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不知能对您说点啥
我想从心底里默默地祝福您健康长寿
也期望您能早早平静地安息
早早的歇下吧
您一生实在是太苦了
一生的辛劳都未摆脱苦累
一世的挣扎都未能摆脱孤独
上班八天
终于有了一天的休息
休息天恰好是父亲节
我没有再拔打父亲的电话
我知道父亲肯定很忙
我也从来对粕来的节日不感兴趣
但我依然想念着父亲
直想的泪如雨下
从早晨七点
到晚上八点
拔通的时候已是八点半
父亲说
他并没有走远
在为院子树上的果子套袋
园子里的苹果受冰雹袭击
几无收成
父亲说
他想挑院子里的套点商品果
留着我好送人
其实我很怕
怕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梯子上爬高就低
有个闪失
怕象疏花季节一样
树枝把老人碰得
满头的伤疤
我一直在打工
在流浪
父亲在深圳随我三年
在庆阳呆了数月
最终却还是回了孤守的老家
父亲做了大半生的民办教师
直到退休前转正
他的退休金够他花
可父亲依然是农民
他种了玉米和荏
种了各样的菜疏
他整天为他没本事子儿子发愁
愁着我在城里的生活
愁着我如何把三个孩子养大
我知道院子里的油麦菜长的郁郁葱葱
小白菜和萝卜也渐渐长大
父亲每年都种许多的菜蔬
他说城里的菜很贵
有机会能给娃娃捎进城
别再到超市里找处理菜扣扣掐掐
老家的院子里象个百草园
草莓早早就红了
曹杏也肯定红了脸膛啦
往年这时候我常常回家去拿
可今年却走的有些远
公司也没有休假
我知道
父亲静下来的时候
又会望着啪啪掉落的杏子太息
端午离家的早晨
我在地里割菜
父亲炒了鸡蛋切了耳丝
整日吃凉拌素菜的父亲
每每我回家都会炒菜
并一件不留的让我
把亲友探访送的礼品带给孩子
父亲从小教育我说
吃过的亏都是便宜
所以即使未成家的小叔离世
即使表叔家的儿子犯法
他也用自己微薄的收入
帮他们还了银行的药贷婚贷
父亲的春秋
打工的日子匆匆，打工的思忆也匆匆，魂牵梦茕的，是对家，对慈爱善良的父亲深深的思念。
父亲每来信和电话，总是让我注意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正确面对自己的人生。但对家的述说，常常却只有一句，那就是：“家中一切都好，莫要牵记。”而我，又怎能不常想起。
家的和详温馨，总在人生的话题里常常被人提起，可让我至今难忘的一幕，却是这样的一组“镜头”：那时候我还很小，刚刚懂得记事，我记得自己站在土窑洞的炕沿边上，母亲在水汽氤氲的锅台旁洗碗，父亲从窑顶的小囤里装起留下不多的一袋麦子扛在肩上准备到集市上去粜，母亲就怂恿我去拉父亲的耳朵，让父亲给我扯些布回来做新衣，父亲扛着麦子走过来站在炕畔让我拉他的耳朵，然后用不抓粮袋的那只手揽着我亲了我一口对我说：“一定给你买。”
父亲出门了，我爬在窗台，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和一院明媚的阳光，心里充满了欢乐，我知道很快我就有新衣穿了。那时又怎能懂得生计的艰辛和人生的不易。
再后来的日子，我就常跟着父亲去学校，母亲有病常不在家，父亲在学校教书上课，我就常孤零零的一个人躲在他的房子里等下课铃的声响，这也许是我人中领略和感受孤独的开始吧。
由于家离学校近，父亲经常担负着看校门的责任，尤其是星期天，父亲常常带我去学校值夜，那时的校舍简陋，各种设施及差，父亲每每凑星期天的时光处理过家务到学校就己很晚，学生们从家里或山头上带来烧炕的柴禾因露天堆放而常被淋湿，从底部挑抽些柴禾也常常难以点燃，西北风常常从烟囱卷入，把柴禾的微燃化做滚滚浓烟从炕洞口涌出，偶尔有一串火焰从炕洞口串出，高及屋顶。父亲不得不先找点干柴点燃在炕洞里留一些底火，然后在上面加盖些柴草就把炕洞口封严，封炕洞口常是贴旧报纸或试卷纸，有时也会和些泥巴来封严，但烟还会从炕沿的缝隙里逸出。父亲就打开门窗，把我带到校园里，外面的风很冷，夜静得出奇，父亲就一个一个的给我讲些故事，直至我睡意朦胧。房间里的烟气散尽，炕也热了，父亲就带我进房间歇息，半夜偶尔苏醒，还可以看到父亲在煤油灯下批阅作业。
我们姐弟四人中我最小，母亲病逝时我才七岁，那时父亲天不亮就沿山路去泉边挑水，回来后才带我们姐弟去学校，放学回家，他要带哥姐们推石磨磨高粱米，还要做饭和喂猪喂鸡。责任制后的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经管责任田，那时候父亲还是民办教师，每月的工资仅十二元五角，就这点钱一直维持着一家五口的生计。
父亲一直未续娶，母亲去逝那年他才三十九岁，他怕给我们找到的是一个刁钻的后妈，怕我们姐弟们吃苦。就自己一人承担了做爹又做妈的全部担子。
时代经济日渐繁荣，可我家的日子却无多大起色，家的担子也从未减负。在大姐初中毕业之前，赡养爷爷又成了父亲的另一重担子。
父亲年轻时热爱医学，曾特别期望能成为一名医生，而他也恰恰遇上了这样的机会，一是中学毕业时考上了平凉卫校，爬山涉水到学校去报名，学校体检后却给出了二尖瓣心膜联合损坏的结论，老实的父亲自认为自己的身体尚且如此，又如何成为医生救治于人，于是就回家了本份做起了农民，在合作社时期，他又一次被推荐去上地区设立的赤脚医生掊训，但因家庭反对而未能如愿。后来他就被指派到附近一个偏远的山沟小学去教学，他说每个星期天返回学校时他的手里都提着一根棍杖，那时候狼还多，常在那条山道上出没。再后来村上四清工作需要，父亲又做了生产队的会计，父亲做会计工作直至承包责任制前，父亲说他做了多年会计得到的实惠就是曾拿过队上的一条麻袋没有挂帐。所以再进学校教书对父亲已是二返长安。
我初中毕业时，父亲仍是民办教师（乡请），不同于公办的待遇仍然很低，九零年之前，父亲每月的工次也只有四十五元。
岁月最是无情，走向生活是无法逃避的人生，当我最后一个离家打工时，大姐已在三百里外的一个小城做过了近十年有小食摊生意。父亲却仍在教学，每日里放学后再帮自己和爷爷做饭，当然少不了负责爷爷的烧炕洗衣。
从西北，到华南，我打工漂泊了五六个年头，爷爷在这期间病逝了，终年八十五岁，父亲的教学工作也终于得到了转正，真真正正的吃上了公家饭，他的工资待遇也有了些提升，只是他的生活仍一如继往。大姐在一次电话里说父亲想我，说他还想象多年前一样让我睡在他身边同我说说话，好好看看我。而我就只有对打工失落的无奈和对父亲的内疚和惭愧。什么时候能不再流浪，什么时候能照应父亲过上闲适安逸的生活呢？
每想起父亲，想起他从讲台到锅台，从水缸到面盆，从教书育人到柴米油盐的孤独平凡生活，我的心中就涌出无限酸楚。（本文写于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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