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杂俎：亲情琐忆

我在刹那间的颤栗中惊醒，莫名痉挛般的浑身一抖迅速恢复平静，我知道那不是梦，不是魇，是肢体内部无法解释的抽动或强烈收缩。这时候我无比清醒，清晨的大脑无比清晰，我听到同伴的鼾声，他的呓语，莫名其妙的咕噜声断断续续，其实这时候已临近天明，窗户外虽然还一团漆黑，马路上轰隆隆的汽车阵颤与拖音却已接连不断，那些由远渐近呼呼风声般的颤动，擦窗而过时近似拖拉机的马达轰鸣，一时让我想起老家庭院里的鸟鸣。

老家的院子里有一丛竹子，竹丛被一群麻雀占据，这些灰褐色的小精灵失去了老屋墙隙的仳佑，在竹子茂密的叶片间安家，我不知道它们如何栖息，只猜想到它们会如同在杨树枝上搭窝一样建一个圆圆的小巢，却不知这小巢又如何挺过前一时期漫长的秋雨浸透，在那场雨里，许多的老屋都倒下了，许多的公路坍塌或路基下沉，多地交通都受到了阻隔。老家附近前往罗川古城的211国道就被阻断，我昨天下午走到半路上才发现路面被一堆土渣砂石堵塞，返回时才看到提示牌，为自己马虎摇头的同时，就庆幸又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场景，在附近的新村门前，四处是镰架拍打紫苏的场面和木掀扬吹高梁的场景，这些场景熟悉而又让人倍感亲切，也许是触到了记忆里的某个敏锐地段。在乡村环境巨大变化的今天，那些农作的经典方式，展示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坐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知道老家院子里的麻雀这时候早已开始叽叽喳喳的聒噪，它们每一个清晨都像在激烈争论着什么，那种晨会式的争闹聒噪肆无忌惮，即使敲打竹枝，它们也只是在受惊的瞬间间刹车，却极少有一两只飞出竹丛，麻雀们都熟知与他们为邻的是一位老人，那是我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的善良父亲。

父亲这时候或许已起床，他总是黎明即起，乡间的农人这个季节都起的很早，收玉米、收豆子、收高粱、摘苹果，这季节在无数陇东农人的眼里，不逊于龙口夺食的麦黄季，我知道乡间的村道上，农机具也开始纷纷出动，其喧闹已不亚于城市的意味，早起相约的女人被一辆三轮车或面包车接送到不同的果园或是果棚边，红红的苹果早对人们没了诱惑，大家面对的只可能是劳动或者说是工作，果子种了几十年，化肥农药的成本翻了又翻，连人工也从当初的二十、三十涨到了现在的一百，苹果却依然一斤是一元多两元，所以很明显的可看到一些果园已失管，“今年果子摘下来，我这些树挖呀”的话头在乡道上随处可闻。

（2006年的父亲）

父亲的作息保持了一贯的规律，每晚看完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看一两集电视剧就准时休息，农忙季他连电视剧都不看，九点钟左右就早早歇息。但每天早上六点前后父亲会准时起床，他起的很早，这是他数十年前在乡村小学教学时养成的习惯。

现在早不用挑水吃了，父亲一起床就开始打扫庭院，接着做一点儿农活，而后才洗脸刷牙，给自己做饭。这会儿他应该在剥玉米了，父亲也许还咬着烟袋锅，呛人的晒烟在他嘴里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回味，他坐在马扎子上剥玉米，玉米的包衣一层层被撕开、揪落，一些干如乱发的玉米须纷纷落地，父亲把玉米棒子两两相系，在他的身边堆起一座小山，父亲看着这些玉米很惬意，心底里泛溢着收获的喜悦。虽然现在的玉米价并不高，一亩地的收成还不及一些民工两天的收成，但这一大堆的收回的玉米，与等值的十几张钞票完全不能比拟，至少在父亲的心里。

当然所有的饱满都不完整，所有的饱满都有着残缺，由于雨季的漫长，成熟皎好的玉米棒子，顶上却有几粒出芽，或虫子噬食的迹痕，少数的玉米发霉，长着绿色的霉斑或透出变质的红褐色，但父亲依然非常欣慰，为总体的收成，为大部分玉米成熟的颗粒饱满，珠圆玉润，在光影里透着黄珍珠般灿烂的光泽。

