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文】2020年12月13日，全国“品读汪曾祺”征文活动揭晓，吴光辉的散文《做梦的空间能有多大》荣获一等奖。本文作者选取了汪曾祺先生对自己人生梦想的追求作为散文切入点，写出的独特感受强烈打动了读者。（陈军编辑）
一
那是1939年一个雾气重重的夏日清晨，露水好大，连小火轮的跳板都湿了。这艘停泊于高邮运河御码头的小轮船正在上下客。这艘小火轮航行在运河上已经好多年了，是高邮通往扬州的主要交通工具。单日从高邮开往扬州，双日返回高邮。轮船有三层，底层的几间房舱是县府的科长、县党部的委员和几个外出求学的少爷小姐坐的头等舱。一个佣人将汪曾祺的行李在头等舱里安放妥当，轮船的第一声汽笛就拉响了。汪曾祺见到父亲、继母都红了眼睛，自己的眼眶也就忍不住溢出泪来。紧跟着第二声汽笛拉响时，他的泪珠便夺眶而下。一群晨鸟被汽笛惊起，在运河满是浓雾的水面上不停地盘旋，并且发出凄哑的长鸣。它们穿行于湿漉漉的离愁。
现在看来汪曾祺肯定是为了寻觅自己在《受戒》里描写的那个梦，才离开他的故乡高邮古城的。离家的那天，他肯定会像《受戒》里的明海一样，穿上继母为自己精心缝制的衣服，上身肯定是圆领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那条紫花裤头，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他会像明海一样向着父母磕了一个头，就离开家门走了。当然，这年19岁的汪曾祺不像明海那样需要去当小和尚才能有斋饭吃，需要通过化缘攒钱才能买几亩地。汪曾祺家是个远近闻名的地主兼商人，乡下有两千亩地，城里还有两间药铺和一百多间房产。汪曾祺追求的显然不是钱财，而是自己寄寓于《受戒》里的人生梦想。从此，他变成一只被乡情牵着在梦中放飞的风筝。
一梦一世界。我不知道汪曾祺是从现实出发走向梦境，还是他本来就在梦里，现在才走向现实的世界，抑或他是从一个梦境走向另一个梦境。当1939年乱世里小火轮的汽笛发出第三声长鸣时，汪曾祺这才省悟到自己真的要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和双亲了。这时一种生离死别的预感像针刺似地向他突袭而来，他便泪如泉涌双膝落地，一下子跪倒在小火轮的甲板上，任凭他抹了无数次眼睛，也无法看清岸边码头上向自己挥手的双亲。清晨的运河被一片白色如云的雾气笼罩着，他已看不清岸上的父母渐渐缩小的身影，只能听到他们的呼喊：“常写信回家呀！”
就这样，汪曾祺为了寻梦离开了故乡苏北高邮。他的目的地自然不是明海去的荸荠庵，他是在高邮县立初级中学、江阴南菁中学、淮安中学、扬州中学先后读完初中、高中后，为了去寻自己的文学之梦——报考远在桂林的西南联大文学系，去拜在那里执教的沈从文做老师。而这个文学之梦的起点正是《受戒》里的庵赵庄。他去年暑期去那里躲避战乱，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沈从文的小说。
汪曾祺的梦就是从《受戒》的故事发生地开始做的，《受戒》是他追寻梦境的起点，也是他的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但我敢断言在他的梦境里，不管是庵赵庄没有大路，只有弯弯曲曲的田埂，荸荠庵门前有一条小河，柳树环抱，还是三面环水的农家，有六株结着白紫色桑椹的大桑树，全都潜伏着悲剧的寓意。
这就如同沈从文在他的《边城》里给翠翠赋予了淡淡的悲哀色彩一样。当沈从文14岁离开他的故乡湘西凤凰古城去寻找他的梦想时，就已经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是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正式开始了。而从《边城》所营造的清水江、吊脚楼、朦胧的月、少女翠翠、老船夫、缥缈的情歌、庙会、赛船等所有梦一般的意境上，居然与汪曾祺内心深处的那个梦境产生惊人的暗合。
在1918年的深秋，沈从文背着小小的包裹沿着凤凰古城吊脚楼下的沱江乘船离开了故乡，16年后写下了如诗如梦的《边城》；21年后的1939年，汪曾祺带着那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盗版《边城》，沿着高邮古城脚下的古运河离开了故乡，在40多年后也写下了同样如诗如梦的《受戒》。我在设想，几十年后的今天，还会有人带着《受戒》告别自己的故乡，也去追寻另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梦想吗？
二
