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学习思想领导法

员工不仅需要管理，更需要的是领导，而领导最关键的是思想领导。

文4900字|阅读约13分钟

• 作者 | 薛冬霞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学；彭剑锋 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
• 来源 | 华夏基石管理评论（guanlizhisheng2015），选自总第65期《华夏基石管理评论》纸质刊物，点击“阅读原文”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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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创业十几年，现在员工也就不到二百人，制定过的制度、流程加起来比桌子还高，为什么还是一团糟？”这是在一次管理咨询中，一位企业老板向笔者表达的疑惑，其实这样的疑惑并不鲜见。

很多企业都注重流程与制度的建立与优化，这些流程和制度有其价值，但作用有限。因为它们规范的只是员工的手和脚，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地做事的问题。而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和企业内部的快速调整，员工更需要知道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事，也就是说员工不仅需要管理，更需要的是领导，而领导最关键的是思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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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导是最强有力的领导

企业关注的是员工行为，因为行为与绩效直接相关。但是行为之果不仅来源于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与能力，还根植于其所拥有的认知、价值观的思想土壤之中。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思想决定着他的行为。

在人类的思想意识领域，NLP（自然语言处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逻辑思维层次理论，它把人的认知分为六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环境层、行为层、能力层、信念与价值观层、身份层、愿景层。层次越高，影响力越大，高层次可以影响低层次，而低层次无法影响高层次（见下图）。

从逻辑层次的角度来说，制度、流程更多体现在行为层，也就是如何做事，如果如何做事的规训没有让员工在更高的认知层面被接纳，形成思想上的转变，其效果都只会大打折扣。

拿破仑曾说：“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败在思想手下。”因此，对企业来讲，比流程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对员工进行思想领导，如果员工们达不到思想上的一致与共识，就难免离心离德，自说自话，最终一盘散沙。任何强有力的组织，一定是有强大思想领导力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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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内容

在思想领导方面，古今中外，毛泽东可以说鲜有出其右者。在革命斗争中，他把思想教育看作斗争的中心环节。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强有力的思想领导。对企业领导者来说，毛泽东的思想领导有着极大的可借鉴之处。毛泽东的思想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行动，必须思想先行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强有力的思想领导。

毛泽东从革命伊始，就重视思想工作。他表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思想建党被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毛泽东甚至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思想可以超越生理，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种意志力在飞夺泸定桥中展现无遗，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等领导人根据战况，作出了飞夺泸定桥的指示。接到命令后，红四团战士冒着大雨，负重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奔袭一昼夜，行进240里，之后，又面对敌人的密集火力与桥头大火，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最终占领了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是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硬生生地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对于它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很多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过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战士们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来自共产党不断向红军宣传党的理想和初心——“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让战士们战无不胜。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处于极度疲乏的士兵，不可能一个昼夜负重行军240里，去攻克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法完成的任务。

（二）思想引领，达成革命共识

在中国革命28年的历程中，因为力量弱小，或者敌强我弱，中国革命或处于低潮，或面临道路分歧，内部意见不一，这时，毛泽东通过思想引领，达成革命共识。

1929年，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占领了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多人彷徨、困惑，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争论。有人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毛泽东看了来信之后，感到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疑惑，应该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困惑。为了消解人们心中的疑惑，毛泽东回了复信，还将其油印，请各大队党支部学习，以便让人们认清当前的形势，并领会他的思想和意图。

在这封后来被称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复信中，毛泽东深刻阐发了他的革命思想，并描绘了鼓舞人心的革命景象。他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通过这封信的广泛传播，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党内人士的悲观、迷茫情绪，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思想宣传，发动舆论攻势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毛泽东强调“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947年，中共领导人告别延安转战陕北，有两支队伍随行其中：一支是指挥打仗的作战部，另一支是负责进行发动舆论攻势的新华社。为了更好地发动舆论攻势，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稿。他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正是这样的舆论攻势，让共产党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最终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60万人对阵国民党军80万人，敌强我弱，但因为广大人民参与支持共产党，让天平向共产党倾斜。这次战役期间，有500多万名支援解放军的百姓，平均1名战士身后就有９名百姓“护航”。整个后勤服务系统靠的是人民群众，广大老百姓靠着独轮车来进行物资补给、运送伤员、维修交通，为解放军运输给养的民工车辆，如果首尾相接将超过1000公里。国民党陷入了解放军布下的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

