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寓洛管窥
昌炳兰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公元772年正月20日生于河南省郑州新郑县东郭宅。先祖白仲受封于太原，曾祖白温徙家下邽(今陕西渭南)。白居易虽自称太原或下邽人，但按其本人出生之地，实属河南人。白居易为白氏迁居洛阳之始祖。诗人一生“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朱陈村》)但暮年时，诗人既不回归祖籍太原或下邽，又未返居出生地新郑，却选中洛阳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地，原因究竟何在呢?本文拟就诗人寓洛一事，谈谈个人的愚见。
一
白居易选择洛阳作为自己晚年隐遁栖身之地，并非偶然。实则诗人自幼便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载：诗人的祖父白鍠，年17岁明经及第，解褐，授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官终巩县令。这是诗人与洛阳有着割不断的情思的渊源。783年，唐王朝大乱，长安泾原兵变，唐德宗奔奉天，泾原兵拥朱泚为帝。由于战火延及新郑，诗人及家人便搬迁至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因其父季庚任衢州别驾，襄州别驾，至符离不久，诗人便随其父到江南。794年父死，便移家洛阳。798年其兄幼文服父丧期满后，任饶州浮梁县主簿，诗人又随兄至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799年春，诗人从浮梁返回洛阳省母，曾著有《伤远行赋》：“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一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自此以后，诗人虽南北飘泊，但始终心怀洛阳，情系东都。800年诗人由宣歙观察使崔衍贡举，到长安应省试，以第4名中进士，此时诗人年已29岁，在同年及第的17人中，他的年龄最小，故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及第后旋即东归，写有《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表达出归洛时激动、兴奋的心情。青少年时代的白居易不仅将洛阳视为自己的故乡，而且对“门廻暮临水，窗深朝对山。”(《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的洛阳居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因为诗人一生中最美好、最得意的时日，是在洛阳度过的，洛阳给诗人留下了最幸福、最美好的回忆和终生难忘的印象，所以，此后诗人无论是在繁华的京都长安为官，或者是被贬谪到“炎瘴地”、“蛮貊乡”的鄙远南方，缕缕乡思，仍牵挂着洛阳。在长安任校书郎时，诗人经常往来于东、西两京：“前夕宿三堂，今且游申湖。残春三百里，送我归东都。”(《东归》)。中年时，诗人虽几次移家迁徙，离开洛阳，但诗人对洛阳的情思，随着岁月的流驶、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被冲淡，反而与日俱增。他在给其弟白行简的诗中写道：“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时，仍在怀念洛阳故园：“浔阳迁谪地，洛阳离乱年。烟尘三川上，炎瘴九江边。乡心坐如此，秋风仍飒然。”(《忆洛下故园》)。824年诗人改任杭州刺史。唐时的杭州是一座“山为城郭水为家，风景清和蝶恋花。”、“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的美丽城市，特别是西子湖春日迷人的媚靥，更是令人流连忘返。但杭州的湖光山色及其“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繁华景象，并未能拴住诗人北归之心：“洛下田园久抛掷，吴中歌酒莫留连。嵩阳云树伊川月，已校归迟四五年。”(《酬别周从事二首》)急欲归洛之情溢于言表。在此期间，诗人写了大量的咏洛诗。如《洛下卜居》、《洛中偶作》、《洛下寓住》、《移家入新宅》、《欲到东洛得杨使君书因以此报》、《求分司东都寄牛相公十韵》等，用诗抒发自己对洛阳的绵绵深情。825年诗人以左庶子征还京师，在离杭返京行至洛阳时，诗人便要求分司东都，作退居洛阳的打算，并用杭州的残俸，外加两匹马作价，购买了故散骑常侍杨凭的住宅。这个宅子在履道里(今洛河南狮子桥村东)、占地十七亩，除住房外，园内有楼台亭阁、池塘竹树。王起还替诗人在池上仿照杭州的款式修造了一座“雁齿小红桥”。院内绿树成荫，池中紫菱荷莲飘香，水中鹤戏鱼跃，景致清幽，环境优美，实为修养情性的好地方。诗人在诗中描绘道：“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拂箪捲帘坐，清风生其间。”此时诗人已决计在洛阳安居。但不久却接到皇帝的诏书，改授使持节苏州诸军事守苏州刺史，享受官家俸禄的诗人，不得不奉诏前往苏州。唐时的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登阊门闲望》)，实堪称唐代的威尼斯。但苏州灯红酒绿，笙歌曼舞的繁华盛景及其“水光红漾漾，树色绿漫漫”(《齐云楼晚望》)的诱人风光，亦关闭不住诗人感情的闸门，锁不住诗人北归洛阳的心扉：“忽忆东都宅，春来事宛然。雪销行径里，水上卧房前”、“宦情薄似纸，乡思急如弦。岂合姑苏守，归休更待年”(《忆洛中所居》)。随着日月推移，春秋代序，诗人对洛阳的萦怀弥笃，以致于看到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甚至听到鸟啼虫鸣，也会勾起他对洛阳的眷恋之情：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