父亲欣慰的说：“这玉米长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长这么好过。”父亲这话对我说过多次，从前天在乡下和父亲一起掰玉米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这一亩地产的玉米，比咱们那时候（分产到户前）一年的口粮都多。”

（父亲生活照）

我说：“那时候是籽种改良不足，而且化肥也跟不上去。”父亲说：也尽是，那时候塬面上还没有宅子，四周里全是庄稼，有着连片看不到边的玉米，那时候玉米也长的很好，天地并不曾亏人，是人亏人，人不给人吃。父亲说那时候生产队把从田里刚拉回的湿玉米棒子分给农民，农民晾干脱粒理净拉到街上去缴公粮，一车一车的拉向收购站，缴足了公粮就所剩无几，不得不吃菜咽糠，年年借粮年年等回销粮。

我知道那时候我们村人均土地超过五亩，我们一家六口一年都吃不到现在一亩地的玉米，这事此前未曾细想过，记忆里多是香甜的玉米糁子味，玉米面发糕、玉米面烙饼和玉米面斜花子（菱形面片）的金黄色，这时候忽然想起，就无法不回忆起母亲，回忆起母亲立时满心愧疚，我知道那份愧对于母亲的惭悔也势必终生铭记。

那是土锅土灶的年代，我对母亲的愧疚来自那个秋日的早晨，五岁的我被母亲唤醒时，土窑洞里正氤氲的一缕烟气，烟气透过天窗的一线阳光冉冉溢出，正是儿时家的温润气息，母亲正在案板上揉搓着一些面泥，在那个根本无小麦粉可食的岁月，家家都是用玉米面和劲大五号（俗称晋杂五号高梁面粉）充饥。

伯伯说我记忆里吃劲大五号的时候已是好日子，至少不曾再吃草树树皮和玉米芯磨成的粉渣，说大爷爷临死的时候想吃一碗面片子，叔伯们提着升子四处借寻终归未能借得，大爷爷至死都没吃到那碗他馋了许久的面片子。

玉米面粉和高粱粉都是粗粉，这些粗粉要加工成可口的饭食总特别费时费功，俗话说粗粮细做，吃玉米面粉和高梁面粉做的饭大都要多许多工序，常常要经过发面、蒸面和二次烙蒸，即使普通的高梁面饸饹，也需要小火炼、大火蒸，把面在小锅里炼成面团，在大锅里蒸熟，再用木床子挤压成饸饹以供食用。所以那时候每一餐饭都来之不易，都需要花费很多的功力。

母亲唤醒我，喊我下床拉风箱，她为一家六口的早餐忙晕了头，希望我能够分担一点她的活计，喊我帮拉风箱，我却深深依恋于身下温热的土炕，那方土炕上唯一的垫物是一张被身体磨得滑溜的苇席，苇席旧而残缺，有许多地方被烧炕的高温烘焙的褐红焦黑，裸露着裂隙和断纤，一些地方用报纸糊起，却总有突兀断列的苇篾，我的皮肤经常有苇篾刺体的断纤，却同样在那张苇席上享受到温暖和惬意，我蓬松着睡眼，懒洋洋的翻了个身继续赖在床上假寐，不作理母亲的呼唤，并把自己的小身体缓缓摊开，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不愿意离开土炕，不愿意穿上衣服站在并不温暖的脚底（地板）却怀抱那笨拙风箱双拐，那老旧的木风箱双拐推拉起来并不轻松，往往需要用双手使进全力，我知道炉膛里的火苗会在风箱“扣头、扣头”的助风哧哧生威，知道风箱一停下来，火苗就蔫了一大截，并很快变得奄奄一息，也明白地知道，母亲揉面的手无法继续拉动风箱，却任凭母亲一声声的叫唤毫不做理。

