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通过读史，我们能明白一个事情的兴与亡；通过品读历史中人，我们可以清楚一个人的成与败。历史其实是一部人性的回忆录，让我们通过读史来尽大可能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充分发挥我们的优点。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主体治国思想。在此之前，有一人真正使儒学在大汉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为儒学的应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个人就是叔孙通。叔孙通是薛地人，在秦朝时成为待诏博士，在汉朝时负责制定朝廷礼仪制度，其经历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而又富有争议。
奉承秦二世，逃离秦朝参加反秦军队
秦末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声势浩大，秦朝使者向秦二世报告此事。秦二世就召集博士和儒生询问对此事的看法，30余多人皆认为“这帮人是反贼，朝廷应发兵平叛”，结果秦二世怒形于色。轮到叔孙通时，他反驳之前的说法，认为“全国一统，天下一家，且明主在朝，这些只是盗贼罢了，秦朝命郡守抓捕即可，无需忧虑”，秦二世听后大喜，重赏了叔孙通，而将说反贼者下狱治罪，说盗贼者罢免官职。叔孙通回到居舍后遭到一群儒生的嘲讽，叔孙通告诉他们自己差点逃不出虎口，然后逃回薛地，投靠了项梁，辗转投靠过楚怀王、项羽，最后率人投靠刘邦。
叔孙通阿谀秦二世的做法在当时就不会被理解，他回到居舍就被儒生讽刺“先生说了什么阿谀的话”，更何况我们常听到一句话“文死谏，武死战”，后世对他这种做法更不会有什么好感，清朝的洪亮吉更评价“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然而，他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的。孔子有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眼瞎）”，荀子也说“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秦二世当时已经变脸了，如果叔孙通仍然说是反贼，必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那就是不智和瞽。正如大家常说的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秦二世大肆诛杀兄弟和大臣，滥用民力，忠言逆耳，正是叔孙通独善其身之时，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效力刘邦，制定朝仪，使儒学在中央政府站住了脚跟
叔孙通投靠刘邦后，看到刘邦讨厌儒服，就换上楚服，使得刘邦非常高兴；又时常向刘邦推荐勇士，还不得不安慰追随自己的儒生们，让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之后，叔孙通被刘邦任命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刘邦称帝后汉朝礼仪简单，功臣们仍然没大没小，以至于整个朝堂乌烟瘴气，刘邦对此愈来愈厌恶。叔孙通这时向刘邦毛遂自荐解决此事，说儒学不能进取但可以守成，可以与弟子们结合古代与秦朝礼仪共同制定朝廷礼仪，争取了刘邦试试看的态度。叔孙通征招30多名鲁地弟子时，有两名儒生抨击了叔孙通国外的无能历史，拒绝参与这次演练，被他骂为不同时变的鄙陋儒生。叔孙通带着100多人演练了礼仪后请刘邦观看，刘邦看后直接表示可以用这个礼仪。于是，叔孙通趁着诸侯王朝拜时，安排诸侯王、大臣们演练礼仪，达到了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全过程“无敢讙譁失礼者”的效果，让刘邦发出“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的感慨，被封为太常和获得五百斤黄金的赏赐。事后，叔孙通为追随自己的30多名儒生向刘邦讨官，每个儒生都被授予郎官之职，还将500金黄金分给他们，使得这帮儒生大呼叔孙通是大圣人，知道当世的要务。
叔孙通此举真正地使刘邦认识到儒学还是有用的。我们看《史记》时发现，刘邦手下人都告诫郦食其不要说自己是儒生，刘邦骂人的时候也经常骂“竖儒”，认为他们没啥用，对儒学、儒生的厌恶可谓是人尽皆知。试想，在皇帝如此的态度下，叔孙通不适时做出变化，儒学根本在汉朝中央政府没位置。叔孙通主导汉初朝廷礼仪的制定，直接取得刘邦的信任，也使孝惠帝继续任用他制定宗庙仪法。
力保太子刘盈
刘邦宠爱欺负人，晚年更是想废掉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叔孙通在刘邦见到商山四皓前劝阻刘邦废太子，远举晋献公废太子导致国乱、近举秦始皇不早定太子导致秦亡的事例，指出太子仁孝无过、糟糠之妻吕后不可背弃，以死劝谏太子不可废；在刘邦说是开玩笑之后，更是指出“太子天下本，不可动摇”，逼得刘邦说会听叔孙通的话。多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最终太子刘盈地位才得以保住。
叔孙通在刘邦面前以死劝谏刘邦不可废太子，可谓是有所为；也可以说是，见义而为勇也。
替汉惠帝刘盈掩饰失误，始作献果之风
汉惠帝即位后经常去长乐宫朝拜吕太后，嫌清道会烦人，就建了一座天桥，正好位于未央宫武库南面。叔孙通私下找汉惠帝说，天桥建在每月从高寝送衣冠出游到高庙的通道上面，不可使后世子孙在汉朝始祖的通道上行走；然后，指出天子没有错事，又替汉惠帝掩饰这个错误，建议多修了几个高庙。不过，这次劝谏招致后世的批评，被司马光批评为教汉惠帝文过饰非。
之后又向汉惠帝建议，趁春游时采摘樱桃回来，遵循古礼将樱桃献给宗庙，汉朝开始刮起了进献果品的礼仪之风。
最终，汉朝采纳叔孙通建议所建立的制度，成了历朝历代制度的模板。因此，司马迁称赞他，迎合世俗，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法规或取或舍，能够随着时世来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唐代司马贞认为其功可图。而到了宋代以后，叔孙通本人的评价则每况愈下。北宋司马光认为，他迎合世俗，使先王之礼沉沦至今，又认为他教汉惠帝文过饰非是荒谬的行为；南宋徐均作诗说他，“如何绵蕞因秦陋，古礼沦亡恨到今”；清朝洪亮吉更是归罪他，“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近代薛东籓更是直接称赞那两个拒绝他的儒生，“此鲁两生之所以不肯从行，而名节独高千古也”。
自创立以来，除了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外，再也没有人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儒学在孔子死后更是分裂为八派，孟子、荀子等大儒更没有机会在朝堂实践儒家思想，给人一种无用的学说之感，如秦昭王曾当面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叔孙通第一次使得儒学从纯理论到可操作性的转变，为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奠定了基础。儒生们在朝廷担任官职，使得儒学在中央政府站住了脚跟，在黄老之学鼎盛之时也能向朝臣教授儒学，促使儒学的传播，才有了后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的便利机会。
因此，叔孙通对于儒家思想的贡献可谓功劳极大，哪一家学说不是被中央王朝强势推动才能流传至今，如法家、道家、佛教等；而没有中央王朝支持的思想大多只存在书本上了，如墨家。后世人物只见到叔孙通身上一些毛病就无限夸大，更讥讽他的做法、赞颂两个儒生，实为忘本之人，在旁边指点他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本就困难重重，需要付出许多未知的代价。否定叔孙通的做法只能说明自己未经实事，动手能力极差。若只是要求他理论高明、道德尊崇，如何来推广高明的学说？又如何将高明的学说传承下去？道不虚行只在人。求全责备，或者强立道德要求，只能培养更多的虚假、懒惰、清谈之人，而无益于学说的实践，更无益于学说的发扬光大。因此，品读叔孙通事迹之时，更该看其大体，而忽略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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