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当日本的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神”的光辉形象，蜚声东瀛并被日本人不断神话之时；清朝的光绪皇帝却以“瀛台之囚”的屈辱身份，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在同样历史的十字路口，同样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他们的历史命运却会如此大相径庭？反思这段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命运，会给人以良多的启示。
光绪与明治，两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都博学勤思，志存高远。光绪虽然比明治晚生十九年，但光绪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与明治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清代的十位帝王中，光绪的勤学不怠可直追其先祖康熙，他们对中学、西学都有广泛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光绪自幼便养成了勤学的良好习惯，他的师傅翁同龢，在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却对此不感兴趣，经常一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连慈禧也这样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明治进行思想文化的教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滕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明治“侍讲”，向他讲授中国传统经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辉煌博大的中国文化对明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也醉心不己，他善使中国毛笔；在他的居所，长期悬挂着中国水墨画-松、竹、兰“岁寒三友图”。
众所周知，日本自隋唐以来，就向中国的先进文化学习。无论日本如何发达，其文化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影响；都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连“明治”这个年号也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
因此，明治天皇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皇帝面前，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而已。可历史却是如此的残酷无情：明治维新演奏了一曲气势恢宏的惊天交响乐，使日本的国家变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而一跃成为近代列强，雄心勃勃地“与万国对峙”；而光绪变法仅历一百零三天就惨遭失败，使“百日维新”谱成了一曲企盼“图强”的国脉悲歌，绘出了一幅大清帝国的死亡拼图。是什么原因使身为“学生”辈的明治，远远超越了“先生”辈的光绪，而带领日本远远跑到了中国前面去的呢？！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人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的寒冷，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质。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有效贯彻，日本掀起了争学欧美，开启民智的热潮。文明开化首先是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维新派专门为明治开设了讲解国际知识以及介绍当时先进的德国和法国的文化课程，讲授德国法学和法国政治典章，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的治国经验，并且把如《法国政典》等启蒙思想名著作为明治必不可少的阅读教材。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明治，不但颁布了废除武士们佩带双刀以显示身份的《断发脱刀令》，果敢地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入手，建立起近代日本的文明体系。
而光绪对西方科技和思想也并非没有了解，他幼年时就喜爱西洋玩具，像西洋钟表，火轮车，留声机等都会令他爱不释手。一位外国玩具商喜出望外，没想到他最大的一位买主竟是中国的皇帝。在西洋玩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光绪从喜爱西洋玩具发展到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他先进科技都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对洋务运动怀有天然的好感，并给予积极的支持，他甚至还发布过一道圣谕，公开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等到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呈上《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列国变通兴盛记》，并向他介绍了俄、日等国变法图强的成功经验后，光绪无异于被注射了鸡血，打了兴奋剂一样，决心力挽狂澜，积极向西方学习，寻求治国图强之道。在变法的高潮中，为了使具有新学识、新思想的通达人才进入中枢机构，参与谋划新政，光绪顶着巨大的压力，令各省督抚推荐优秀人才，然后加以考核任用。其中，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被任用为“军机四卿”，一时引人关注。
然而，不同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绪与明治不同的知识结构、性格特点及治国眼光。
日本的仁人志士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正如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评价改革派武士：“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事一听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由是，“东洋道德”的含义被缩小了，而“西洋艺术”的范围被扩大了，目标都聚集到维新变法的国家利益上来了。
这一点，远非清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比拟。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清朝专制体制己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以“中学”为幌子，以便维持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地位。所谓中、西学之争，其实争的是清王朝统治集团背后的现实利益，而不是真正学术上的真理，富国强兵的策略。公元1862年，日本倒幕维新（倒幕即推翻封建专制的幕府）志士高衫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使他大为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己为夷狄所奴役。”
钱穆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代所有制度的创立，都是从满洲人的“部族政权”的私心出发的“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有是无紧要的……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洲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近代化是普适于世界各国的唯一道路，无所谓东方或西方的专利。尽管各国各有特色，但这条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学、近代工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不断进步，国家的持续强盛，人民的平等幸福。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和明治的认识水平或许还达不到时下的识认程度。但客观事实却是：清朝的满洲贵族和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就像大海中的无数礁石甚至风暴，当光绪驾驶着大清这艘维新巨船在礁石和风暴中蹒跚穿行时，由于触碰了部族政权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航船就在骤风暴雨中触礁沉没了。而脱胎换骨的日本政府这艘航船，却能安然地航行在辽阔的大海上，只要明治下定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航程，而不会像光绪一样遭遇如此之多的礁石与风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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