（母亲遗容）

母亲是真的焦急，三个哥姐和父亲都去了学校，他们回家吃饭的时间很短，要挤时间推石磨子磨面，要挤时候收拾柴火挑水，而时光在当年的乡间清晨又显得极为短暂，母亲的饭要做得入味准点，不能把饥寒的生活秩序打乱，却只能在分身乏术中熬煎。而那时候我并不懂什么“假如在摇篮中幸福要感恩母亲”，我甚至不曾思考到土炕晨起的温热来自与炕洞相通的灶火，不会思考到艰难岁月的母亲不易，我只知道躺着比干活轻松，睡着比坐着舒服。

母亲终于发火了，她迅速窜到炕边一把掀开被子，用向灶炕填火的高梁秸抽打我的屁股，我无比惊悸，母亲竟然打我，那是记忆里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心的惊悸，切肤的疼痛感，让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我呜呜的痛哭声渐渐愈小，像小猫一样（奶奶说我小时候癯人像猫，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呜呜的啼哭伤了母亲的心，母样没有再坚持，她知道想依赖我无疑于乡下人所说的“止（靠）屁吹灯”，只能几头奔忙，在学校放学前把饭做熟端上炕。

那时候的饭真香啊，熟油辣子拌起的高粱面饸饹，酥而甜润的玉米粉烙饼，稀溜溜的玉米糁子饭，加了盐和辣子的洋芋泥……我最喜欢吃烧得有些粘稠的玉米糁子，夹点萝卜缨子泡的“浆水菜”在糁子饭上，一口菜就一口饭，立时满口生香，整个世界立时充满温暖和诗意。

因为母亲打了我，父亲上学时候就把我带在身边，父亲只知道母亲打了我，却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过错，父亲只知道母亲患有精神病，知道母亲的病有不确定性，突然病发时会有出格的举动，破坏家具或烧掉被子，母亲病发时甚至砸烂过窗户，用剪刀戳伤过自己。父亲怕母亲病犯了会对我做出伤害，所以他去小学堂教学时更多还操心着家里，当然那时父亲的收入并不及一个好劳力，每月仅仅十二块钱的津贴，只是比干农活更省力。

其实母亲并不曾的打过我，她对我这个身体孱弱发育不良的小儿子更多疼爱却又无能为力，母亲经常用“擦摩”、“艾灸”、“叫魂”的土方和迷信为我医病，即使在犯病的时候也从未伤害过我，那次因我赖炕撒懒睡用高粱秸打我是我记忆中的唯一。

每每回想至此，我就止不住泪如雨下，我一生的愧悔都换不回童年的一次纠错，而那时候我又怎会懂得大人的苦难，又怎么能想到，我可怜的母亲会在两年后离我们而去，与这个充满艰辛悲苦的世界阴阳两隔。

母亲离世是在分产到户的前一年，即我上学的第一年，那个秋天的上午天气尚暖，上午的第一节课下课的瞬间，小叔跑到学校告诉我，说我妈

妈从崖畔掉下去了。接到小叔的通知，懵懵懂懂我跟着哭嚎的哥姐一跑哭泣着去看母亲，但我未能再见到母亲，母亲被停放在老街道畔养羊的破窑里，街道不知是何年何月的街道，我记事时只留虚名和一条长长的深土巷，我未能准入那孔破窑，在窑门前被大人掀了出来，二姐却“哇”的一声哭嚎的更为大声，她看到了母亲，说母亲浑身是血，看不清面孔，我们姐弟一个个抱头痛哭，但终归从此失去了母亲，母亲连多打我一次的机会都未能留下。

母亲离世，父亲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二姐也因病掇学开始了做饭和分担一些家务，人生中的许多亲情都似乎少了，但我偶尔还会随姐姐去探望瘦弱的姥姥，七十多岁的小脚姥姥一生养大了十多个儿女，有自己的，还有她的亲侄和侄女，暮年早已百病缠身，那时候我无力去想姥姥的身体怎么能养育那么多的儿女，更无法想像那每一个孩子都是“吊养”大的中的母亲，从童年到去逝的三十六年里，又有过怎样多的不幸命运?只是在分产到户后首年获得丰收，打下了七石小麦的年份，我们才一同感怀到母亲的苦命，没有吃上一天的好饭的苦命。

