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据不同的古籍记载，孔子曾四次拜见老子。最早的一次孔子十七岁，《礼记》中孔子自述 “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 ”。 最著名的一次， 《史记》载老子教诲孔子 “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以及“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则叹曰“老子犹龙” 。
两位先圣的会面，历史上一向看作佳话，以及某种智慧和德性的象征。很多人却没看到，这更是一个伟大的寓言，指向中国文化和华夏古道的源头。这点如果老孔身上体现得还不明显，那就再来看一向被看作道家高峰的另一位先哲——庄子，他与儒家尤其是孔子的关系。
【二】
这首先就让我们想到《庄子》内七篇中的“男一号”，正是孔子。而内七篇，则是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庄子本人撰写的篇章，最能代表庄子本人的态度。
内七篇里有着众多的寓言，寓言里代表着圣贤的人，有五种类型：神话型、孔门型、庄子型、老子型、其他圣贤型。而这五种类型的比重很值得玩味，以庄子之口说出来的只有四则，老子出现的次数只有三则，而关于孔子的却有九则。在这九则里，对话人物也多为孔门弟子，颜回占的比重尤其大。除此之外，在其他圣贤型中，也以儒家人物偏多，如尧、汤、子产等。不管怎么计算，儒门人物在庄子笔下都多得有点不可思议。
孔子以及孔门弟子在庄子笔下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人间世》篇，庄子借孔子之口表达的是著名的“心斋论”和“乘物游心论”。《大宗师》篇，庄子借孔子之口表达的是著名的“游乎天地之一气论”和“寥天一论”。《德充符》篇，庄子借孔子之口表达的是著名的“无假守宗论”和“才全德不形论”。这些都是庄子智慧的重镇，而庄子把这些布道的荣耀全部给了孔子。孔子之外，庄子还借其他儒门人物之口表达过很多重量级智慧，比如《大宗师》篇借颜回之口表达的著名的“坐忘论”。如果说孔子及儒门人物在庄子笔下出现之多是不可思议，这种“代言人”式的形象就是匪夷所思了。
当然，内七篇中庄子笔下的孔子，也有负面形象。比如《齐物论》篇中，长梧子说“参万岁而一成纯”的“天倪论”，是“丘也何足以知之”，孔丘怎么可能明白。《大宗师》中，又通过寓言演绎，让孔子在天道面前，自己承认“丘则陋矣”、“丘，天之戮民也”，是个鄙陋的天道面前的残废和有罪之人。庄子对孔子这相互矛盾的态度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需要看到一点，便是庄子笔下孔子的正面形象要远远多于负面形象，其中很多负面的话又是让孔子自己说出，这其实已经是向着正面转化了。然后，正面和负面的问题可以合之，交由韩愈和苏轼来回答。
韩、苏曾对庄子与孔子的关系，提出三点看法，对人极有启示：一是说庄子之学出自田子方，田子方则为子夏之徒，所以庄子有着孔门的传承。我也曾看到一种说法，说庄子之学是孔子门下颜回一系的传承，若真是如此，就能解释庄子对颜回那种显而易见的推崇了。二是说《庄子》一书虽然有很多非薄周、孔之言，但这就像禅宗祖师的呵佛骂祖，是阳挤而阴助，呵佛骂祖的背后才是佛之教的究竟心地。有趣的是，禅宗也经常被指责是佛门的奸细和叛徒，已经不是佛教了。三是庄子《天下》篇纵论天下学术，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都说到了，偏偏没有说儒家。要知道，先秦时代儒家和墨家一样都是显学，论诸子百家怎么可以不说呢？其实也不是没说，而是其他各家都分别进行了论说，只有儒家是放在总论里说的。说的又是什么呢？重点是在对儒家六经的评述，明确说“古之道术”就在六经里，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就很明白了，《天下》篇说老子之学“未至于极”、还没有到达极致，说庄子之学大概就是抵达了极致，但对孔子却一言未发，再结合对整个儒家的少言和对六经的推重，这太像是视孔子及儒家为诸家之宗、不与诸子百家为侣、地位大不相同了。当然，《天下》篇虽然立意极高、文笔极好，但是否是庄子亲笔并没有定论，不一定代表庄子本人的态度，但至少不会是空穴来风。
魏晋玄学一向被归入道家，称为新道家。其实在魏晋玄学中也有着类似的倾向，便是玄学家通常都是主张会通孔老，而且孔子的境界被定位高于老子。王弼的“圣人体无”说就是代表，大体是说“无”这个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只可以体认而不可以言说的，孔子述而不作、导而不言，老子却说了，所以孔子才是真正的圣人。这种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这里只是说那种倾向，倾向是很明白的。郭象注《庄子》也是如此，只要涉及尧、孔之处，不管《庄子》本文如何说，郭象都说是“寄言出意”，也就是庄子的本意不在非薄圣人上，而只是藉此表达某些言外之意，庄子本人则是位“虽未体之，言则至矣”的哲人，即意在圣人但还达不到。总之，一部《庄子》就是在为圣人的圣言量背书，就像经学中“传”与“经”的关系一样。
