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举出兵叙利亚北部，围剿库尔德武装人保军（YPG），引得中东局势不稳。作为中东第四大民族，库尔德人却没有自己的祖国，其人口分布在土耳其（1500万）、伊拉克（500万）、伊朗（400万）和叙利亚（100万）。为建立属于自己的“库尔德斯坦”国家，库尔德人在过去数十年间多次举事，但都因国际政治因素而归于失败。实际上，战斗力绝不比别的民族差的库尔德人之所以命运蹉跎，很大程度上与错过历史机缘有关。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武士，左边两人系库尔德骑兵。
土耳其苏丹的御林军
“狮子”，是任何统治过中东的帝国对库尔德人的普遍评价。没错，从小亚细亚山地走出来的库尔德部落是天生的战士，13世纪打垮欧洲十字军的伊斯兰英雄萨拉丁是杰出代表，而地跨三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所以兴起，能驯化库尔德人是一大因素，要知道历代苏丹（君主）都极为善待库尔德人，1453年，土耳其灭亡东罗马帝国时，骁勇的库尔德轻骑兵是首批杀进东罗马帝都君士坦丁堡的队伍。
后人描绘的保卫耶路撒冷的萨拉丁大战十字军统帅、英国“狮心王”理查的场景。
就像个人一样，奥斯曼帝国存在结构性缺陷，那就是身为统治者的突厥人始终在帝国里处于少数，却要统治人口更多、文明程度更高的基督教民族，为弥补自身不安全感，土耳其无论官员任免、征税还是征兵方面都优待与自己保持相同宗教信仰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民族英雄萨拉丁。
1918年土耳其在一战中落败，被迫接受协约国提出的《色佛尔条约》，国家面临被肢解，但凯末尔领导国民军抵抗侵略。为分化抵抗运动，协约国企图怂恿库尔德人在凯末尔军队背后插上一刀，并允许其建立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的“库尔德斯坦”国家，当时英国已在伊朗境内扶植起傀儡的“库尔德教长国”，由部落首领希姆科和苏尔坦领导（该傀儡政权在1922-1925年间被伊朗中央政府摧毁）。面对如此诱人的建国前景，前奥斯曼帝国军官伊赫萨·努里帕夏领导的库尔德武装却拒绝合作，与凯末尔站在一起，最终在1922年9月的伊兹密尔决战中彻底击败协约国侵略军，取得独立战争的完全胜利。
土耳其代表签定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
1923年，土耳其成立共和国，并与协约国重订《洛桑条约》，大部分库族聚居区被保留在土耳其，但英国强行划定土耳其与自己“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王国的边境，将库尔德人世代生活的美索不达米亚高原纳入伊拉克版图。英国人之所以这样做，只因该区域内有摩苏尔和基尔库克两处高产油田，两座油田距土伊边界仅120公里之遥，这也是造成后来库尔德人成为“跨国民族”的重要原因。
1923年，重订《洛桑条约》时的土耳其版图。
土耳其伊朗携手镇压
新的土耳其共和国中，库尔德人占总人口的20%之多，他们本以为凯末尔会给更多自治权，但这显然是错了。凯末尔实施西化改革，不仅取消废除传统宗教哈里发制度，建立西方总统制机构，还实施一系列西化经济改革，令笃信宗教的库尔德人感到失望。双方经过一连串政治斗争，1927年10月，努里帕夏与凯末尔彻底决裂，他在阿格里省打出“阿拉拉特共和国”的旗号，公开与安卡拉对立，这个“新共和国”试图割走土耳其的55%领土，自然不为安卡拉所容，凯末尔立即出动7万大军，双方打得极其惨烈，守卫山寨的库尔德人往往在弹尽援绝后先杀掉自己的家室，然后跳崖自尽，土军很难抓到俘虏。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面对胶着的战局，土耳其总统凯末尔想到了自己的崇拜者——伊朗国王礼萨·汗，希望他能让土军借道伊朗领土，夹击“阿拉拉特”。礼萨·汗满口答应，因为他要防止本国库尔德人如法炮制。礼萨·汗不仅让土军过境，还加派3万伊朗军队封锁边界，帮助围捕库尔德人。结果，“阿拉拉特”在诞生两个月后就被土耳其和伊朗联手镇压了。作为报复，安卡拉当局从此推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策，不再承认本国库尔德人是民族，改称他们为“山地土耳其人”，不允许他们出版库尔德语书籍，也不允许学校教授库尔德语。
伊朗国王礼萨·汗是凯末尔的崇拜者，他同样仇视库尔德独立运动。
库尔德工人党
正因为库尔德人屡仆屡起的往事，有该民族聚居的中东国家都高度警惕“库尔德斯坦意识”的“溢出效应”，即便相互有矛盾，可一旦有库尔德武装起事，就会联手予以扑灭。1978年，土耳其库尔德学生运动领袖厄贾兰在安卡拉秘密成立库尔德工人党（PKK），旨在将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人居住区组成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库工党成立的第二年，土耳其政府就以该党企图分裂国家为由予以取缔。从那以后，库工党和土耳其政府军的冲突一直不断。
“库尔德斯坦复兴协会”成立现场。
20世纪90年代初，库工党武装力量较强，约有1万名武装人员，游击战的范围也从农村逐渐扩大到城市，并跨越土耳其与伊拉克国境。在1983-1998年库工党最活跃的时期，土军越界进入伊拉克扫荡约有36次之多，有些行动甚至动用了空军战机和坦克。1997年，5万土军深入伊拉克境内200公里，围剿库工党分子。1999年2月16日，土耳其特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在肯尼亚秘密逮捕库工党领袖厄贾兰，厄贾兰被捕后要求库工党放弃武装斗争。从1999年下半年起，库工党退入伊拉克北部，人数也降到不足5000人。但库工党借助亲美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与美国接洽，衍生出分支“库尔德自由生活党”（PJAK），充当美国向伊朗内部渗透的“马前卒”，由于这层关系，库工党得以重获新生。
库工党领导人厄贾兰。
不仅如此，2011年，“阿拉伯之春”风暴席卷中东大地，叙利亚爆发内战，群雄并起，阿萨德政府军为集中兵力，主动放弃幼发拉底河东岸大片区域，与库尔德族的叙利亚民主联盟党领导的人民保卫军（YPG）达成“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后者视情况在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摇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中间力量，更重要的是，YPG与库工党关系密切，基层军官和骨干力量都得到库工党的支持，自然沦为土耳其憎恶的对象。《华盛顿邮报》曾调侃，用“阿拉伯之春”来描绘2011年之后的阿拉伯国家政治大变局并不恰当，但用“库尔德之春”来描绘库尔德政治集团却很合适。多年来，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的库尔德控制区，经济保持相对稳定，外资大量涌入，地区经济年增长率达6%。
被土耳其特工押解回国的厄贾兰。
在中东的主要强国中，以色列已经公开支持库尔德人，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宣称“支持库尔德人追求本民族的合法权利”。显然，身处高度孤立之中的以色列渴望在中东找到跟他一样孤立的伙伴，以便抱团取暖。还有一种说法是，以色列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带有浓重的“报恩情结”，当年以色列建国“十二烈士”中就有一位库尔德犹太人巴拉扎尼，而他当年所参加的极右翼组织伊尔贡正是利库德的源流之一。然而从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的库尔德人明白这样的真理：“除了连绵的群山，我们没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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