姥姥对我充满爱怜，她盘腿坐在炕头，像对待所有的孙子外孙一样嘘寒问暖，最多爱的表达就是抓着我的手，抚摸我的头脸，一句句声腔微颤地说“娃可怜着”，姥姥对母亲的离去伤心不已，却并不知道母亲离世的过程，所以她不止一次偷偷问我：你妈是咋死的，有没有和你达（父亲）打架，是不是你达把她从崖里掀下去的。我摇头否定，说父亲和我都有学校里，是小叔告诉我们母亲坠崖的消息。

其实许多年来，母亲去逝对我也一样是个谜，母亲坠崖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是怎么从那里掉下去的，我一无所知，但这个谜底在七年前被我一位同龄的小叔解开，他与我谈起往事，告诉了我母亲遭遇不幸的曾经。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安兴老城”内，一层层土坡，一排排窑洞，这种古老的穴居被称为架板庄子，我家的老窑洞是父母亲奋斗多年箍建起来的手箍窑，父亲说当年建这两孔窑时群众都是免费帮忙，天天帮工，所有的酬劳就是吃掉了一石三升（约四百斤）高粱，那年头大家干活出力，就为混个肚皮，母亲天天压高梁面饸饹，那时候她还没有生病，对生活尚充满憧憬。

我家的箍窑前是二爷爷的老庄子——一处三面崖壁的仿地坑院。至少有着上百年的历史，老窑院的窑顶有高窑，地下有地道，崖面极高，有十多米，唯南面是土墙，土墙外是坡道，坡道底下还住着几户人家。母亲掉落的所谓悬崖，就是十多米高的二爷爷土窑窑壁，因为窑顶是二爷爷家的土场，是我家老箍窑的前庭，所以并不偏僻。

叔叔告诉我，说那个正午的阳光不错，他和另一个小伙伴在二爷爷家南墙外的土坡头玩耍，他们透过土墙间隙能看到二爷爷家窑顶上的场畔，场畔上约摸一米厚的玉米秸杆，农人都习惯于把玉米秸杆堆放在土场畔，通风利水，易于烧炕点灶时保持干燥，我母亲那时候就坐在那些玉米秸上拉鞋底，似乎精神有些失唱，边拉边唠叨着唱，说唱的过程中时不时耸动挪移，或许是瞬间失去了重心，掉下崖壁是在倏然间发生。

叔叔说完这些还告诉我说：“你母亲一定是被铁索拉走的”。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就继续说：在我母亲去逝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早晨，他和小伙伴起床过早，那时候家里没有表，所以大概是四点多钟的样子就提了煤油灯去学校，那时候孩子上学早，一般是早上五点多到校，他们刚走到老街道口，就听得突然炸雷般“咯吧”一声怪响，遮有纸罩的油灯也瞬间灭了，他俩吓得匆匆摸黑跑回家，大人听说后说应该是我母亲“出殃”了。说他们又在家里等了许久，等到天亮了才在大人护送下再去学校，路上街道池塘头大杨树上一根很粗的大杨树枝落在地上，大人就说我母亲应是被小鬼用铁索拉走的，那杨树是被殃劈了。

“出殃”的说法在北方许多地方都有，也叫“回煞”或“回殃”。据说是“阎王爷”把死者灵魂用麻绳或铁链绑锁，指派小鬼押回家谢灶，罪大的用麻绳，罪小的用铁链，是死者灵魂最后一次返家“告别”，所以说“殃”已是鬼，谁碰上谁就要“遭殃”。“殃”十分厉害，人碰见人死，兽碰见兽亡，碰到树上杆断枝枯，房屋建筑都可能被损伤。

母亲的“出殃日”是老阴阳算的，那一天我全家人都借住在邻家，离开前在案板置放了酒品，脚地上洒了草灰，包括炕沿和门边，次日父亲依俗把水担从墙外扔进院子，没有异常才小心翼翼打开院门，屋子的草灰上确实有似同铁链留下的痕迹，那痕迹多处都有，且非常显明，就知道母亲是被铁索拉走的，所以我告诉叔叔，那些记忆我不曾忘记。如果我们相信宿命，这或许是冥冥中的注定。

