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代表了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而其中尤以《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为最高。
相较于其他三部脱胎于历史真实事件的作品，《红楼梦》的虚构背景，让人们更难捉摸透作者的意图和内涵。
因此从其诞生之时起，关于《红楼梦》的探讨便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所有读书人都从《红楼梦》中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内容。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对于这部作品也是十分喜爱，他的身边也经常带着各个版本的《红楼梦》以供阅读。
对于这部名著，毛主席有着十分独到的看法，而这也引起了建国初期一场文艺界的大型批判运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于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之后，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就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民国之前针对《红楼梦》的研究一般分为两派，分别为消闲派和索隐派。
所谓消闲派指的是讨论书籍中提到的奇观异景和那些奢靡的生活方式，纯属一种读书人的消遣。
▲《红楼梦》书影
而索隐派的学者和消闲派不同，他们认为《红楼梦》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其中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政治隐喻。
于是这些学者开始从《红楼梦》中的细节处入手，将这部书中的人物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联系起来。
其中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在影射清初权臣纳兰明珠的生平，还有人认为《红楼梦》其实是宣扬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小说，这一说法，后来也得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认可。
▲民国红学领军人物胡适
这两派学者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了中华民国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提出针对《红楼梦》的研究不应掺杂太多的政治观点，而是要对作者及作者生平进行详细的考据，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来还原作者的真实思想，而不是和现实政治事件强加联系。
胡适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大部分红学家们的一致认同，也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
后来，许多本身并不是专业研究《红楼梦》的文人，也参与到本书的研究之中，其中就包括诗人俞平伯。
在民国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作品，在建国后他将这些作品集录成册，以《红楼梦简论》为名发表。
▲著名作家俞平伯
书中俞平伯最重要的几个观点分别是 《红楼梦》的主旨为“色、空”，且是一部杂糅了现实和幻想的作品，认为其并不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引起了许多红学学者的关注，其中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合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在其中发表了对于俞平伯观点的一些批评。
他们本来希望《文艺报》能够发表这篇文章，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于是他们找到了母校山东大学，并于1953年9月，在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
▲著名红学家李希凡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于反对俞平伯的研究视角，指出其并没有从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去探讨《红楼梦》中的反封建倾向，而且也不承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因此他们认为，俞平伯并没有脱离旧红学的窠臼，《红楼梦简论》是一部不够先进的作品。
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后，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直到江青将这篇文章呈阅毛泽东之后，事情才出现了变化。
毛主席作为《红楼梦》爱好者，其对于《红楼梦》十分痴迷，不但多次阅读过《红楼梦》，还翻阅过大量的《红楼梦》仿作和续作。
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其中有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
他还希望人们能够多读几遍《红楼梦》，并多次强调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毛主席对于贾府的衰败曾做出如下批注：
首先是人的衰败，是统治阶级自身的腐败所致，任何个人试图支撑和拯救这烂透了的家族大厦，都是徒劳的。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是家族天下，家国一体，下层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政治体制，家族的衰败，也就是封建制度的衰败。
在1956年，他还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红楼梦》等作品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这足以看出《红楼梦》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
▲读书的毛主席
鉴于李、蓝二人的文学批评意见，和自己不谋而合，毛泽东在读后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
之后又召集了胡乔木、邓拓等人召开了讨论会，但众人认为按照苏联惯例，党报不应是自由讨论的场所，因此最终决定在《文艺报》上转载，并在转载时加上了编者按。
在文章发表之后，毛主席仔细阅读了文章和编者按，并对编者按中的部分语句做出了特别批注。
比如在“它的作者是两个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旁写下了“不过是小人物”。
在“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批评”旁写下了“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等等。
从这些批注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对《文艺报》编者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认为俞平伯的作品中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再者编辑部对小人物的忽视和冷淡，也让他十分不满。
于是他在1953年10月16日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书信，并将其发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建国初期的《文艺报》
在这封信中，毛主席用十分强硬的态度批评了俞平伯以及《文艺报》的编辑部，他说：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在这封信件发出之后，各位领导人意识到了毛主席对于此事的重视，并着手处理相关事宜，一场文艺批评界的改革也拉开了帷幕。
在这封信件发出不久后，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
除了俞平伯、李希凡、蓝翎之外，许多在学界享有盛誉的专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老舍、冯至、启功等文学大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舍先生
在讨论中他们普遍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这种新的角度将会让古典文学研究，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虽然考据是古典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考据，而脱离了作品的社会意义，那么将会把读者引进牛角尖，让他们没有办法感受作品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
在会议结束之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会议内容报告给了毛主席，他在报告中指出在此次讨论会上，有部分学者为俞平伯辩护，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此后在考据中的工作成果不受重视。
毛主席对于这些报告没有给出明确批示，只是让陆定一按照他的决定来执行后续工作。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毛主席更关心的是在《文艺报》的高层，是不是出现了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官员。
在1953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批评了文艺报管理层的阶级属性。毛主席还在里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多次扩大会议，最终通过了重组《文艺报》领导机构的决定，这对新中国文学评论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如今的红学研讨会议
在俞平伯被批评之后，我国的文学批评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审视中国古典著作，这让人们对于这些著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如今看来，这种评价方式略显单一，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有其积极意义，也对我国文艺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关于批判俞平伯事件的相关内容，参考自《辉煌年代：国史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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