（四）思想改造，实现化敌为我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共产党能够化敌为我。甚至到了“即俘、即补、即战”的程度，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

如何实现从战俘到我军的转化？答案是：思想工作。具体做法如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会组织他们先开诉苦会，再进行阶级教育，然后是情感感化。诉苦会是让俘虏们尽情回忆曾经遭受的苦难经历，痛陈社会的黑暗和残酷，然后告诉俘虏们，这种黑暗与残酷都是因为国民党政权造成的，从而激发起俘虏们要加入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冲动。阶级教育是教育俘虏们天下穷人是一家，应该一起推翻旧社会，翻身求解放，教育他们应该同共产党一道，翻身求解放，鼓励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情感感化是优待、关怀解放战士。不打不骂，还给予生活方面的优待，这些解放战士，以前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待遇，所以很快就实现了转化。

这种即俘、即补、即战的做法，不仅是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堪称绝无仅有人文奇观。它背后是思想的力量。

除了对国民党的俘虏转化外，中国共产党甚至还通过思想教育，实现日军俘虏转化，为我所用。百团大战后，日本战俘一部分释放，一部分交给国民党，还有一部分分散在八路军各部。经过思想方面的改造，再加之生活照顾和情感关怀，很多俘虏不仅自己实现了转化，还发放传单、书写反战标语，创作歌曲，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战俘政策，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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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方式

毛泽东的思想领导有多种方式，既有通过写文章答疑解惑，提升认知，也有不断地教育灌输以及润物无声地引导。

（一）写文章，阐明思想，促成共识

毛泽东一生著作颇丰，其中很多篇章成为经典，指引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左”倾错误，帮助人们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消除思想误区。《矛盾论》《实践论》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揭露党内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摈弃投降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说服教育对中国革命战争认识不清的人，统一全党思想。

（二）召开会议，宣贯思想

会议是毛泽东实现领导的重要方式，很多思想通过会议被宣告贯彻，指引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比如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使军事斗争成为工作中心。古田会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并提出要着力从思想上建党，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党的基本策略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解决了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问题上的思想共识。总之，党史上很多重大会议的论断和观点，以及在会议中形成的决策，澄清了党内存在的错误与疑惑，实现了思想的高度统一。

（三）课堂教育，灌输强化，达成思想统一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为了进行思想教育，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二十多所干部学校。

中央领导均在学校任教，毛泽东不仅为抗大制订了教育方针和校训，还亲自授课。在抗大第二期，毛泽东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讲2次，每次4学时，从1937年5月开始，历时3个月，授课110多学时。所有教育的核心是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们的理论常识，保证人才在思想上的正确性和坚定性。

（四）推荐书目，建立共同的学习机制和方法论

毛泽东认为：“领导经常要做决策，许多人参与决策，如果大家思想方法一致，考虑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平台，那么就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就怕事到临头了，你一个意见，我一个意见，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不学习，那打起仗来就不得了了，诸子百家都出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时候再想学就晚了。”（向毛泽东学管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为了保证干部在同一思想平台，毛泽东为干部们推荐了包括《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等书目。1958年，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建议各级领导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以澄清“头脑中一大堆的混乱思想”。

除了以上的这些方法，还采用办板报、座谈、发动运动等多种形式进行思想领导，以达成目标一致、利出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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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的思想领导安定了革命志士和老百姓的心，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灯塔，带领中国人民穿越迷雾，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

今天的企业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为谁奋斗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丰富，价值观多元，利益诉求多样，达成共识变得困难。面对现实，企业领导者更需在多样的选择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并坚定不移地宣传，达成一定程度的思想共识。

当然，不可否认，人的思想是微妙而复杂的，要达成思想共识是有难度的，但是它值得努力。因为思想方面的一个小改变，就会带来行为方面大的改变。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实现思想领导，就会让自己沉溺于大量繁杂而琐碎的工作，从而没有精力去思考与处理对组织更重要的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领导者要对他人进行思想领导，其前提是自己需要有思想，这需要领导者的持续学习与思考，不过，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