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9月，安庆城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安庆城垣被炸出了十几丈的大缺口。主将曾国荃的一声令下，湘军潮水般的冲入了安庆城内。
太平军第一猛将之称的陈玉成败逃，安庆叶芸来部一万六千人被歼。从此，大平天国都城天京门户大开，湘军顺流东下的态势已不可逆转。
湘军前期顺流东下的战略
安庆会战，是清廷与太平天国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此时，“曾铁桶“湘军第一名将的之名已声震天下，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实可谓到了”爵号王侯公不忝“的地步。
这时候的左宗棠还在浙江边缘苦战，而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幕府草拟奏折。
安庆即克，曾国荃又回湘募军，雄心勃勃要攻克天京。
曾国藩大营突然来了一群人，领头之人是原湘省巡抚钱宝琛之子钱鼎铭。受上海官员、士绅委托前来请湘军援救上海。
原来，就在安庆会战之后的两个月，1861年12月，李秀成奔袭东南，再破杭州，建立了天京东面的苏福省、浙江省，使天京与江浙连成一气，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此时，江浙之地仅余上海一隅之地，呈旦暮可下。上海的官民士绅仅仅只能靠英法的炮舰和常胜军勉力维系，局势危如累卵。
所以就有钱鼎铭来安庆找曾国藩乞师援沪。
到了曾国藩帅府。钱鼎铭就经天累日跪在曾大帅营中以同年、乡谊之情求之曾国藩，祈望曾国藩以上海数十万父老乡亲生灵为念，简直就是“申包胥哭秦庭”的翻版，使曾国藩不知如何是好。
钱鼎铭不是一般人物。提出了三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
1、许诺以月奉10万两白银的重金以资军费。
2、上海及东南财赋之地、沪局赋税之重关系全局。
3、许诺只要军队援沪，上海乡绅已预备60万两银子请洋商的蒸汽商船运兵，随时可以调兵。
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认真思考战略调整。
曾氏三杰画像
而作为曾国藩这边来说的话，实际上这时的局势很是微妙。
首先，“辛酉政变”后恭亲王与慈禧的上台，朝廷政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与英法已经和解，恭亲王力行洋务自强的新政，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
另一方面，政变之后的朝廷在恭亲王、文祥的带领下，也确实是励志刷新，办事大刀阔斧。
对于曾国藩更加重用，不仅仅授权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同时又对曾国藩赏加协办大学士头衔，相当于入阁拜相。
凡是曾国藩有所保奏，都一概照允，这段时间，沈葆贞被保荐为江西巡抚，左宗棠被保荐为浙江巡抚。湘军此时已完全没有咸丰时期的掣肘。
而朝局的这种变化，使得东南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曾国藩必须进行全盘的考量。
太平天国后期东南局势
1、一年前的八里桥之战清军惨败。曾国藩已经从内心中惊醒，洋人在军队能力上要远远超出超出自已以前的想象，急需要洋务以求强。
2、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受益良多，尤其是湘军水师几乎就是靠洋炮、洋船之威力，所向无敌。
3、在李秀成的太平军也在沿海的战事中，不断的购买洋枪洋炮增加战斗力，象1861年李秀成在宁波一次就购了5000支洋枪，太平军的战力也得到很大提升。
无论是过往经验，战事倒逼，还是长远规划。曾国藩已经意识到军队的近代化必须要提上轨道。
4、在1861年底，曾国藩已经在安庆创立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力邀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蘅芳、李善长等人，开始了中国军工近代化的第一步。
即是应曾国藩自已的话，“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湘军
当时，清廷军机处已委任英人李泰国管理海关税务司（1863年又转而任命赫德）。此举在后来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委托管理的案例。海关在引入西方会计制度及文官制度后开始规范化，海关年收入年年大增。
1861年时，海关就有460万两的税入，比之战前要高出一倍多。
而且，光上海道的厘金收入可以达到四十万两一年，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肥缺。更不说两淮盐运、苏松太道等肥缺了。