1959年冬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河北省张家口沙岭子农村的一间破旧不堪的草棚里，大病一场的汪曾祺孤身一人躺在床上，全身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两眼呆呆地望着棚顶的茅草。撕心裂肺的悲伤、心灰意冷的绝望和不可饶恕的自责，像冰雪、狂风和寒霜裹在一起铺天盖地向他席卷而来，让他再一次荫发自杀的念头。他的目光游移到棚顶的那根随风晃荡着的麻绳停住，他想那根细细的绳索能让自己如梦的一生就此结束。这时，他的脑海里肯定闪现出自己19岁离乡寻梦的如烟往事。他的嘴唇干裂着，想说什么，只是没有力气发出声来。两只满是老茧、做惯了担粪锄草喂猪的手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他的右手此刻正紧紧地攥着那封报丧的家书，两眼的泪水便止不住地哗哗往下淌。他积蓄了全身的力气，扑秃一声翻滚下地，又歇了半天才爬到了桌前，然后跪仆着失声痛哭起来：“我的老父亲呀！您老临终了，我都不能回去看您老一眼呀！……”他面前的那张破旧的小桌上供奉着他父亲的一张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只豁了边的粗碗，碗里只有半只黑糊糊的窝窝头。这是他给父亲的祭品。
他父亲在家乡病故的这一年，恰好是汪曾祺离开高邮整整的20年。汪曾祺因为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根本不能回去为父亲送葬。他父亲去世后丢下了继母和五个年纪尚小、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弟妹，全家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他的小弟就是被活活饿死的，年仅16岁的妹妹为了活命逃荒到外地嫁了人，动辙遭打受骂。继母实在无力支撑这个只有孤儿寡母的家庭，几次去投大运河自尽，幸好被人发现救起。汪曾祺每次收到家书都使他心如刀绞，他自己还是个“右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唯一能做的只是给亲人们寄些活命钱。而这时他的工资又从180多元降到105元。他只能每月寄40元到自己的北京家中，再寄40元给远在故乡高邮的继母、弟妹，自己只留25元作为生活费。
汪曾祺长久地跪仆在父亲的遗像前，脑海里肯定又闪现出寄寓于《受戒》的那个梦。20年前他就是为了这个梦才告别父亲，从高邮到扬州、上海，然后长途跋涉转道越南才到了桂林考上了西南联大，真地变成了沈从文的入室弟子。俗话说现实都与梦境相反，有了《受戒》的美梦之后，汪曾祺的一生几乎全都处于恶梦之中。在完成学业之后到上海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第一次荫发了自杀的念头。要不是恩师沈从文写信推荐到一所中学做了国文教师，他恐怕真地会变成乞丐。然后是与女友北上结婚生子，在北京夹着尾巴做人，却又因为《民间文学》杂志社的右派指标没完成，将他拉去凑数而被打成右派，工资连降三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当然，这里的农村没有《受戒》里庵赵庄那样绿树环绕、清水小舟、芦笛悠扬，只有满山乱石，一片荒野。直到这时，汪曾祺肯定还万万不敢相信自己在20年前背井离乡外出寻梦，到头来竟然会是这样的下场，连父亲病危去世都无法回去。
现在看来汪曾祺肯定是用《受戒》描写的那个梦为自己的怆凉一生去作陪衬，让自己的人生在这个美梦的衬托之下更显凄凉和哀痛。我甚至还认为汪曾祺用《受戒》的那个梦去反衬他的老师沈从文的悲剧人生。
沈从文虽然在1946年写信大骂当时走投无路想自杀的汪曾祺没有出息，可他自己也和汪曾祺一样多次想自杀。他坚持文学独立于政治、宗教之外，把自己置身于左和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也就导致他在1948年被骂成自命清高的“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北平刚解放他就被打倒了，连全国第一次文代会都没有资格参加。这位曾经名扬华夏的文学大师，当想起自己零下十多度蓬头垢面地吃着冷饭，胆战心惊地写着检讨；这位曾经名冠文坛的名家教授，当想起自己大清早天不亮就要出门，在北门桥上买个烤白薯温暖着被冻肿的双手，赶去坐电车到二十公里外的城里上班，生怕迟到了被批评；这位曾经弛名中外的文艺名流，当想起自己下班突然下起了大雨，只得披上破麻袋朝家里一路奔跑，别人都以为自己是个叫花子时，也就不加思索地拿起了锋利的小刀去切割自己的动脉，鲜血从他的手腕奔涌而出。
三
梦的语言是文学，梦的意境是温情，梦的价值是寄托。汪曾祺为这个梦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我觉得汪曾祺的所有作品好像都有一种梦的意味，当然最具梦境的还是《受戒》，因为汪曾祺自己在这篇小说最后的落款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写于43年前的一个梦”。的确，《受戒》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梦，汪曾祺似乎将自己完全遗忘在这个温馨的梦境里了。汪曾祺在灵魂上早已像《受戒》里的明海那样出了家，当上了可以吃荤、可以娶亲、自由自在的小和尚。