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
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六月三日夜闻蝉》）
诗人觉得仅抒写对洛阳的思念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一片拳拳之心，他还以青石、白莲寄寓个人思归之切：“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寄将东洛去，心与物相随。”(《莲石》)故在苏州百日假满后，便于827年春离苏返洛。回到洛阳后，诗人兴高采烈，纵情高歌：“汉庭重少身宜退，洛下闲居迹可逃。趁伴入朝应老丑，寻春放醉尚粗豪。”(《初到洛下闲游》)正当诗人修整故居，打算长住时，朝廷又诏令改除秘书监并赐金紫。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属三品，是朝中品位较高的官职，只因诗人此时已心灰意冷无心政事，所以年底奉使赴洛时，一直住到第二年春暮时才返长安。828年由秘书监又改授刑部侍郎。刑部是司法官，既有权势，俸禄又高，按照常理，晚年升迁，实属美事，几十年来埋藏在内心的宿愿，终于可以实现了，但几经风雨，饱历沧桑的白居易，对唐朝皇帝已大失所望，他深感大唐帝国气数将尽，实难再振雄风，舒展英姿。经过反复思虑，觉得“终是不如山下去，心头眼底两无尘”。诗人在祭祀其弟白行简逝世三周年的祭文中，也袒露出个人的心迹：“吾去年春，授秘书监赐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疾病；殆无生意，岂有宦情，所以俛□至今，待终龟儿服制。今已请长告，或求分司即拟移家，尽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决行。养病抚孤，聊以终老。”由此可知，诗人晚年寓住洛阳是他长期的“夙意”。几经请求，诗人终于于828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官职，回到洛阳。诗人写有《归履道里宅》表达夙愿实现后的喜悦心情：
驿吏引藤舆，家僮开竹扉。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
眼下有衣食，耳边无是非。不论贫与富，饮水亦应肥。
纵观诗人的一生，从828年春返洛，至846年8月14日卒于洛阳履道里白氏家宅，诗人在洛阳度过了18个春秋。18年在他的一生中，虽不算很长，但诗人自少年到青壮年乃至暮齿都没有断绝和洛阳的音信与往来，诗人无论走到哪里，也都心系洛阳，情萦伊阙，因此，白氏晚年寓居洛阳，实乃预定中事，情属必然。
二
白居易晚年寓洛，不单是感情因素起决定作用，还有其政治原因。青年时代的白居易本有着“秉国权，治天下”的宏大志向。他在诗中写道：“早年薄有烟霞志”(《重题》)“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我身》)正道出诗人扶风济世的“兼济之志”。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诗人“苦学力文”、“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每日不遑起居，甚至弄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的地步。为了将理想变成现实，诗人曾“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读”，即使过着“衣衾不周体，藜茹才充腹”(《短歌行》)的生活，也不放弃刻苦攻读。因为在唐代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有了功名才能步入仕途。为了能金榜题名，进士及第，16岁的白居易曾拿着自己写的诗去拜谒当时在朝中做著作郎的著名诗人顾况，从而为他考取进士铺平了道路。因唐朝考进士，不仅要有知识、有才学、有诗名，还得有显达名士的提携和荐举。诗人终于在29岁那一年考中了进士。802年入朝任校书郎，在京都任职期间，由于经常出入禁宫，混迹朝吏之中，故能目睹耳闻朝廷中皇戚权臣之间的角逐与争斗，了解到官场中污秽肮脏的丑闻，初涉足官场的年青诗人不禁发出：“万人行乐一人愁”的喟叹。在《常乐里闲居偶题》中写道：“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流露出对龌龊官场的不满情绪。但诗人并未为此放弃个人的追求。随着“年齿渐长，阅事渐多”，诗人对当时的政治弊端和社会矛盾有了较深切的感受，于是便产生了改革政治的强烈愿望。