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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大好之局的曾国荃如何让自已一步步走向狭缝之中?

1861年9月,安庆城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安庆城垣被炸出了十几丈的大缺口。主将曾国荃的一声令下,湘军潮水般的冲入了安庆城内。

太平军第一猛将之称的陈玉成败逃,安庆叶芸来部一万六千人被歼。从此,大平天国都城天京门户大开,湘军顺流东下的态势已不可逆转。

湘军前期顺流东下的战略

安庆会战,是清廷与太平天国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此时,“曾铁桶“湘军第一名将的之名已声震天下,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实可谓到了”爵号王侯公不忝“的地步。

这时候的左宗棠还在浙江边缘苦战,而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幕府草拟奏折。

李秀成开辟江浙,上海乞师

安庆即克,曾国荃又回湘募军,雄心勃勃要攻克天京。

曾国藩大营突然来了一群人,领头之人是原湘省巡抚钱宝琛之子钱鼎铭。受上海官员、士绅委托前来请湘军援救上海。

原来,就在安庆会战之后的两个月,1861年12月,李秀成奔袭东南,再破杭州,建立了天京东面的苏福省、浙江省,使天京与江浙连成一气,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此时,江浙之地仅余上海一隅之地,呈旦暮可下。上海的官民士绅仅仅只能靠英法的炮舰和常胜军勉力维系,局势危如累卵。

所以就有钱鼎铭来安庆找曾国藩乞师援沪。

到了曾国藩帅府。钱鼎铭就经天累日跪在曾大帅营中以同年、乡谊之情求之曾国藩,祈望曾国藩以上海数十万父老乡亲生灵为念,简直就是“申包胥哭秦庭”的翻版,使曾国藩不知如何是好。

钱鼎铭不是一般人物。提出了三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

1、许诺以月奉10万两白银的重金以资军费。

2、上海及东南财赋之地、沪局赋税之重关系全局。

3、许诺只要军队援沪,上海乡绅已预备60万两银子请洋商的蒸汽商船运兵,随时可以调兵。

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认真思考战略调整。

曾氏三杰画像

局势三大变化,使曾国藩调整战略

而作为曾国藩这边来说的话,实际上这时的局势很是微妙。

其一朝局变化,曾国藩责任更重。

首先,“辛酉政变”后恭亲王与慈禧的上台,朝廷政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与英法已经和解,恭亲王力行洋务自强的新政,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

另一方面,政变之后的朝廷在恭亲王、文祥的带领下,也确实是励志刷新,办事大刀阔斧。

对于曾国藩更加重用,不仅仅授权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同时又对曾国藩赏加协办大学士头衔,相当于入阁拜相。

凡是曾国藩有所保奏,都一概照允,这段时间,沈葆贞被保荐为江西巡抚,左宗棠被保荐为浙江巡抚。湘军此时已完全没有咸丰时期的掣肘。

而朝局的这种变化,使得东南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曾国藩必须进行全盘的考量。

太平天国后期东南局势

其二,曾国藩也从自身的发展中意识到军事近代化的必要性。

1、一年前的八里桥之战清军惨败。曾国藩已经从内心中惊醒,洋人在军队能力上要远远超出超出自已以前的想象,急需要洋务以求强。

2、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受益良多,尤其是湘军水师几乎就是靠洋炮、洋船之威力,所向无敌。

3、在李秀成的太平军也在沿海的战事中,不断的购买洋枪洋炮增加战斗力,象1861年李秀成在宁波一次就购了5000支洋枪,太平军的战力也得到很大提升。

无论是过往经验,战事倒逼,还是长远规划。曾国藩已经意识到军队的近代化必须要提上轨道。

4、在1861年底,曾国藩已经在安庆创立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力邀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蘅芳、李善长等人,开始了中国军工近代化的第一步。

即是应曾国藩自已的话,“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湘军

其三,同时江沪海关及厘金的重要性突显。

当时,清廷军机处已委任英人李泰国管理海关税务司(1863年又转而任命赫德)。此举在后来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委托管理的案例。海关在引入西方会计制度及文官制度后开始规范化,海关年收入年年大增。

1861年时,海关就有460万两的税入,比之战前要高出一倍多。

而且,光上海道的厘金收入可以达到四十万两一年,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肥缺。更不说两淮盐运、苏松太道等肥缺了。

