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在位极为短暂,不过四年。期间宰相只有韩琦和曾公亮两人,因此这两人便配享英宗庙庭。
从宋英宗开始,配享功臣中不见了武将的身影,这一方面是与当时军事极大利好有关,另一方面更体现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力在配享决策上的加重。
士大夫开始唱独角戏,不需要兼顾文武平衡,即便是表面上的文武平衡。
宋神宗是北宋难得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期最重要的行动便是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宋宋神宗
王安石两次拜相进行变法,后期宋神宗更是亲自主持变法,可以说变法是宋神宗时期最大的政治标签。虽然宋神宗本人有过摇摆,决心不够坚定,但无疑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
然而变法也使得北宋的党争越演越烈,直到北宋灭亡也没有平息。
最终配享宋神宗庙庭的配享功臣成为两宋时期争议最大决策。
这个争议不仅实在后世,在当时变十分突出。
宋神宗的配享功臣在富弼和王安石之间反复变动。
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宋哲宗定富弼,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增王安石,绍圣三年(1096)二月罢富弼。
建炎三年(1129)六月,宋高宗罢王安石,重定富弼。
这样的反复变动,与党争息息相关。
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宋哲宗继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反对变法,她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废除新法“元祐更化”。
在这种情况下,神宗时期的改革派自然不会成为旧党的选择。
尽管王安石在元祐元年也已经去世。
富弼
最终司马光选择的是富弼,尽管富弼在宋神宗时拜相未满一年。
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元祐八年(1093)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
宋哲宗和其父神宗一样,也是抱负的君主,尤其是宋哲宗在亲政前备受压抑,在心理上对司马光等人旧党继位不满。
宋哲宗亲政后,立刻起用新党新党章惇为相,并改元绍圣。新党重新回到朝廷中枢,占据要职,继续变法, 而旧党几乎全部被罢黜,贬出朝廷。
宋哲宗
这件事史称“绍圣绍述”。
所以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宋哲宗将王安石追认为神宗的配享功臣。
重新得势并全面掌控朝局的新党并没有满足,到了绍圣三年,新党移除富弼,将王安石确定为神宗的唯一配享。
理由是很简单,“罢富弼配,谓弼得罪于先帝也。”
其实,从现代人看法来看,王安石配享神宗无疑比富弼更合适,因为富弼在神宗时期已是政治生涯的末年,拜相不足一年,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仁宗朝,只是病逝于神宗朝。
宋哲宗去世后,徽宗时期仍是新党在朝政中占据上风,王安石配享英宗庙庭的决定继续维持着。不仅如此,新党更是主导了宋哲宗的配享功臣,以改革派蔡确配享哲宗。
王安石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士宋高宗君臣开始反思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
最终当时的士大夫将北宋的灭亡归结于改革派败坏祖宗法度,祸乱朝政。
于是王安石、章惇、蔡确等新党人物便成了人人喊打的大奸臣。
建炎三年,大臣赵鼎上书宋高宗,认为江山社稷衰败“源实出于安石”,宋高宗于是“罢安石配飨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飨神宗庙庭”。
宋高宗
此后这一配享决定便彻底确定下来。
就这样,被移出了神宗庙庭的富弼再次得以配享神宗,而王安石被彻底移出庙庭,而且被扣上了“奸臣”帽子。
但是后世对于这个决定仍是大有争议。
宋代的配享制度才能够宋真宗时开始,渐渐发展完善,到了仁宗时期已经成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点。
其特点一是士大夫政治。
宋代士大夫政治下功臣配享表现出极大重文轻武的倾向,而且深陷朋党之争中。
朋党之争是古代集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历代皆有,而宋代党争尤其激烈。
与汉、唐、明、清不同的是,宋代党争源自士大夫内部的分化和冲突,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副作用。
王安石
王安石被追认配享神宗和罢黜配享资格,便是党争的一大表现。
其实士大夫不仅对变法的大臣王安石有很大不满,便是对变法的宋神宗也是多有不满,只是这种不满在宋代不方便直接发泄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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