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显斌
妹妹四岁时，母亲准备把她送人。
那年，是1976年，我记忆中最苦的一年。尤其到了春二三月间，几乎到了吃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榆树皮、烂红薯，我们都吃过，一个个吃得黄皮寡瘦的，皮包骨头。当时，我们家就差了讨饭。
母亲望着我们，常常地唉声叹气。
那时，我们家成份不好，爷爷是地主，留给我们一顶富得流油的帽子和无穷的灾祸。由于成份不好，就没有自留地，全靠队上分得一点粮食。我们家六口人，我们兄妹四个和父母，虽然父亲和母亲不管晴天下雨在地里干，可分得的一点粮食却责骂也不够吃，所以，我们的碗里，经常是稀得见影的湖汤或者拌汤。面，很少吃；馍，更是半年吃不上一顿。有时，望着别的孩子吃馍，我们会眼巴巴地望着，望得眼睛冒火。
这时，母亲就会把我们喊回来，母亲是个很硬气的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下了狠心，准备把妹妹送人。
妹妹长得很机灵，虽然瘦，可一双圆圆的眼睛水灵灵的转着，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而且懂事，小小的，就提着个篮子到田野扯猪草，帮母亲烧火。晚上，母亲和父亲下地回来，乏了，她就会给拿来一盆洗脚。，因此，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她，就连隔村住的姑姑，几天没见到妹妹，都要回来看几眼，来时，总会拿几个煮鸡蛋，或者蒸馍，给我们解馋。给的最多的，当然是妹妹。
姑姑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嫁给姑父已经十多年了，可一直没有生育，两口子望一个孩子都望花了眼。所以，每次姑姑和姑父来后，姑姑总是一把抱住小妹，再也舍不得松手，仿佛亲不够似的，经常对母亲说：“我要是有小苗这样个乖孩子该多好。”这时，姑父就会在旁边打趣：“想要的话，就给嫂子说说，把小苗送给我们吧。”说完，两人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忙调过头，装没听见，忙别的去了。
姑姑就会逗妹妹：“小苗，跟姑姑去好吗？”
妹妹偏着小脑袋，眼睛眨啊眨地说：“我要跟姑姑了，妈妈没有了女儿咋办？”一句话，让姑姑姑父都笑了，母亲也笑了。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难过，母亲终于硬下了心。一天，她把我们四个孩子叫到面前，红了眼圈，一个个望了一会儿，说：“喜欢吃馍吗？”
“喜欢！”我们都叫，以为母亲会做馍吃呢，高兴得眼睛放光。
“你们姑父是老师，家里有馍有米有面，要是给你姑姑和姑父当孩子，就能顿顿吃馍。”母亲在极力诱惑我们，把姑父的家势描述了一番，然后问姐姐，愿意给姑姑当女儿吗？
姐姐忙摇头，说我不吃馍，也不要去姑姑家。
我和二姐忙说我们不爱吃馍，也不要去姑姑家。
小妹眨着大大的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吃馍，可不想离开家，舍不得妈妈。”
母亲听了，眼泪水直流，一把抱住妹妹，拍着妹妹的头，说：“妈妈没用，妈妈让你们受苦了。”然后，抹着眼泪，让姐姐带着我们出去玩。我们都高兴地跟着姐姐去了院子玩，小孩子家，谁也没有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
一个星期天，姑父来了我们家。
那天上午，我们吃了一顿很少吃到的锅盔。母亲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煮了，给妹妹吃。妹妹坐在板凳上，一下又一下地剥着蛋壳，简直把我们给馋死了。妹妹很懂事，把一个鸡蛋剥开，吃了一半，然后，让我们每人尝一点。
我们都围过来，眼睛里仿佛长出了舌头。
母亲不许，让妹妹吃，而且红着眼睛，说：“赶紧吃，吃得饱饱的，跟姑父到姑父家去，给姑父和姑姑做女儿，以后顿顿吃鸡蛋。”
母亲话还没说完，妹妹嘴里还含着鸡蛋，就“哇”地哭了，喊：“妈，我不吃鸡蛋，我不去。”我们急了，也忘记了吃鸡蛋，也哭了，不让妹妹走，母亲更是眼泪直流，姑父和父亲也红了眼。母亲看妹妹哭得太伤心，大家都伤心，大概怕自己改变注意吧，忙对姑父挥挥手，说：“你们——就走吧。”
姑父挠着头，望了一眼母亲，接过父亲怀中又哭又踢又喊的妹妹，背着，走了。沉沉的夕阳下，远远地传来妹妹的喊声：“妈，我不去，我不去——”