不仅庄子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不可思议和匪夷所思，儒门对庄子的态度同样不可思议和匪夷所思。上面说到的魏晋玄学和韩愈苏轼的看法，揭示的是儒家欲纳庄子于门内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到了宋明理学时期进一步强化。要知道，理学家的护教意识是很强的，在批判异端上的态度非常激烈，而对庄子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翻阅主要理学家的著作，从北宋五子、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再到明代的陈白沙、王阳明、罗整庵、刘蕺山，不难发现他们所说的异端主要是佛教，对道教的态度要宽容一些，对老庄的态度就更宽容，对庄子的态度则实在太宽容了，可以说非常地友善。宋明大儒如果偶有批评庄子之处，大多也是在其人放纵、不守规矩这些小事上，没什么严重罪名。至于邵雍、陈白沙这类被划归为曾点之统的学人，则简直把庄子视同家人看待，基本上不太忌讳将庄子引为同道。以理学家的护教意识之强，如果要找出几个反庄的代表人物，或者反庄的代表性论点，还真不容易。这点很值得注意，也很值得玩味。
这个传统到了明末清初、在那时的“三教合一”潮流下，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庄子儒门说，首倡者是曹洞宗高僧觉浪道盛禅师，集大成者是他的弟子方以智。道盛禅师甚至提出了有名的“托孤说”，认为庄子是“尧孔真孤”，庄子得孔子真传，庄学是儒门嫡系，如同禅宗是佛教的“教外别传”。“教外别传”这四个字，很妙也很有意味。大儒王夫之也以同情庄子闻名，很多大学者、大名士都是这股思潮的拥戴者。甚至还有人主张庄子与孟子相反相成，两人共同曲折地完成了保存并弘扬儒家价值的使命。这么说来，庄子与孟子同时，但两人从未相互提及，是不是也有心有灵犀的原因呢？明末清初的这一潮流，虽然有改朝换代、异族入主的历史背景下，对民族和民族文化抱有危机感和责任感的原因，有着遗民心理的体现，却未必不是因为外境的机缘而激发了洞察力。如前面所说，这本来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这时的人们还认为，孔子与战国时期的儒者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儒门人物并没有真正懂得孔子，偏离了真正的孔子。如果战国时代都已如此，以后的儒门人物就更是如此了，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很多大儒，都认为孔子真传在历史上断了千年。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庄子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以另类的方式大声疾呼，希望唤醒孔子之魂，挽回日益颓废的儒道。这种非常之人以非常之法行非常之事的希望挽狂澜于既倒的行为，其实并不鲜见。比如西方的马丁路德和东方的王阳明，就是大致在同一时期，分别对耶、儒两教进行了拔本塞源的回归原始精神的运动，虽然所在领域和秉持的主张天差地别，用意、目的和方向却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庄子和孔子、儒家的关系，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三】
因为，庄子和孔子，有着深层的精神联系和深沉的情感共通。
庄子是宋人，宋国则是殷商后裔所立之国，此地是殷商民族的居地，也就是说庄子是殷人后裔，殷商民族的血液流淌在庄子的血脉里。殷原为东夷民族，在打败夏桀取得天下之前，殷民族长期迁徙不定，后来逐渐壮大才终入中原成为共主。据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殷民族的旧居应该离不开环渤海地区的山东、辽东沿海一带，也就是东方海滨很有可能是殷商民族最早活动的旧居。而海域，在《庄子》中正是个极重要的意象，《逍遥游》开篇就是海中的鲲鸟化鹏，又说到“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姑射山神人，《山海经》中也写到姑射山，是一座海上的仙山。涉及到海的寓言，都关系着庄子最为重视的精神自由。内篇之外也有着很多与海相关的寓言，比如《秋水》篇就以海神为揭示大道的主角；《外物》篇说到任公子在海中钓到巨鱼，其鱼震惊，“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一条鱼几乎喂饱了天下大半的人；《天地》篇说到谆芒和苑风相遇于东海之滨，《在宥》篇提到的“扶摇之枝”可能是指东海的扶桑之地，这两处还都表达了海洋气候回转的消息。这些，或许都是祖先印记在庄子身上的体现。
