随他去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回上海。只有买房才能落户，但买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和老公的工作也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一拖再拖，儿子就要读初中了，为了让他早点在上海上学，我们下决心买了房子。2002年，儿子去了上海，我母亲先过去照顾孩子。我们答应这一老一小，再过一阵子，我们也会过去的。
可过了快一年，我和老公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到上海，还在等相关的政策。可儿子在那边不习惯，我母亲也觉得责任太大，一直催促我们。没办法，我和老公商量，保留他的工作，我去单位买断了工龄，牺牲工作先去上海照顾儿子。
刚来上海，所幸我投出的求职简历都有了回音。我找了一家离家较近的单位面试，在一百多个应征者中，我得到了惟一的机会。但我发现，虽然我的头衔是财务经理，可实际上需要操心的事情非常琐碎，这让我经历了一段适应过程。这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江，他自己经营的公司正缺财务主管。经过交流，他说我可以先兼职，愿意的话再加盟他的公司。后来朋友告诉我，江说我上手很快，问我是不是考虑到他这边来。我想了想，就跳槽到了他的公司。
我和江一起工作，交流也渐渐多了起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开朗型智慧型的男人，大家都说和他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工作之余，我们也会谈起各自的家庭，他的家庭非常和睦，他十分疼爱他的女儿，有的时候，他女儿会打电话过来找他，和他非常亲。江是个称职的父亲，这让我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层。
与此同时，老公由于职务上的调动变得更忙了，几天也不会给我们打一个电话。他本来话就不多，对我是这样，对儿子也是这样。他从不直接给儿子打电话，总是在给我的电话中顺带问上儿子一句两句。儿子正值青春期，作为父亲应该更好地和他沟通，可是老公却没有意识到。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心里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我都喜欢和江说，而他对我也很照顾，有时也会问起我好不好，孩子好不好。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变化，思想传统的我很害怕。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绝对不应该和江发生工作以外的多余关系，可我也觉得，我确实在心理上对他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毕竟，我一直以来都缺乏精神上的关怀，和老公分居之后尤其如此，而面前又出现了像江这样适合交流的人。我很怕自己发生精神上的出轨。
如果工作很忙，我一点都不多想什么，但要是空闲起来，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乱。然而在上海，我却没有可以诉说和求助的人。在这里，我想通过你们这个栏目，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并听听旁观者的意见。
心理点评
采取主动分居也甜蜜
相隔两地的夫妻，缺少了感性的烘托，联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相对苍白无力，相比之下，倒是身边的那双“及时耳”更能聆听心声。就像这位女士一样，与丈夫沟通不畅，但却在身边发现了可以给自己精神支持的人。婚姻之中，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应该是互补的，但分居两地，双方都要学会自己处理全部的问题。倒不一定做不好，但做的过程中缺乏两个人心与心的相互呼应，心灵难免寂寞、委屈。即便是情深意笃的夫妻，长久分离于两个不同的环境，心灵的共享信息减少，若环境再提供一些其他诱惑，则婚姻无疑要经受严峻的考验。
虽然分居两地存在种种不利因素，但如果当事的双方都能及时主动地化解危机，分居两地一样可以快乐甜蜜。如，多创造些探望和团聚的机会，不要吝惜钱财，婚姻的幸福是钱买不来的。此外，自己学会平衡需求，多参加些运动，多结交些朋友，多在电话中向爱人柔声倾诉心身的想念，保持生活的丰富多彩，有助于平衡自我。另外，也可以请家人代为关照自己的伴侣，为伴侣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氛围。
其实，一路向前走的时候，难免碰到这样那样的诱惑，这个时候，多问问自己：什么才是我最想要的？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衡量你的行为是否与答案一致。假如婚姻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为了它，你要负起责任：可以不分离就不要分离，可以放弃的要放弃——有舍才有得，婚姻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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