汪曾祺的灵魂在梦里飞过了好大的一个湖，穿越了一个十分热闹的县城，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看到有一只船正在等他。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还有一个正在剥莲蓬吃的女孩子。汪曾祺在《受戒》里按照自己的意愿，让自己的灵魂与这位名叫英子的女孩子将这个美梦演绎下去，让自己在虚构的世界里重温自己向往已久的温情，最后让灵魂与英子一起飞快地划起双桨，划进了到处是紫灰色芦穗、通红的蒲棒和盛开着野菱角小白花的芦荡深处。
是不是汪曾祺只能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才能享受到这种温情？是不是他一生的噩运只能在梦里才能变成坦途？是不是他用文学作品所创造的梦境才能抚慰自己无数次受伤的灵魂？从1939年离开故乡高邮一直到1980年创作《受戒》的漫长41年里，汪曾祺的人生道路上几乎没有一件是顺当的。1944年他因为不愿服从分配去当翻译，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1948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说集《邂逅》，因为时值战乱而未产生多大影响；1950年他家所有家产全部被没收充公，父亲一家从衣食无忧一下子变成饥寒交迫；1958年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种地养猪；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关进牛棚，挑水劈柴抬煤、批斗罚跪游街；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因江青让他参与《沙家浜》的创作而被反反复复地隔离审查，写出下了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他这40年真是经历了人间的所有苦难。然而，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却让我们读者看不到他这样的一个遍体鳞伤的灵魂，奉献给读者的反而总是如诗如梦的温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人间送小温”。一个倍受伤害的灵魂不但没有要求别人去安慰，反而用他那温情如梦的文字去抚慰大众。
从汪曾祺在1939年拿着《沈从文小说选》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也就注定了他的一生与沈从文一样必定会历经各种磨难。在文革中汪曾祺被批斗时，他的老师沈从文也无数次被“架飞机”，责令弯腰低头认罪；并且八次被抄家，家里所有文稿全部被付之一炬，被逼高唱《混蛋歌》当众承认自己是个大混蛋；还被迫搬家六次、辗转三千里；被责令打扫女厕所，下放到双溪农村住猪圈，最后被押解到湖北山区看菜园。恐怕许多人都不会相信，这样屡遭现实打击的沈从文恰恰就是一位创作出《边城》那样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将“翠翠”的温情留给了人间，自己却长久地被社会遗忘在冰冷的“边城”里了。
汪曾祺用自己这样坎坷的一生延续了老师沈从文在《边城》里为世人营造的梦境，沈从文的“边城之梦”因为有了汪曾祺而又有了续篇“受戒之梦”。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追求梦想而百折不回的传承精神吧？
四
“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白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这是汪曾祺死后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上的《梦见沈从文先生》的一节。病入膏肓的汪曾祺梦见了在9年前已经去世的恩师在阴间正在向自己招手微笑呢，还梦见沈从文的身后有一间白房子，很大很大，足足有一百多平米的三居室，全都是白纸糊成的。白房子里沈从文在阴间创作的手稿堆积如山，洁白的稿纸上全都流淌着殷红的鲜血。沈从文生前经常流鼻血，汪曾祺当年经常看到老师带有鼻血痕迹的手稿。
这是1997年4月初的一个深夜，已经身患绝症的汪曾祺躺在病榻上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了他的老师沈从文在阴间有三居室的纸房子。他从梦里醒来便联想起自己的那间只有七平米的房间。这房间里面搁着一张小床，床面前是一张小桌子。因为地方太小，到处堆放着书，杂乱得很，走路都得侧着身子。他的后半生就是蜗居于此，并在此创作出他举世闻名的《受戒》，给我们描写他四十三年前那个美好的梦境。