这对于计划下一步扩军的湘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其四,太平天国的重心已然不在天京

在安庆会战之后。因李秀成的东征开辟,太平天国势力重心已向东扩张。

李秀成不仅拥有超常的军事才能,而且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希望利用沿海港口,与洋人洋行,开展军事与商贸的交流,扩张天国实力。

太平天国的重兵大多集结在苏浙一带,可以源源不断的向天京提供支持。

所以,此时的天京已经不再是江南大营围堵东面,湘军向东直下的局面。且天京不仅城坚兵厚,又有了以江浙为依托的大后方。

此时,曾国藩已经敏锐的察觉了战争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动。

认为,先率军保住上海,再以上海的赋税接济饷银日益紧张的湘军。再平定东南,斩断天京与江浙等省的联系,以东西夹攻之势会攻天京,将会是收效更快的一种战略。

这也是曾国藩为什么会答应钱鼎铭所请的深层次原因。

曾国荃的机遇本远大于李鸿章

此时,曾国藩第一时间想到了曾国荃,他知道自已的这个九弟有着倔强的斗志,也不乏开明的头脑。曾国藩就曾夸过他,“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

而彼时的曾国荃更是名满天下,挟安庆会战的第一功臣之名,更是湘军事实上的统帅。可谓踌躇满志,前程似锦。

1862年,此时李鸿章还在老师曾国藩的帐下做一个幕僚,虽然大家交情还不错,但对比曾国荃来,视李鸿章为“吴下阿蒙”是不为过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李鸿章未来会成为曾国藩之后,主导晚清政局的接班人,只怕会被人笑掉大牙。

因此,曾国藩兴致勃勃的写信给弟弟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

当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再次写信给曾国荃说,他打算调整战略布局,由曾国荃进攻上海、苏州、常州,至于南京,则交由多隆阿和鲍超去合攻。

信中说“……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专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隆阿破庐州、鲍超破宁国后,渠两军会攻金陵,沅弟即可由上海进攻苏、常。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

面对曾国藩的多次催促,曾国荃不是视之不理,就是借口自已只不过是行伍之人,不善解上海靡烂之局为由,以此推拖。

曾国荃的战天京,肥肉不是那么好啃

曾国荃此时的心中,天京城就是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不容他人窥视。

无奈,时机已不等人。李鸿章已经看出事情巨大机遇,并主动请缨,曾国藩也只有交由李鸿章去办此事。

但等到1862年春,曾国荃率军一路东下,来到天京城下时,却大吃一惊。

天京城的规模远出曾国荃意料

而天京城却大过安庆城十倍有余。曾国荃光绕城走就走了整整二天,“城池过大,墉堞高峻,至低之处犹及七丈以外”。安庆城仅方圆二里,湘军用濠沟战法修墙都修了三十里壕墙。合围天京,至少都要修上百里的营盘。

等曾国荃花了好几个月才扎好营盘。还没来及得合围天京。曾国荃迎来了太平军的打击。

1862年11月,李秀成率军二十万大军发动,雨花台大战,围攻达45天之久时。亏得曾国荃坚忍不拔,头部中弹,仍带伤死战不退。李秀成大军又缺乏冬衣,否则湘军差一点就此灰飞烟灭。

天京战事使得兵员器械成为巨大的黑洞

在之后的两年,曾国荃只好不断的添兵增器。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想尽了一切办法,无一成功。而且太平军守军意志坚定,“复工于设守,梯冲百具,无所用之,止可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毙之一策。”

他长年围着南京城转,查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尽,刚满四十岁,头发居然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大为惊讶。

此时的局势是,围攻天京城的湘军不得不大量增兵,曾国荃部由最初的二万人增加至五万人,如果算上后勤、外围等部队,已经超过10万人。

战事的发展使后勤成为湘军的超级负担

不仅如此,由于双方都引进洋枪、洋炮、炸药,此类所耗军费又成倍增加。这极大的增加了曾国藩的筹饷难度。

由于饷银方面的问题,导致曾国藩又与江西沈葆贞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最后居然闹到朝廷。

到了1864年初,湘军真正合围天京时,湘军军饷已短缺到极点,当时还闹出了萧庆衍部闹饷事件。

部队哗变之事不仅影响士气,更容易导致内乱。别说围攻天京了,就是自已稳定也会保不住。

曾国藩深深忧虑,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军欠饷十六七个月,又值米价昂贵,营中多有食粥度日者。时时以乏食为虞,以哗溃为虑,深惧不能竟此一篑之功”