父亲把我带到小学，让我在他简陋的办公室等待明光，在岁月的夹隙成长。父亲的办公室是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土坯房，唯一的办公用具就是一张老木条桌，条桌上堆摞着他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侧面是一台耐以竭息的土炕，我记得那个土炕特别难烧，或缘于学生们背来的柴火潮软不干，所以父亲每晚烧炕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常常还是自带一点干柴做引火，燃起来再把不干的柴草罩在上面，但常常依然烧不着，为阻挡西北风从烟囱里倒灌注炕洞，把浓烟逼进斗室，父亲常在把柴草点燃后用旧试卷纸把炕洞门周边糊严，如果试卷纸不足以阻拦浓烟的渗透，有时候还会在门前和稀泥封炕，等炕暖了烟散了再拆开炕洞门。

（我的1994）

记得那个下午我依然呆在父亲的房间里孤独的发呆，到课间休息才有大孩子拉着我玩，但在临近上自习课时他们就离开我，我也回到了父亲的办公室，父亲桌头的闹表准时响起，要打钟，要上自习课了，父亲没有搁下手中的笔，而是喊门前的一个孩子去打钟，我就争着去打，那时候我已懂得了预备钟是铛——、铛——、铛——声的延续，上课是铛铛——、铛铛——的两声接拍，而下课则是铛铛铛——、铛铛铛——的节奏，只有集合才是紧锣密鼓不断点的敲击，我为我的小聪明有点高兴，那位同学却未理会我的追赶，他抢先一步打完钟，完成了父亲的任务。

那口铁钟并不是真正的铁钟，而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铁轮毂，挂在校园正中的苹果树上，挂的并不高，打钟的铁棒子就架在轮毂上，小孩子就够得到，在那个连收音机都不普及的年代，铁棒子敲击架空轮毂的声音比真正的钟声还宏亮，在悠静的乡野，在那个年代，美妙尤如庙堂的梵音般令人向往。我非常惊喜于那悦耳的金属敲击声，心痒痒着总想自己一击，所以当那位同学刚放下“钟锤”，我就迫不及待的捡起那根铁棒继续敲了两声，我敲的很响，没有敲错，感到非常的欣慰和豪迈，蹦蹦跳跳地跑到父亲前展示自己的小聪明，看到的却是父亲的怒目，父亲啪的一个耳光甩在我的后脑壳上，我脑子“嗡”的一响，一股眼冒金星的生痛让我委屈的哭了，我不知道一响和霭的父亲怎么会打我，且表现的那么严肃，哭的越来越忧伤，父亲却突然放下笔，返身把我抱起，并郑重的告诫我钟不能乱敲，说会坏了规律。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规律，只觉得我敲的是上课钟，是两击加两击的节奏。

许多年后，我中学毕业，在村小学校门前摆小摊，有小朋友问我说:”你达（父亲的俗称）给我们上课时说你小时候跑去打钟他把你打哭了；说你小时候，学校来了卖书画的，你讨要一本二毛钱的看图识字他没钱给你买，你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点了点头，那些事都确确实实发生过。

父亲陪同我掰玉米，我掰一排父亲掰一排，我背一袋父亲背一袋，许多年我们父子都是这样一起走过来的，所不同的是父亲越来越苍桑，身体也大不如前，父亲叹息说没力气了，我说肯定了，我最小的孩子都十一岁了。父亲说邻家八十多岁的表叔天天干活还精神饱满，真了不起。我说那都是生活逼出来的，看看城里的老人和乡下老人，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进城，为什么所谓的美丽乡村越来越成了真空。

今年的玉米真的好呀，那么稠密，却株株都不落空，靠边通风的大都结双棒子，短棒子也不多，基本都有尺许长，更难能可贵的是遍地未出现一个黑头，记忆里那种满包黑粉的玉米黑松露根本就看不到，这让我突然想到父亲此前的感叹。

父亲曾说过：那有这么好的年头呀，虽然说计划生育，年现在的屋里人（女人）生孩子生一个，成一个，每个孩子都健健康康的，过去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但生多成少呀，店子沟畔的深巷子，人称死娃娃胡同，老辈人说，解放前胡同里从来都不缺小孩子的尸体，野狼和野狗四季在胡同里追逐奔突。