806年在准备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策试时，便和元稹一起，共同分析了唐代当时的政治状况，撰写《策林》75篇针对唐朝政治中的种种弊病，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从皇帝到百姓，从朝廷到边境，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等等，共提出75条意见和建议。建议君王“酌人言，察人情，而后为政”，希望当政者“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止盗贼、起廉让”，“薄剑、省用、寡欲”，以减轻人民的额外负担。要求统治者能“革慎默之俗”，广开言路，举贤任能。这些意见充分体现了诗人进步的理想和非凡的胆识。诗人对那些“不便于世”、“不合于道”的事，不仅敢于“上封”、“廷铮”，甚至不惜“忘身命，沥肝胆”，任凭“权豪怒”、“亲朋讥”，也毫不退让。807年任左拾遗时，他就曾利用手中的职权，将“不恤凋残，唯务差税”，运用各种手段侵夺剽掠百姓，讨取皇帝欢心的宰相王谔拉下马，并免去其相位。还迫使宪宗李纯收回其任用得宠宦官吐突承璀为主帅讨伐王承宗叛乱的诏令。谏官秩满，即使被逐出近臣之列，改授左赞善大夫，诗人也并不沮丧退缩，对朝中的事依然关心，并不顾一切的上书言事。815年夏，宰相武元衡遭暗杀，御史中丞裴度被击伤，诗人上疏奏论，主张严惩元凶，为此被朝中的官僚诬之为“越职奏事”贬谪为江州司马。诗人虽明晓“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与元九书》)，但仍未因此挫折而放弃对国事的关注。818年当听到淮西敌寇未平，皇帝下诏停止用兵的消息时，远在边鄙荒蛮之野的诗人，竟愤然命笔：“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足见诗人虽身处逆境，仍然情系魏阙，“兼济之志”并未消失。
820年春，宪宗暴卒，穆宗李恒即位。穆宗比宪宗更加昏庸、荒淫、放纵，整日不理朝政，听凭宦官胡作非为。诗人虽“累上书言事”，但穆宗并不采纳他的意见，诗人深感唐帝国这座大厦即将倾颓，不管自己如何奋击、抗争，也难以使其重整锦绣，再兴唐室。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面对这“是非同轨，齿牙相轧，波澜四起”的“浩浩世途”(《祭李侍郎文》)诗人只能愤愤“令人悲”，“涕泪满衣裳”。几十年仕途上的风雨沧桑，官场上的升沉俯仰，已将诗人的锐气消尽，棱角削平“平生青云心，销化成死灰”(《谕友》)，“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表明诗人对官宦生涯已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身为朝官，既然不能“为龙去，为飞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替国家和百姓干一番有益的事，便只有“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他在《醉中狂歌》中写道：“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上缨。”“兼济”还是“独善”，开始时诗人思想上还有些犹豫不决，内心充满了矛盾：“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月夜登阁避暑》）但是，朝中要员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直至发展为机械格斗，阴谋凶杀；牛李党争的炽烈化，宦官弄权，扰乱朝纲，正直的官员遭到排挤、迫害，血淋淋的现实，深深地震撼了诗人的心，他体味到“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惧”(《闲居》)，“乃知名与器，得丧俱为害”(《遣怀》)，深感“世途多艰险”。至此，诗人的“宦途气味已谙尽”，发出：“高有罾缴忧，下有陷井虞。每觉宇宙窄，未尝心体舒”(《马上作》)的感慨，但身为朝廷命官，请求辞官，皇帝又不恩准，诗人只好采取“蛾须远灯烛，兔勿近置罘”(《想东游五十韵》)的态度虚于周旋。827年虽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但“紫绶”与“金章”也未能点燃诗人心头已熄灭的理想之火，毅然决定“绯袍著了好归田”。诗人之所以决定辞官，是因为他感到：“人间祸福愚难料，世上风波老不禁。万一差池似前事，又应追悔不抽簪”(《戊申岁暮咏怀》)。辞去官职后究竟向何处去?诗人既不愿像晋陶渊明一样“高蹈出世”，彻底与官场决裂，到农村那片净土上去返朴归真，修身养性，做一名超尘脱俗，摆脱名缰利锁的隐逸之士，又不想像唐卢藏用那样，隐居终南山，做一个谋求官职获取名利的假隐士。而只是想过半仕半隐的清悠生活。《中隐》一诗，道出了诗人心中的隐秘：
大隐住朝市，小隐住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诗人请求分司东都，就是为了实现其“隐在留司官的心愿。唐代时的洛阳，虽不像皇朝京都，但它却是大唐的陪都，地理形势甲于天下，并且这儿“水暖鱼多似江南，人稀尘少胜西京”。除此之外，洛阳又是唐代南来北往官员必经之地，诗人虽身在朝野，却可知晓朝事的兴废嬗变，实在是“似出复似处”的理想地方，故诗人说：“黄绮更归何处去，洛阳城内有商山”，他觉得“且得身安泰，从他世险艰。但休争要津，不必入深山”(《幽居早秋闲咏》)，大概这也是诗人选中洛阳作为自己晚年隐身之处的另一重要原因吧!
