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捭阖的人，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能够避免与他人发生正面冲突，更懂得灵活变通。这样，既能办好自己的事，又能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可谓两全其美。
文学家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变通，就是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晚清大臣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变通又不失自己原则的人。
曾国藩，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的湘军鼎盛时期，占着整个东南半壁，而且朝廷的命令也调不动这支军队，得是曾国藩本人调动。就像后来李鸿章的淮军一样，只有李鸿章能调动，也就是说，这是一支私人军队。当时整个的长江沿线的军队，挂的都是曾国藩的“曾”字的帅旗。在当时看来，似乎整个大清的东南半壁都是曾国藩的了，这也遭到了清廷的猜忌，害怕有一天曾国藩自立为王，起兵造反。
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
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却说：“如此一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
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力沁及其马队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朝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清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朝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朝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的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情。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卒杀死。捻军声势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清朝廷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情，但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朝廷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官场中，他很难预料到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他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命令时，他明白清朝廷的着眼点事解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只是清朝廷一厢情愿，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依靠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使它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己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也不能迅速筹集。
曾国藩做事向来能未雨绸缪，对于清朝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况且，清朝廷处出防范，他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会惹出多少麻烦。因此，它向清朝廷要求缓行。尽管他向清朝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经过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在人生路上，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就应该及时“捭阖”，适时变通，更应该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兼顾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关系融洽了，就会事事顺心，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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