母亲站在门外的大树旁，靠在树身上，身子软软的，没有了一点力气，呜咽着哭。然后，被父亲搀扶回房中，倒在床上大哭。我们也眼泪巴巴地围在母亲身旁，只有父亲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吧嗒吧嗒地吸烟。
大概一顿饭功夫，突然听见外面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接着一个人一头撞进来，满头大汗，急急火火的，是姑父。
原来，小妹丢失了。
“丢失了？！”我们都很愕然，团团地望着姑父。姑父红了脸，好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原来，姑父背着小妹，走了一段路，想上厕所，就把小妹放在路边，告诉小妹就在这儿等他，然后就去了厕所，到从厕所出来，一看，路上没有了小妹的人；喊了几声，也没人应，心里就慌了，就近找了一会儿，又问了几个人，没一个看见这个孩子，姑父没法，又忙忙地回来。
母亲一听，就急得大哭起来。
还是父亲沉得住气，说不要急，或许是藏在哪儿了，我们赶紧分头去找找，天快黑了，山里狼多，别出了什么事，一句话，说得我们直冒汗，忙分成几路，一边喊，一边寻找，包括刺架、山洞、沟渠，都一一钻进去看看，一直从太阳落山找到月亮升起，什么也没找见，一个个又都垂头丧气地聚在一块儿。
母亲坐在那儿哀哀的哭，一声声喊：“苗苗，快回来吧，妈妈再不把你送人了。”嘶哑的声音，在白光光的月亮下一声声回应，可是，就是不见妹妹的影子。
父亲又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做点饭吃了，再打着灯笼火把找，没有灯，怕不行。”这话是实话，树林很密，就是大月亮下，没有灯也是不行的。
于是，我们一个无精打采地往回走，扶着哭哭唧唧的母亲。姑父，也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他心里更沉重，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大家回到家，就忙开始做饭，没有柴，让我去抱，我们家的柴草都放在屋子的后檐下，这样避免淋雨。一般情况下，我们晚上都怕到那儿抱柴，因为黑黢黢的，很怕人，尤其妹妹，有时让她给做伴，她总会离后檐柴堆远远的就停下，还一声声喊我们，生怕一不小心就让“狼外婆”抓走了似的：她很小胆。
想到妹妹，我心里很难受，不知她现在哪儿去了。
今夜很亮，月亮亮亮地照在后檐柴堆上，一切都看的清清楚楚的。我走到柴堆前，刚准备抱柴，突然听到柴草堆里有声音，这一下吓得非同小可，忙回转身，没命地向家里跑去。
父亲和姑父听了我的话，都睁大了眼睛，大家打着电筒，拿着个木棍，一块儿来到柴堆前看，并没有什么，但站一会儿，细听，果然听到了“哧哧”的很细微的声音。
我们几个孩子睁大了惊恐的眼睛，靠在母亲的身旁，手，紧抓着母亲的衣服，双眼死死瞪着柴草堆，生怕里面跳出一只狼来。
父亲一手拿着木棍，一手伸过去，一下子掀开上面的一捆柴草。亮亮的月光下，柴草堆中睡着一个孩子，是妹妹。
妹妹已经睡着了，眼睑上，还挂着两颗眼泪。嘴高高地噘着。睡着了，仍在不停地抽泣着，好像受了极大的委屈。
母亲轻轻走过去，抱起妹妹。妹妹大概白天太累了，睡得很沉，梦里，还在说梦话：“妈。我不去，我再也不馋嘴了，再不要吃馍了，再不看人家吃馍了。”
母亲一把紧紧地搂住妹妹，生怕她飞了似的，泪水长流，一声声说：“苗苗，妈再不把你送人了，妈再不把你送人了。”
妹妹醒了，搂住母亲的脖子，大哭。
第二天，姑父走了。走时，很羡慕地说：“嫂子，孩子就不要送人了，日子再苦，大家帮衬一把，总会熬到头的，不要让孩子委屈了。”姑父回去，下午，就和姑姑一人背了一袋粮食送了过来，靠着那两袋粮食，我们熬了过来，不久，土地就分给了每个人。那年下半年，玉米收得出奇地多。从此，我们再也没有饿过饭。
以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白米细面已成家常便饭，可我仍忘不了1976年的那一幕，我想，那些年，之所以能熬过来，是亲情，让我们度过了饥荒。亲情，有时比粮食更重要。
其实，这个真实发生在所谓“新中国”的悲凉凄惨故事，只是那个浩劫年代千千万万个不幸家庭的一个小小缩影。中华民族的那场劫难，完全是赤裸裸的人祸。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呜呼，信夫！
（余显斌，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邮编：726400）
本文发表于2012年5期《龙门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