此时的曾国藩为满足曾国荃的军需,到处求人,不断催促李鸿章等人协饷。

淮军枪炮队的影视图

攻击效率低下,只能以劫掠天京激励部队

进入同治三年以来,湘军已经挖了三十三处地道都不成功。

太平军只要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色会由于缺水就会变色,城上一望远看就如同一条地线。

太平军以地道对挖地道,提前进行爆破,所以湘军尽管挖了几十条地道,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伤达一两千,都难以奏效。

局面之难,曾国荃骑虎难下。将士们到了天天喝粥作战的地步。

曾国荃不得不以攻克天京,享荣华富贵来激励士兵。坚持下来,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

所以破城前,湘军所有人都认为,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也是湘军将士们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

百战艰难余生,所有人都为了这一刻。

于是,又酿成了后来著名的天京大屠城的事件前奏。

东征的李鸿章却是别开生面。

上海士绅花了60万两银子租来外籍商船,把李鸿章的6000多淮军,仅用4天时间,就从安庆经太平天国辖区安全运抵上海,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千里大转运。

李鸿章坐在蒸汽商船的船舱里四天四夜,亲身体认到了近代工业的利害。

李鸿章又在上海,仔细考察英法军舰和英军的作战,不仅大量购买洋枪洋炮,并请英法军官训练淮军,淮军的战力大增。

在与李秀成的太平军交战中,七战七捷,淮军战力让中外人士为之一震。

李鸿章

李鸿章的淮军、饷源、军工、外交、地位如火箭般跃升

李鸿章又调过来郭嵩焘、丁日昌、重用刘郇膏,理顺了江海关、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的财权,使得淮军不断滚雪球似的扩大,到1864年淮军兵力达到近6万人,早已超过了曾国荃湘军总数

李鸿章又敏锐的启用了马格里、冯峻光等中外专家,创办了淮军自已的旗记铁厂、枪炮厂等洋务军工企业,供应淮军。

鉴于上海地位的重要性,在曾国藩保奏下,清廷又任命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一下子从职位上又高过了曾国荃。

基于常胜军与江苏巡抚南洋大臣的地位,李鸿章还代替朝廷的开展外交工作,又成功的处理了常胜军的问题,李鸿章在外交线上的能力也开始展现。

此时,并不断上书朝廷进行洋务变革,使得李鸿章又大受恭亲王与总理衙门的赏识。

天京战事的进展大遭不满

淮军仅用一年时间,又打下苏州、常州、无锡、嘉定,江阴等地,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打下一座城池,1864年初,淮军已完成了“以沪平吴“的战略,江苏全境得以恢复。

朝廷一看,淮军战斗力如此强悍,马上下令李鸿章助剿天京。

虽然深谙人情世故的李鸿章一面敷衍朝廷,一面急催曾国荃赶快破城。

到1864年4月时,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坚城之难下,差一点把曾国荃给逼疯了。

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就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显得太“原始”,太“笨”了。有人甚至“作《老妇行》,以讽金陵战事”

曾国荃当然比任何人都急,心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患上了“肝疾”,性情大变。曾国藩说他“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幸好有一条地道,挖到了天京城下,侥幸没被发现。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部将李臣典用三万斤炸药,终于把天京城墙炸塌了十多丈,天京城总算在三年之后被湘军艰难破城。

胜利的果实早已不甜

但此时,曾氏两兄弟居然还要卖给李鸿章一个大面子。

如果不是李鸿章扫清了天京以东的太平军,并不时用饷银支援湘军,实现了两翼合围的态势。曾国荃要独自拿下天京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

所以,最后天京攻克时。

身为老师的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也极为感激的说“愚兄弟薄面,赖阁下保全”。

而天京之城破之时,这个平灭巨贼之首功,早已不是当初曾国荃所想象的只手擎天的形象,反而形同鸡肋。

而曾国荃更不料朝廷发下谕旨,却是对曾国荃的严厉指责。

上谕说:“乃因大势粗定,遽回老营……。或伺间奔窜,冲出重围,切不可不虑。……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必惟曾国荃是问。”

