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泽源
大家还记得「约翰尼·德普确认出演《隐形人》」的旧闻吗？
在2016年，环球影业轰轰烈烈地宣布了「暗黑宇宙」计划，试图借旗下一系列老字号IP，复制MCU模式的成功。然而时光仅仅过去一年，「暗黑宇宙」就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重启版《隐形人》被草草取消，德普也退出了项目。
没想到，三年后，新版《隐形人》改头换面出现在我们面前，以7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取得了过亿的全球票房和良好口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大明星，没有高预算，没有铺天盖地的数码特效……没有问题。
《隐形人》（2020）
作为在上世纪初以恐怖片和怪兽片发家的公司，环球影业原本想借助漫威的运作模式，从那些积了尘土的IP当中重新榨出些银两。「暗黑宇宙」的概念，是要把木乃伊、德古拉、弗兰肯斯坦、化身博士、隐形人、狼人之类经典暗黑角色集结在一系列电影里，让他们在其中关公战秦琼，让他们的故事相互连通。
然而《新木乃伊》的惨败，以及环球对经典怪兽/恐怖片的近几次失败翻拍尝试（2010版《狼人》，2014年的《德古拉元年》），都让它看到了这种模式的不可行。这是因为，环球并没有搞清楚除了票房之外，它到底想要什么。
《新木乃伊》（2017）
作为恐怖片，或者说是恐怖片的延伸产物，「暗黑宇宙」电影注定无法像合家欢的漫威电影一样，取得相同程度的大众吸引力。但环球打造电影宇宙的目的，无疑是追求最大基数的观众群体和随之而来的利润。这就必然会使其产品在恐怖程度上大打折扣。
而在面对高预算所带来的诸多选择中，环球似乎也没想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是与爆米花最搭的数码特效和动作场景，是汤姆·克鲁斯和约翰尼·德普的明星魅力，抑或仅仅是一个好故事？
环球显然在这些选项中昏了头。这造成了它对《新木乃伊》的失控。还好，它们及时亡羊补牢，取消了「暗黑宇宙」计划，让新版《隐形人》独立成篇，并把制作主控权，交给了擅长制作低成本恐怖片的布伦屋（Blumhouse）公司。
而布伦屋及其老板——王牌制片人杰森·布伦，考虑的事情显然没有环球那么复杂。布伦的制片哲学，与B级片教父罗杰·科曼相似：只要保持低成本，慧眼识才，并将创作自由交到导演手中，让他们把电影拍得越吓人越好，钞票自然会朝自己砸过来。
除此之外，布伦屋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它总能摸准时代脉搏，抓住当下观众的痛点所在。布伦屋的许多爆款作品，都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性：《逃出绝命镇》、《黑色党徒》、《解除好友》系列、《人类清除计划》系列，分别指涉着种族关系，大众对科技的焦虑，和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阶级撕裂感。
布伦屋作品的这种特质，和恐怖片的固有属性有关。恐怖片是制造恐惧、呈现创痛的片类，所以，又有哪种片类比它更能映射出时代的裂痕呢？
《人类清除计划》
上世纪50年代的《哥斯拉》、《黑湖妖谭》与《天外魔花》，反映着世界在当时对核污染与冷战格局的焦虑；80年代的《怪形》和《变蝇人》，呈现着人们在当时对艾滋病的恐惧。
而新版《隐形人》之所以成功，也正是因为它捕捉到了当下时代的裂痕之一：男权秩序之下不平等、不公正的性别关系。
改编自H·G·威尔斯小说的1933版《隐形人》，讲述的是一个科学家在研制出隐形药水后，变得愈发疯狂的故事。而如果德普版本的《隐形人》顺利成行，那么它大概率也会像原版《隐形人》一样，将疯狂科学家的神经质行为作为表现重点。
但新版《隐形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它重点表现的不是研制出隐形衣的科学家本身，而是把一段亲密关系作为故事框架，呈现「隐形人」在其中为另一方带来的痛苦。这是本片的突破之处。
《隐形人》（2020）
在片中，「隐形人」被塑造成一个具有暴力倾向和极强控制欲的男友。而影片的真正主角，是由伊丽莎白·莫斯饰演的女友塞西莉亚。在得知男友自杀的消息后，她却依然能感觉到他在身边的存在。
塞西莉亚做早餐时，灶台的火被突然调大；
塞西莉亚晚上睡觉时，床单被莫名取走，沙发上出现坐痕；
塞西莉亚去面试求职时，发现自己带在身上的作品不翼而飞，而她的状态昏昏沉沉，因为有人在暗中给她下了药；
影片通过「隐形人」这一设定，制造出了不少令人难忘的「Jump Scare」场景。但这些恐怖片惯例桥段，还不是《隐形人》最令人胆寒之处。
影片给人带来的最大恐怖，源自让塞西莉亚无法摆脱、也无处藏身的男权秩序。
这种秩序无时不刻地控制着塞西莉亚。当男友尚未学会隐身时，就时常对她家暴。他用摄像头监控她的一举一动，控制着她的外表、穿着、食物，甚至所思所想，并违背她的意愿，坚持要让她成为生殖工具。
《隐形人》（2020）
在男友隐身后，塞西莉亚则遭受着他的各种陷害污蔑。她寄宿人家的女儿被伤害，她的姐姐被署了她的名字的邮件谩骂，并最终死在她手握的刀下。而在面对这些荒唐指控时，塞西莉亚却无力自证清白。因为即便是她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相信她。
就拿让她寄宿在自己家的警察詹姆斯为例吧。他无疑是个善良的男人，能设身处地为弱者考虑，且尊重女性。但即便是他，在面对塞西莉亚身边层出不穷的诡异现象时，第一反应也不是试图去理解和相信后者，而是确凿地认为后者疯了。
《隐形人》（2020）
如果把塞西莉亚换成一个男人，詹姆斯和片中其他代表着男权体制的人，还会如此轻易地得出结论吗？或许不会，但塞西莉亚是女人。而女人在千百年以来，本身就是荷尔蒙和心智不稳定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充满偏见的环境中，没有人会怀疑，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发疯。
塞西莉亚在面对这套强大的男权秩序时，既无力回击，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因为男权秩序对女性的压迫与偏见，既无处可见，又无所不在。它们同样像是有隐身药水附体，把自己伪装得像空气一样「自然」，而任何反抗这套秩序的人，都要面对被污名化的风险。
《隐形人》（2020）
精于操纵配偶心理的男友阿德里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消失的爱人》中同样功于心计的反社会控制狂艾米。但与后者相比，前者的行事方式似乎缺乏连贯性，智商也是忽而在线忽而下线。
不过，塑造一个惊世骇俗的反派角色，并不是影片主创想做的事情。对观众和塞西莉亚来说，阿德里安的隐身衣，是恐惧的来源；但对主创们来说，这个隐身衣则是一个符号，一张白纸，上面写满了男权秩序对女性固有的敌意，和后者对前者的控诉。
这种控诉与明喻的处理手法高级吗？作为艺术手段来说，或许不高级。
但作为社会性表达，它们是否有必要？很有必要。尤其当我们依然身处在一个不停出现着N号房、爱泼斯坦和韦恩斯坦的世界时。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个曾被性别秩序不公对待的人，每个看到了这种不公的存在的创作者，都有必要把自己承受和看到的创痛公诸于世，让它们不再「隐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