生一个成一个与种一株收一株相同，优生优选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但父亲叹息的却不只是丰收，而是对这样的丰收充满许多不解。

春天我回家种玉米的那个早晨，凌晨四点就约了种玉米的机子，六点到地头等候时发现别人家起的更早，机主说是凌晨四点就开始给人种玉米，可等到早晨七点多，突然间大雨倾盆，从别人家的田头跑回家，浑身湿的像落汤鸡，种玉米的事一时搁浅，不得不留给父亲和托咐邻人；玉米种下后，我再未去过田头，四处打工游走，最远去了湖州的织里。

（织里镇：童装之都）

在织里重拾起丢弃多年的货仓管理，并很快把一家服装厂的货仓打理的井井有条，但只干了两月我就拒绝了老板的加薪挽留跑了回来，对妻子说我不适应那边的长时间和饮食，妻子却半开玩笑半是无奈地说：“你还是回（去）守（护）你的老爹去吧，想当孝子就别想着挣钱。”

我不得不承认妻子是了解我的，只是我并不是孝子，我只是父亲长不大的孩子。每每回老家，躺在父亲烧热的土炕上，与父亲无所顾忌的聊天，我总能享受到童年在父亲臂弯里倾听父亲讲故事的那种温馨。

庆阳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西部城市，找工艰难，薪资也低，那段我经历了一些奔波，其间还干了一段零工，老胃病时常发作，身体状况一度不好，所以当我回家站在父亲面前，父亲突然怔怔地看来我，突然过来摸了摸我的头顶说：“咋么癯成这样，你出去把自己照顾好呀，那里不合适（不适）去给自己检查检查。”

七十六岁的老父亲用枯蒿的手抚过四十多岁的我的头顶，那是许多年不曾有过的陌生举动，却让我瞬间泪目，但我极自私的瞬间想到城里读书的孩子们，想到了离开城市回家前，丢弃了湖州的工作，多地奔波，其间还干了一段零工，我的老胃病反复发作，身体状况确是大不如前，回到老家的时候，父亲突然像许多年前一样认真的看我，摸了摸我的头顶，说咋么癯成这样子，你出去好好做你的呀，莫操心我。

在七十六岁的老父用枯蒿的手抚过我的头顶瞬间，我突然有些辛酸，那是幸福的感动，我一时还想到我了城里读书的孩子们，就在我回家看父亲前，十一岁的龙儿跑到车前送我时突然说：“爸爸，你伸出头，我给你说个话。”我把头伸出车窗，儿子跑过来搂住我的头，我小嘴到我耳畔，却突然亲了一下我的脸跑开了，一句话没有说。”

那一刻我真的哭了，真正幸福的哭了，我在内心里无比感恩的感谢上苍，在我波折不断、饱受欺辱和苦难的人生间，用世间最美好的亲情友情安抚了我。

父亲说今年的玉米从破土他并未过多打理，因为初种的时候机子种仓里存留了别人的许多玉米种子，加上年一些陈种子和我今年新购的玉米种子，等于是三种混杂在一起，玉米出苗后长势也一般，中间又经历了干旱的夏，他也没有再给追肥，却不曾最后能长得这般好，结这么多的棒子，取得多年未曾有过的好收成。种地对我来只是放羊拾酸枣的事，除了种和收，我几乎不管地里的事，所以父亲的疑惑我也解释不清，只能说这或许就是所说的杂交优势吧，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出了奇迹，养活了无数国人，咱们把三个品种的玉米混种在一起，玉米棒水都长的壮壮的，这经验或许也可以推广呢。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向父亲谈起过我的老友朱头，我说朱头是个好人，心善，能干，在深圳做过总管，经营过中巴，当年给过我不少关照，中年方回家创业，把他们老家马辣木西塘开发成农庄，这几年农庄越来越有了规模，养了大量的鸡、鱼、鹅、猪、兔，建了宽阔的大棚农家乐，常常接待各类酒席宴会，谁知道刚把事业做出些起色，人去殁了。