这对于计划下一步扩军的湘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在安庆会战之后。因李秀成的东征开辟，太平天国势力重心已向东扩张。
李秀成不仅拥有超常的军事才能，而且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希望利用沿海港口，与洋人洋行，开展军事与商贸的交流，扩张天国实力。
太平天国的重兵大多集结在苏浙一带，可以源源不断的向天京提供支持。
所以，此时的天京已经不再是江南大营围堵东面，湘军向东直下的局面。且天京不仅城坚兵厚，又有了以江浙为依托的大后方。
此时，曾国藩已经敏锐的察觉了战争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动。
认为，先率军保住上海，再以上海的赋税接济饷银日益紧张的湘军。再平定东南，斩断天京与江浙等省的联系，以东西夹攻之势会攻天京，将会是收效更快的一种战略。
这也是曾国藩为什么会答应钱鼎铭所请的深层次原因。
此时，曾国藩第一时间想到了曾国荃，他知道自已的这个九弟有着倔强的斗志，也不乏开明的头脑。曾国藩就曾夸过他，“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
而彼时的曾国荃更是名满天下，挟安庆会战的第一功臣之名，更是湘军事实上的统帅。可谓踌躇满志，前程似锦。
1862年，此时李鸿章还在老师曾国藩的帐下做一个幕僚，虽然大家交情还不错，但对比曾国荃来，视李鸿章为“吴下阿蒙”是不为过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李鸿章未来会成为曾国藩之后，主导晚清政局的接班人，只怕会被人笑掉大牙。
因此，曾国藩兴致勃勃的写信给弟弟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
当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再次写信给曾国荃说，他打算调整战略布局，由曾国荃进攻上海、苏州、常州，至于南京，则交由多隆阿和鲍超去合攻。
信中说“……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专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隆阿破庐州、鲍超破宁国后，渠两军会攻金陵，沅弟即可由上海进攻苏、常。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
面对曾国藩的多次催促，曾国荃不是视之不理，就是借口自已只不过是行伍之人，不善解上海靡烂之局为由，以此推拖。
曾国荃此时的心中，天京城就是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不容他人窥视。
无奈，时机已不等人。李鸿章已经看出事情巨大机遇，并主动请缨，曾国藩也只有交由李鸿章去办此事。
但等到1862年春，曾国荃率军一路东下，来到天京城下时，却大吃一惊。
而天京城却大过安庆城十倍有余。曾国荃光绕城走就走了整整二天，“城池过大，墉堞高峻，至低之处犹及七丈以外”。安庆城仅方圆二里，湘军用濠沟战法修墙都修了三十里壕墙。合围天京，至少都要修上百里的营盘。
等曾国荃花了好几个月才扎好营盘。还没来及得合围天京。曾国荃迎来了太平军的打击。
1862年11月，李秀成率军二十万大军发动，雨花台大战，围攻达45天之久时。亏得曾国荃坚忍不拔，头部中弹，仍带伤死战不退。李秀成大军又缺乏冬衣，否则湘军差一点就此灰飞烟灭。
在之后的两年，曾国荃只好不断的添兵增器。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想尽了一切办法，无一成功。而且太平军守军意志坚定，“复工于设守，梯冲百具，无所用之，止可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毙之一策。”
他长年围着南京城转，查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尽，刚满四十岁，头发居然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大为惊讶。
此时的局势是，围攻天京城的湘军不得不大量增兵，曾国荃部由最初的二万人增加至五万人，如果算上后勤、外围等部队，已经超过10万人。
不仅如此，由于双方都引进洋枪、洋炮、炸药，此类所耗军费又成倍增加。这极大的增加了曾国藩的筹饷难度。
由于饷银方面的问题，导致曾国藩又与江西沈葆贞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最后居然闹到朝廷。
到了1864年初，湘军真正合围天京时，湘军军饷已短缺到极点，当时还闹出了萧庆衍部闹饷事件。
部队哗变之事不仅影响士气，更容易导致内乱。别说围攻天京了，就是自已稳定也会保不住。
曾国藩深深忧虑，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军欠饷十六七个月，又值米价昂贵，营中多有食粥度日者。时时以乏食为虞，以哗溃为虑，深惧不能竟此一篑之功”。