庄子的故乡宋国蒙地，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离海已远，应该算是中原了。庄子为什么对海洋那样熟悉，频频使用与海相关的神话寓言，对海抱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深厚感情，从此处看才能不难理解。就是因为殷人本就是从东方或东北方一带迁徙而来，宋国本来就是保存殷商文化最后的堡垒。在庄子的血脉里，流动着深层的东夷文化的血缘。在《人间世》篇里，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或许表明他对战国时濒于危难的宋国不能没有情义。《则阳》篇的“旧国旧乡，望之怅然”，这种普遍性的情感更是打动了无数人。庄子向来以睥睨六合、游乎方外著称，而他心底其实深藏着眷恋故国的面向，他对殷商文化有着深沉的情感。
而孔子，也有着同样的情愫。众所共知，孔子本是殷人后裔。孔子先祖在孔父嘉之前，历代都是以殷民族为主体的宋国的显贵阶层，即使孔子先祖因畏惧政治迫害而逃奔鲁国，殷商文化与孔子家族仍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十九岁娶妻亓官氏，而亓官氏正是宋人，一位鲁国的没落贵族的后代竟会越境远娶，这本就是不寻常的事。《礼记》载孔子也曾“长居宋”。他的弟子中虽然鲁人居多，但也有宋国的学生，其中包括在宋国兄弟把持国政的司马牛。孔子的孙子子思，相传也是在宋国作的《中庸》。孔子一生“祖述尧舜”，觉浪道盛禅师论庄子与儒门关系时，就时常“尧孔”联用，而尧舜就是东夷民族的圣人。
所以孔子虽然对周文明推崇备至，作为一名宋国没落贵族的且寄人篱下的子孙，情感上却不能不对殷商文化有着深挚的怀念。《礼记》说孔子“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所穿即是殷人之服。《论语》载“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子乡人多为殷商民族后裔，傩应该是其家乡的神圣祭典，而孔子的态度庄严如是。孔子主张三年之丧，现实中不容易实行，孔子却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如傅斯年、胡适所说，因为这是殷人的礼俗，所以孔子坚信而坚定。这些足可见孔子的殷商情怀。最打动人、最见孔子这种情感之深的，则是《礼记》记载的“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就在这一篇章中，孔子自言他自己是“殷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孔子“梦坐奠于两楹之间”，而“殡于两楹之间”，正是殷人的丧礼形式。所谓叶落归根，孔子在临终之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了他生命的起源处。在泰山将崩、梁木将坏、哲人将萎之时，孔子回到了他生命最深层的安息地。他的灵魂深处，对故国旧家有着怎样难以言喻的依恋。
同本于殷商文化，同是宋国后裔，便是庄子与孔子深层的精神联系。对故国旧家同样的怀念和依恋，就是他们深沉的情感共通。他们不仅同乡，而且同族。孔子作为这条遥望而图归之路上的先行者，殷商遗民也许会自然地对他抱有弥赛亚式的期望，庄子对他有强烈的的同情、同感，并引为前辈和同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要不然，庄子就不会在《人间世》篇，借楚狂接舆之口，让代表殷商精神的凤凰之象征，落到孔子的身上。当然，这个故事《论语》中也有，庄子的引用，表达的至少是认可和尊重。
但这层联系，仍然是浅。
【四】
以上所说，恐怕免不了要引来一些庄子到底是老子传人还是孔子传人、庄子是道家怎么可能是儒家、孔子和老子到底孰高孰低、孔子到底是鲁文化代表还是宋文化代表之类的口舌争论和是非之心。如此去想，恰恰就与本文的主题背道而驰了。
因为我们要说的是源头。而这些，都是枝叶，而且夹杂着腐枝败叶。