（故友朱永平）

父亲问我朱头多大年龄了，我说今年五十六了，脑溢血病发短短几个小时就走了，我看了他一夜的朋友圈，除了修路、建棚、安装广告牌、装音响、烤全猪全羊，更多是宴会的场面，各色的菜品，还有几条代人“水滴筹”的求助，一些自己修路被人断路后“人善被人欺”的感怀，鸡、鸭被偷后“我知道你是谁，但不想报警，摄像头已启用，请珍爱你的名誉之类的警告。

父亲就说“真是太可惜了，正是做事的年龄，老天咋就不长眼，把我们这些没用的老（年）人不收了，让一些年轻人遭殃。”

父亲早觉得他活够了，我还未出社会前父亲就告诉过我，说他算过命，他的寿命是六十岁，所以他早早就为自己准备后事，时常给我交待一些事情，在我还在深圳打工的二十年前就找摄影师拍好了“老相”，父亲把一切看的很淡，吃了一辈子的苦，他说只要孩子们过得都好，他已经生无所恋。

父亲是信命的，他总说他是在活长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考上了平凉卫校，去学校报名后接受了体检，诊断为心脏二尖瓣瓣膜联合损坏，他接受了校方的建议退校，那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都活不长了还能学医为人治病么，但他没想到自己还活了这么久。

但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父亲，隔一段不见父亲心头就空落落的。

那一年我在小镇上开了个店子，早晨去店铺前我开车拉了父亲和荏，把父亲带到榨油房，榨油师是个我同族的老哥，等待榨油的人不少，我就给父亲做了交待遇，让父亲等待，我自己去看店子，让父亲油榨好了给我个电话。

中午时分我的电话响了，是榨油的老哥，他说叔不知怎么的突然跌倒起不来了。我心头一凛，立时发动车子赶往榨油房，一路上泪雨纷飞，我想到了父亲苦难的一生，想到了无数的抱憾……但当赶到榨油房的时候，父亲却好好的站在那里，老哥却得意的说：“看怎么样，我说我打电话我兄弟分分钟就会赶过来。”

父亲却很生气的训斥，“你二杆子胡开玩笑，看把娃吓的，这路上有人有车，让娃急了出个事怎么了得，再不敢这么胡成了。”

面对老哥鬼异的黠笑，我没有做任何责怨，只要父亲安好，头顶便是晴天。

我总觉得自己传承了太多父亲的秉性，固执而善良，总喜欢为别人着想，所以生活中常常吃亏。

母亲去逝的时候，父亲还不足四十岁，父亲养育了我们姐弟四人，还赡养了年迈的爷爷，包括照顾我多病的小叔，小叔也是英年早逝，后事父亲一手办理，连小叔看病欠下的贷款也是父亲一分一厘的节省钱偿还的，那笔钱比他当时一年的工资还多。

我知道父亲拒绝了许多好心人的提亲，那些年他承担不了更多的责任，更怕我们姐弟会受到非难，但那时候我少不经事，并不懂大人的世界和生活的苦难。

待我已成年，在深圳打工多年后接父亲到南方，父亲已年过花甲，那时候我曾希望父亲找个老伴，并介绍一位在深圳打工的阿姨给父亲，阿姨非常欣悦，父亲也对阿姨没有意见，但父亲拒绝了我的关护，他说我走那路的话好多年前都走了，现在是大半截入土的人了，也不是怕人笑话，我不能再给孩子们添麻烦了。

不幸的是阿姨的儿子也反对父亲和阿姨的结合，他们有他们的理由，留给我的只是无奈。

我不知道自己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前些年我曾带父亲去周边旅游，去了延安的清凉山、枣园和平凉的崆峒山、大云寺，去了父亲念想中想去的黄陵，都是很近的景点，我曾计划父亲每年一次出游，但只出去过两次，父亲就坚持那里都不去了，他说那里都一样，无非是人多车多楼多，还不如静静地坐在家里看电视。

（携父登崆峒山）

父亲一个人生活惯了，他喜欢清静，有一些小疾小痒也并不放在身上，总是觉得支撑不住了才去找村医抓点药，其实他有医保，有每年体检的机会，但他并不主动去利用这些机会，前些年在同村一位长辈的反复邀约下去延大一附院做过两次体检，近些年就怎么都不肯去了，其实那时候他就被诊断出脑梗等许多方面疾病，前年还曾发生过短时痉挛和失语，但依然决绝地拒绝了我带他去出外就医做年度体检。