白居易由怀抱“兼济之志”入仕，经过几十年不断奋进、由初仕时的积极进谏，输忠效信，变为消沉沮丧，继而转为“明哲保身”、“知足保和”。诗人思想上的这一巨大变化，正是由时代的因素使然。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正是藩镇割据剧烈的时期，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加之宦官擅权，挟持废立大权，唐朝已由肃宗、代宗的苟安局面，转为德宗时的危机四伏的景况，皇帝终日嬉戏玩乐，不理朝政，朝中达官显贵与宦官相勾结，残害忠良正直之臣，在此情况下，诗人深感“输忠”之艰危，“兼济”之不易，而自己又无回天戡乱之力，觉得“终是不如下山去，心头眼底两地尘”(《晚从省归》)，不得已诗人只好以若即若离的态度，采用半隐半仕的方法，退居洛阳，这样自己既不会背上不忠不义的恶名，又可远避害，保全个人的“松贞”、“玉性”的节操。事实不正是如此吗?诗人自58岁退居洛阳后，长安城内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政治大变故，诗人的许多亲朋挚友或死于非命，或被贬于荒原鄙野；诗人因即早退身抽簪，故能尽其天年，以其“清白遗子孙”。
三
白居易在《山中独吟》一诗中曾写道：“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销，此病独未去。”这是诗人晚年寓居洛阳的又一重要原因。诗人既然在政治上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干，只好驰骋翰墨处”，寄意篇什，用诗歌抒发情性，表达志向：“壮志郁不用，参有所泄处”（《读谢灵运诗》），“胸中壮志犹须遣”，“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都说明诗人在万念俱灭之后，便将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诗歌创作上。
要创作诗歌，不仅要有一个静谧、安闲、优美的环境，还必须要有丰富的素材以及引发诗兴、倾心吐腹的诗朋酒友。洛阳河山拱戴，群峦迭翠，山峰钟灵毓秀，河水交相辉映，自然景色优美。“万家流水一城花。”自古洛阳不仅享有花城的盛名，并且，这儿的龙门山色，金谷园姹紫嫣红的春景，北邙山下，古木苍翠的壮观，以及天津晓月、洛浦秋风、平乐朝游、铜驼暮雨，洛堤春柳、东城桃李……曾招来不少的文人骚客到此赋诗作画，以寄寓个人的游兴和豪情壮怀。洛阳美丽的景致，宜人的风物，激发了诗人白居易的创作豪情，促使他创作出大量的咏洛诗歌。
除此以外，洛阳历史悠久，自夏桀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皇族贵戚在此建筑宫殿楼阁，园林寺院。周公庙、白马寺、少林寺、香山寺、关林、龙门、吕祖阁、上阳宫、上清宫不胜枚举。这些都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王子乔吹笙洛滨，骑鹤升天的神话，孔子入周问礼的佚闻，苏秦身佩六国相印的豪举，“洛阳才子”贾谊蜚声朝野的盛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云集伊洛的传闻，“掷果潘岳”、“洛阳纸贵”的美谈佳话，“金谷二十四友”饮酒赋诗的盛况，上官仪洛堤步月的咏诵，宋之问龙门赋诗夺锦袍的故事均触发诗人的灵感，启动诗人的神思遐想。使得诗人文如泉涌，诗情经久不竭。诗人自云“辞章讽咏成千章，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白居易寓洛后，因“感于事”、“动于情”、“发于吟咏”而形成的诗歌约800余首。仅829年—833年5年间，诗人在洛作诗432首。晚年时曾多次自编其诗文集，829年编《刘白唱和集》，833年又编辑《刘白吴洛寄和集》。836年闰5月，自编《白氏文集》65卷，收诗文3255篇，藏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的律疏库楼。840年11月，自编《白氏洛中集》10卷，集格律诗800首，藏于香山寺。据《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载：“《白氏洛中集》者，乐天在洛所著也。太和三年春，乐天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及兹十有二年矣，其间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合为十卷，今纳入龙门香山寺经藏堂。”诗人一生共创作诗歌2806首，自在洛阳短短的12年间即作诗800余首。虽不能算是诗人创作上的黄金季节，但诗人在精力衰竭，百病缠身的垂暮之年，能够创作出那么多诗，不能说和洛阳天华物宝，人杰地灵的优异环境毫无关系。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这也是诗人晚年能创作出大量诗歌的一个因由。诗人寓洛后，经常与一些文人墨客聚会论诗。在《醉吟先生传》一文中，曾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生活：“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云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大小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禹锡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诗人在与世长辞的前二年，还与同居洛阳年逾古稀的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珲、李元爽、僧人如满等人，组成“九老会”。九人常聚集一起，煮茗烹茶，宴游赋诗。年已73岁的诗人豪兴竟发，激情满怀，不仅写诗寄意，还绘图作画，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一段趣事佳话。自唐以后，不少文人学士竞相仿效，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然，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仅就其主要方面略陈固陋。即令是文中所涉之处，亦纰漏甚多。仅奉此拙作，就教于大方之家，以便共同切磋，取长补短，使白居易诗词的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层面，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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