临终一梦，绝非凭空而来。汪曾祺文学人生的第一梦是《受戒》，最后一梦是恩师。第一梦是庵赵庄的理想国，最后一梦只是三居室的纸房子。庵赵庄和三居室全都在汪曾祺的梦里，庵赵庄是梦里的梦想，三居室是梦里的现实。
汪曾祺又梦见了自己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情景。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自从他在庵赵庄第一次读到沈从文小说的那天起，他的心中就深深埋下了沈从文情结。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文学系后，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从文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退立一旁让沈老师先过，沈从文则向他含笑点头。一直到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上的课，他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听沈从文讲课时的情景，老师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老师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从此，汪曾祺成了沈从文最虔诚、最得意的弟子。汪曾祺自己也曾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我觉得汪曾祺与沈从文的情感之深不仅仅是因为师生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他和沈从文都是老“北漂”，后半辈子全都“蜗居”在北京，而他们全都思念故乡，都以乡土文学而闻名于世，他们在家乡又全都没有一寸房产。思念家乡却又无家可归，成为伴随他们一生最为苦涩的乡情。在湘西凤凰，沈从文家的那座小小四合院早已在他母亲饥寒交加无法度日时，以130元钱的价格出卖了；而在苏北高邮，汪曾祺家原有的一百多间房产解放后全部被没收了（汪曾祺曾为此专门写信给父亲劝他服从政府的处理决定）。更令人感慨的是在沈从文去世后，凤凰县委县政府决定修缮他家的那个四合院向游人开放；在汪曾祺去世后，高邮县委县政府也决定在文游台建立汪曾祺文学馆向游人开放。他们生前全都无家可归，死后又全都为家乡的旅游事业作出了贡献，变成了家乡财政收入的钱袋子。
1997年6月16日上午10时，汪曾祺在北京友谊医院仙逝，享年77岁。临终前汪曾祺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对不起家人，十分愧疚地拉着妻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跟了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人到老了，连住的房子都没得……”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里流下了自责的泪水。几年前，家人打听到单位要分房，妻子就让他写个申请报告，他这一辈子从没求过人便不肯写，妻子就气恼地说：“汪曾祺，你这个男人简直没用！”他万般无奈才写了申请：“我工作了几十年，至今没有分到一寸房子……”申请报告送上去后石沉大海。就这样，蜗居成为汪曾祺到死也没有忘记的痛。自然，他还有对父母的愧疚。他又想起自己19岁离开故乡的情景，又想起自己在61岁那年终于踏上了他阔别42年的故乡，在早已白发苍苍的继母住的一间破旧的偏房门前，当已是花甲的自己在门口见到为汪家吃尽了人间辛苦的耄耊娘亲时，哽咽着沙哑地喊了一声娘，流着泪水说儿子没有照顾好家，然后在台阶上长跪不起。
汪曾祺带着他一生太多的愧疚，带着他一生太多的遗憾，也带着他一生的梦，见他的老师去了。弥留之际，汪曾祺不止一次地说自己看到了身穿灰白长衫的老师在向自己微笑招手，他高兴地喊道：“我来了，我的老师……”他肯定推想到自己的葬礼和老师一样，自己的灵堂里播放着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自己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在棂柩里。他看到了自己的遗体边摆放的不是花，而是一盆草，那就是《受戒》里英子喜欢采摘的荸荠草。
作者简介
吴光辉，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江苏省作协理事、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淮阴师院文学院兼职教授、《读者》杂志签约作家、中国作家书画院特聘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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