父亲不去做体检，更不会同城里的老人一样做晨练和药物养护，他总是说“生死由命。”说“人活多少是个够呀”，该死的时候就会死，不死难不成“结”在世上?父样说人像机器一样，老了肯定会有许多毛病出来，那不是医院能解决的，去医院看病不过是给自己找罪受。

父亲一直拒绝进城，他说城里的生活让人感到拘束，不自由，实情应该归于我城时的房子太小，周边人和环境对父亲都极为陌生，兼之我妻子是南方人，三天两头少不得米饭，饮食习俗也让父亲有些不适应。其实父亲的生活很简单，早上起床，总喜欢泡一壶酽茶，早餐却是两个馍馍就好，中午一定要擀点面条，有条件的话下点青菜拌面，更多时候就是拌点凉菜，韭菜、萝卜、黄瓜或青椒咸菜，拌小小一碟，常常是看到我回家了才炒点菜，或者是我炒多了让他一吃数餐。父亲做饭的量把控的很好，擀面条也仅仅够他一人吃，我在家时他和面时就添些量，也就刚够我吃。但我却总把握不住这个量，总怕突然添客，总怕不够吃，所以做什么都容易剩，所以父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提醒让我做适量，抱怨说我上回做的菜让他吃了几天。他让我再也不要卖菜，说地里的菜都吃不完。其实我也只是偶尔想起才在社区团购上给他点些菜，因为地里的菜品单调，而且季节性很强，父亲所谓吃不完的几率很少，也只集中在某一时段，但我带回家的菜常常会在冰箱里搁置很久，包括哥姐们捎的肉食，都常常被放坏。

周六晚上的回到家已很晚，父亲炒了一碟鸡蛋，他知道我在城里习惯吃炒菜，我也知道这几枚鸡蛋我半月前回家就在那里放着，也是该早早吃掉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就早早自己动手，炒了一份萝卜缨子小炒肉，用杨树上摘下的两块蘑菇炖了份羊肉汤，并再次责备父亲，怪他不应该把冰箱里的肉一直放着，应该每天少吃一点，父亲就坚持说他不想吃，他吃肉也只是吃一点，牙越来越嚼不动了，一吃就垫牙缝儿。

我做的蘑菇竟然有苦味，或许有毒，这使我很有些不解，陇东乡下，人们只吃一种蘑菇，就是罐状，雪白嫩软，总生在苜蓿地和槐树林里类似于鸡腿菇的白蘑菇，而更多的品类都不为人识别和接受，连草菇和羊肚菌等都无人食用，我记忆深刻的是前年大哥家的树根上生出一丛鲜嫩的茶树菇，足足有三四斤，我用手机识图多软件验证后告诉大嫂可以吃，大嫂却两脚踢远，笑我什么都想吃。我在惋惜的同时，也自认为只要是白色无畸形的蘑菇都应该无毒，都是可以食用的，却不想这次竟然弄错了。

父亲却似乎没有尝出来，我告诉他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尝到苦。

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一碗面条，但他并不喜欢吃挂面，我怕他辛劳，常带一两包挂面回家，却总被父亲束之高阁，他总喜欢自己擀，即使偶尔下地干活回家满身疲惫，他依然会不辞劳苦地和面擀面，生活简单而清苦。从真正从苦日子熬过来的父亲，始终谨记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从而感怀着这个时代衣食富足，而他的生活又极为节俭，日常里极少花钱，家里卖了玉米，缴了落果，他都会细心保存，在我忽然间需要开支的时候，父亲就会问我手头紧不，并拿出那不多的收入给我，生活中除了油盐酱醋，父亲的日子很少支出，他一年一年不去赶集，总是说什么不缺，集有啥好赶的。

我知道在父亲心头我永远是个孩子，更明白父亲对我的关心远远胜于他自己，他的每一份节俭，都是在为我思考，父亲总是对人说我的身体不好，三个孩子拖累大，生活得难肠。

2021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十四）于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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