此时的曾国藩为满足曾国荃的军需，到处求人，不断催促李鸿章等人协饷。
淮军枪炮队的影视图
进入同治三年以来，湘军已经挖了三十三处地道都不成功。
太平军只要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色会由于缺水就会变色，城上一望远看就如同一条地线。
太平军以地道对挖地道，提前进行爆破，所以湘军尽管挖了几十条地道，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伤达一两千，都难以奏效。
局面之难，曾国荃骑虎难下。将士们到了天天喝粥作战的地步。
曾国荃不得不以攻克天京，享荣华富贵来激励士兵。坚持下来，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
所以破城前，湘军所有人都认为，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也是湘军将士们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
百战艰难余生，所有人都为了这一刻。
于是，又酿成了后来著名的天京大屠城的事件前奏。
上海士绅花了60万两银子租来外籍商船，把李鸿章的6000多淮军，仅用4天时间，就从安庆经太平天国辖区安全运抵上海，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千里大转运。
李鸿章坐在蒸汽商船的船舱里四天四夜，亲身体认到了近代工业的利害。
李鸿章又在上海，仔细考察英法军舰和英军的作战，不仅大量购买洋枪洋炮，并请英法军官训练淮军，淮军的战力大增。
在与李秀成的太平军交战中，七战七捷，淮军战力让中外人士为之一震。
李鸿章
李鸿章又调过来郭嵩焘、丁日昌、重用刘郇膏，理顺了江海关、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的财权，使得淮军不断滚雪球似的扩大，到1864年淮军兵力达到近6万人，早已超过了曾国荃湘军总数。
李鸿章又敏锐的启用了马格里、冯峻光等中外专家，创办了淮军自已的旗记铁厂、枪炮厂等洋务军工企业，供应淮军。
鉴于上海地位的重要性，在曾国藩保奏下，清廷又任命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一下子从职位上又高过了曾国荃。
基于常胜军与江苏巡抚南洋大臣的地位，李鸿章还代替朝廷的开展外交工作，又成功的处理了常胜军的问题，李鸿章在外交线上的能力也开始展现。
此时，并不断上书朝廷进行洋务变革，使得李鸿章又大受恭亲王与总理衙门的赏识。
淮军仅用一年时间，又打下苏州、常州、无锡、嘉定，江阴等地，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打下一座城池，1864年初，淮军已完成了“以沪平吴“的战略，江苏全境得以恢复。
朝廷一看，淮军战斗力如此强悍，马上下令李鸿章助剿天京。
虽然深谙人情世故的李鸿章一面敷衍朝廷，一面急催曾国荃赶快破城。
到1864年4月时，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坚城之难下，差一点把曾国荃给逼疯了。
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就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显得太“原始”，太“笨”了。有人甚至“作《老妇行》，以讽金陵战事”。
曾国荃当然比任何人都急，心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患上了“肝疾”，性情大变。曾国藩说他“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幸好有一条地道，挖到了天京城下，侥幸没被发现。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部将李臣典用三万斤炸药，终于把天京城墙炸塌了十多丈，天京城总算在三年之后被湘军艰难破城。
但此时，曾氏两兄弟居然还要卖给李鸿章一个大面子。
如果不是李鸿章扫清了天京以东的太平军，并不时用饷银支援湘军，实现了两翼合围的态势。曾国荃要独自拿下天京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
所以，最后天京攻克时。
身为老师的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也极为感激的说“愚兄弟薄面，赖阁下保全”。
而天京之城破之时，这个平灭巨贼之首功，早已不是当初曾国荃所想象的只手擎天的形象，反而形同鸡肋。
而曾国荃更不料朝廷发下谕旨，却是对曾国荃的严厉指责。
上谕说：“乃因大势粗定，遽回老营……。或伺间奔窜，冲出重围，切不可不虑。……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必惟曾国荃是问。”