回到孔老相会的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相会的背景——孔老之前，是并没有儒道之分的，更没有诸子百家之分，孔老则是这不分的最后一代圣贤。分，是战国诸子崛起之后，道家、儒家等学派划分，其实是两汉史家整理先秦文献时所建构出来的，《汉书·艺文志》就是其中代表。庄子《天下》篇纵论百家学术，也提到一个“古之道术”，将各家学说统统看作这个古之道术的分支以及分裂，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人闻其风而悦之”。而我所说的源头，就在这不分里，就在这古之道术里。
庄子常常说“古之真人”“古之道术”之类，孔子眼中盯着的一直是三代及圣王时代，老子也说“古之善为道者”、“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之类。所以这种倾向并非偶然、个例，而是一切圣者尤其是近古的圣者一致的倾向。而这，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本源，他们向着的是本源。故国故土，不过都是这本源的象征。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只看到庄子与孔子的精神联系和情感共通，还太浅，就是因为两位先哲则都是圣人级别，他们求的盯着的，最终是道。“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困”。所谓道，即是源头，也只能是源头。
谈道的人多，他们口中的道却是架空的，是太空太飘而落不实的。如何才能落得实呢？上面说到的所有，便是几千年历史之时间维度下的源头追溯。《周易·系辞下》说到作为华夏文明图腾的八卦的起源，是“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又是天地万物之空间维度下的源头追溯。两者合之，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源头多么博大深邃、坚实厚重。也只有回到这个源头，与古圣站在一起，我们所说的道，才能真正落地，实在下来，而坚不可摧。论道，离了道统便往往浅薄。
这篇说源头，这源头究竟是什么呢？我是不想说得太明白的，要自己体悟进去方见。前面之所以铺垫了那么多，就是希冀能由此引人体悟进去。盘古开天就是一个最好的寓言，开天之前是“浑沌”，盘古自己也是“浑沌氏”，明白告诉我们要以浑沌来开浑沌，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不离源头之道。所以庄子就是用“浑沌”二字来指代道，《应帝王》篇中那个相关的寓言何其尖锐、滑稽和沉痛：“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成也开窍，败也开窍。那个源头，也正可以用“浑沌”象征。上古流传下的那些神话，都是悟入这个源头的大“象”，因为那是个与源头混融一体的时期，这些神话都是与源头混融一体的心灵所创造出的，都是天质自然、透天彻地的大寓言。
回到老子、孔子和庄子，他们都是看到和不离这个源头的人，他们都不是谁的传人、哪个学派的传人，他们都是华夏古道的传人。所以说庄子是孔子的教外别传，又有什么荒谬的？同出华夏古道，同承华夏古道，同以那个源头为父母恩师，这就是后人参不透他们、到不了他们的高度的根本原因，因为后人绝大多数都落在是非分别、门户之见中去了。所以怎能不重视，怎能不先从这里悟进去，先站在这个东西上。
庄子《天下》篇一开始，所以才说了这样一段分量极重、用心良苦的话：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术无不可，只怕无道。不同皆自然，但能归大同。北宋张载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钱钟书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费孝通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就是华夏文化立于那个源头而绵延千年的道统所在。
历史是人的宏观，人是历史的微观，遵循的是同样的法则，依凭的是同样的道，出于的是同一个源头。我常说所谓悟道和觉悟，所悟所觉的是天地万物同一的大道和本性，也只有从这个源头、这个道统中体会，才能真正有所连通，而不再困在心灵那点虚无缥缈的受用上，出不来还自以为得。儒释道，都是从宇宙观中氤氲出的。所谓修道，只是从自己身心上下手，回到这个源头，回归于这个道统。上根之人或许能顿超直入，最终能与诸先圣于山顶相视而笑。对大部分人，道统和源头，则是一定少不了的东西。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何况是我们？
悟道的枢机，尽在华夏古道。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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