严厉批评曾国荃不该在攻破外城之后就马上返回营帐休息。虽然这有点不当家不知油米贵的旁观之论。

但也反映了朝廷上下对于天京之战的大为不满。

而这一切,本来不该发生。

左宗棠的日子也不错

此时,同样到了沿海浙江的左宗棠,也练成了洋枪洋炮的楚军,更是有了胡雪岩等洋务班底,攻克了杭州,并晋升为闽浙总督,后来又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等洋务事业,打下了自已事业的根基。

平定太平天国的三大主力中,只有曾国荃落得一个功成身退、黯然离去的下场。虽然其间有朝廷对曾氏兄弟的打压,但也与其个人的倔强、执拗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荃难道真是历史上那个脸谱化人物?

天京之战后,从此,曾国荃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贪财好货“,“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形象。

1、曾国荃并不是一个很贪财的人

而实际上,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他本人在天京战役中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而当时每日在曾国荃身边的赵烈文也三年后在谈及此事:“沅帅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帅耳“。

据历史学家张宏杰考证,曾国荃回乡虽然广置田产,但他回家所置家业也不过三万两左右,其每月的饷银就有五千四百两,曾国荃做了六年高级将领,收入也有三万二千四百两。其合法收入与其所置家业大体差不多。

而至于他有百万银两之说,这与其后来担任巡抚、总督之位达十多年之久有关,当时两江总督一年的收入可有十八万两,这个收入也不算过份

从另一个事来看,也可以侧面证实曾国荃并不是很贪财的人。如果曾国荃自身就不干净,他也不会两年之后,以贪污罪名弹劾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否则以官文的实力和当时清廷御史闻风举报的制度,曾国荃这么做是完全引火上身的事。

虽然,曾国荃不是那种清廉之人,却至少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比鲍超、刘长佑等人捞得多

只是曾国荃广造田产过于招摇所致,长期“不衅声名“导致恶名所积,再加上天京之役湘军的表现使得曾国荃背上了一个洗刷不掉的骂名。

曾国荃

2、曾国荃思想开放,也是一个多面手

赵烈文对曾国荃有过中肯评价,其实说明曾国荃是很有能力的。“沅帅为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稀有。惜举动失之稍轻,遂增瑕累。然君子之过,人皆见之,固不能与消沮闭藏者同日语也。”

赵烈文所说曾国荃其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稀有”所言不需。其实回头来看,到1883年时,在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时,支持江南制造总局建设,扩建南洋舰队,支持镇海口保卫战,大力救援台湾,包括对法谈判,都表现得相当干练与驾轻就熟。

其对洋务事业的开放态度,也同样能打造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在天京战役期间,他就不断的要求曾国藩给他购买西洋武器,甚至写信要李鸿章帮他代购洋枪。

如果,当时曾国荃能够赴沪,完全可以想见曾国荃能更高效率的建立功勋。

曾国荃当初的执拗选择导致一连串后续效应

如果不是死围天京,曾国藩不会整天为凑不足湘军的军饷而发愁,就不会导致欠饷太多,以致最后只能用劫掠的办法来激励将士们。天京大屠杀就不可能成为朝廷的借口,弄得个“漫天箕口复纵横”

此时贪货劫掠的湘军,早已不是曾国藩那支儒生领兵,“以卫吾道“的湘军。

以致于曾国藩自已都觉得“暮气沉沉”,急于赶紧裁撤。

而追根溯源来说,却是三年以来,湘军因久困天京而导致饷源极度匮乏。

而一切的症结,又是曾国荃当时执拗的、以高成本方式围攻天京导致的。

以“至穷”之心对待每一个重要选择的时刻。

以曾国荃的能力与机遇实在是可以走得更远。

赵烈文所说的“失之稍轻,遂增瑕累”,其实很深刻的指明了这个问题所在。

一念之差,让自已走向了狭缝的格局。

一个本可以辉煌的人生际遇急转直下,以致遭遇重大挫折。

所谓“天下势,穷则变,变则通“

然而,性格也好,还是安庆会战后失去了平常心也罢。

曾国荃在做1861年底的那次选择时,附加了急功近利与骄狂自大的情绪。导致失去了安庆战前的智勇,茫然不能洞察局势的变化。

最终欲速而不达。

所以,每到一个重要选择关头,保有一颗“至穷”的平常心是多么的重要。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心态归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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