严厉批评曾国荃不该在攻破外城之后就马上返回营帐休息。虽然这有点不当家不知油米贵的旁观之论。
但也反映了朝廷上下对于天京之战的大为不满。
而这一切，本来不该发生。
此时，同样到了沿海浙江的左宗棠，也练成了洋枪洋炮的楚军，更是有了胡雪岩等洋务班底，攻克了杭州，并晋升为闽浙总督，后来又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等洋务事业，打下了自已事业的根基。
平定太平天国的三大主力中，只有曾国荃落得一个功成身退、黯然离去的下场。虽然其间有朝廷对曾氏兄弟的打压，但也与其个人的倔强、执拗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天京之战后，从此，曾国荃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贪财好货“，“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形象。
1、曾国荃并不是一个很贪财的人
而实际上，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他本人在天京战役中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而当时每日在曾国荃身边的赵烈文也三年后在谈及此事：“沅帅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帅耳“。
据历史学家张宏杰考证，曾国荃回乡虽然广置田产，但他回家所置家业也不过三万两左右，其每月的饷银就有五千四百两，曾国荃做了六年高级将领，收入也有三万二千四百两。其合法收入与其所置家业大体差不多。
而至于他有百万银两之说，这与其后来担任巡抚、总督之位达十多年之久有关，当时两江总督一年的收入可有十八万两，这个收入也不算过份。
从另一个事来看，也可以侧面证实曾国荃并不是很贪财的人。如果曾国荃自身就不干净，他也不会两年之后，以贪污罪名弹劾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否则以官文的实力和当时清廷御史闻风举报的制度，曾国荃这么做是完全引火上身的事。
虽然，曾国荃不是那种清廉之人，却至少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比鲍超、刘长佑等人捞得多。
只是曾国荃广造田产过于招摇所致，长期“不衅声名“导致恶名所积，再加上天京之役湘军的表现使得曾国荃背上了一个洗刷不掉的骂名。
曾国荃
2、曾国荃思想开放，也是一个多面手
赵烈文对曾国荃有过中肯评价，其实说明曾国荃是很有能力的。“沅帅为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稀有。惜举动失之稍轻，遂增瑕累。然君子之过，人皆见之，固不能与消沮闭藏者同日语也。”
赵烈文所说曾国荃其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稀有”所言不需。其实回头来看，到1883年时，在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时，支持江南制造总局建设，扩建南洋舰队，支持镇海口保卫战，大力救援台湾，包括对法谈判，都表现得相当干练与驾轻就熟。
其对洋务事业的开放态度，也同样能打造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在天京战役期间，他就不断的要求曾国藩给他购买西洋武器，甚至写信要李鸿章帮他代购洋枪。
如果，当时曾国荃能够赴沪，完全可以想见曾国荃能更高效率的建立功勋。
如果不是死围天京，曾国藩不会整天为凑不足湘军的军饷而发愁，就不会导致欠饷太多，以致最后只能用劫掠的办法来激励将士们。天京大屠杀就不可能成为朝廷的借口，弄得个“漫天箕口复纵横”。
此时贪货劫掠的湘军，早已不是曾国藩那支儒生领兵，“以卫吾道“的湘军。
以致于曾国藩自已都觉得“暮气沉沉”，急于赶紧裁撤。
而追根溯源来说，却是三年以来，湘军因久困天京而导致饷源极度匮乏。
而一切的症结，又是曾国荃当时执拗的、以高成本方式围攻天京导致的。
以曾国荃的能力与机遇实在是可以走得更远。
赵烈文所说的“失之稍轻，遂增瑕累”，其实很深刻的指明了这个问题所在。
一念之差，让自已走向了狭缝的格局。
一个本可以辉煌的人生际遇急转直下，以致遭遇重大挫折。
所谓“天下势，穷则变，变则通“。
然而，性格也好，还是安庆会战后失去了平常心也罢。
曾国荃在做1861年底的那次选择时，附加了急功近利与骄狂自大的情绪。导致失去了安庆战前的智勇，茫然不能洞察局势的变化。
最终欲速而不达。
所以，每到一个重要选择关头，保有一颗“至穷”的平常心是多么的重要。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心态归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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