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兴起，众多的赝品充斥古玩市场，致使许多收藏者都曾吃过药。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高仿陶瓷器开始不断出现，更增加了鉴定中国古陶瓷的难度。现实迫使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古玩鉴定家开始认真地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陶瓷鉴定能力，许多收藏者也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来学习，长见识、长眼力。
想要收藏古陶瓷，首先要学习鉴定古陶瓷。
鉴定瓷器，涉及到对瓷器的真伪、时代、窑口、价值的评判。它是一项集众多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全方位的知识系统的运用。古代陶瓷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关系，应该说是时代的产物。一般说来，陶瓷器在纹饰、胎釉、颜色、器型、制瓷工艺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因此，古陶瓷的鉴定，也常常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即便是高仿品，虽能仿出古器的俊秀，却未必能学其古拙。所以，在鉴定瓷器的几大要素之中，造型这个要素显得更为突出。若能善于识别真赝瓷器的形状和神态，就可能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而简捷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中国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
1、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特征
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青瓷逐渐代替了青铜器、漆器。青瓷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这一时期出土的瓷器，其造型与汉代陶器、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两晋典型器物有洗、尊、罐、槅、谷仓、虎子等。
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饰，两面贴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铺首，造型也具有汉代特征。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其器形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汉墓出土有青铜槅、陶槅，器形特点为平底；而西晋青釉槅胎体厚重，为拿取方便，底边镂空。吴、西晋谷仓，又名堆塑罐，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其器形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来的，上面有堆塑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明器，是墓主企望死后能如生前一样粮食满仓、生活富有的观念产物，是当时成型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瓷器。虎子，便溺器，西晋、东晋保留了东汉虎子多有提梁这一传统，采用立烧法，口向上，臀部触地。圆虎子则多为正烧。香薰，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香薰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镂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西晋瓷器在造型上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一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几乎相同，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故称桥形系。
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釉、黑釉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以矮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颈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则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以瘦长感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有六个桥形系，是沿用东晋时的样式，但较东晋时的粗壮。
2、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特征
隋代的典型器物有青釉印花四系壶（盘口壶）、鸡首壶、高足盘、四系罐、白釉龙柄双联瓶等。
四系壶为盘口、长颈、椭圆腹、平底。肩部有四个双条形系。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规律。
鸡首壶比南朝的瘦长，盘口亦高，颈部变细，中部有弦纹装饰。
高足盘，南北方瓷窑皆大量烧造，是隋代最具代表性的器形。
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个双条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白釉龙柄双联瓶，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瓶的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瓷器种类大大增加。唐代南方盛行青瓷，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唐中期以前碗、盘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五出口器物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北宋器物为六出口。（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
唐代的典型器物有凤头壶、注子、执壶、盏托、花口碗、玉璧底碗、海棠杯、花瓷拍鼓、绞胎枕等。
凤头壶，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既有中国传统因素，又受波斯文化影响：柄、流用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象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除青釉以外，三彩凤头壶比较多见，主要出在洛阳、西安两地，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注子，口为喇叭口，壶身一般作椭圆形，有的呈瓜形，是当时的一种温酒器具。系从盘口壶演变而来。通常与注碗配套使用。
执壶，常见为一种多棱形或圆柱形短流的有柄壶。浙江越窑壶，短流，流有八角、圆形，平底，双带形柄。定窑壶，短流，流为圆形，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至于长沙窑的那种壶身为六瓣瓜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产品略长，造型上仍具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盏托，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越窑青釉盏托托口一般较矮，有的盏托口沿卷曲作荷叶状，盏则作花瓣形。
花口碗，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湖南、长沙窑都有这种器形，三彩亦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青釉玉璧底碗，碗壁呈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越窑系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有收藏。除青釉外，还有白釉玉璧底碗。唐代定窑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盛行于这80年间。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30厘米，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较多。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其他窑烧这种拍鼓（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乐器需用量大。传世品中有作拍鼓动作的陶俑，可知拍鼓正是应社会这种需求而生产的）。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瓷泥分层制坯，烧成后形成自然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
薰炉，吴越王钱氏墓出土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
瓷器鉴定的第三要素是瓷器上的纹饰与色彩。陶瓷器上的纹饰和色彩同器物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是瓷器断代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辨别瓷器真伪的有力手段。
1、纹饰
早期瓷器大多是素面无纹，后来出现点彩和刻花、划花、印花、堆塑等装饰。唐代以后，瓷器上用色料绘花纹图案就成为瓷器装饰的主流。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瓷器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重要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最初，是在单色瓷器上刻、划、印纹饰，唐代出现了釉下彩，用彩料来描绘纹饰和图案逐渐兴。
西晋瓷器装饰装饰上多借鉴铜器，多在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
南朝时期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物如盘、碗、罐等也有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
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不过没有北方出土器有气派。
隋代四系壶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朵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唐代长沙窑有贴花壶。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可能与丝绸印染图案有关。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榈树、飞鸟、栏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器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贴花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
唐代生产魂瓶的窑址有很多，但福建浦城窑魂瓶却多用褐彩装饰，与其他窑所生产的魂瓶色彩显著不同。
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
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绘装饰，并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产生了很大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釉斑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卉、禽鸟、动物、龙纹。也有用诗词作装饰的。长沙窑还出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目前仅发现一件。
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而产生出的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北宋定窑多为印花纹饰，亦很精美。不过，从纹饰上看不出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一般而言，瓷窑产品都有一个从初期简单草率，到以后逐渐复杂、精美的发展过程。而定窑印花水平一开始就很高，定州不仅出瓷，也出缂丝。缂丝在宋代也很有名，有可能定窑印花是借鉴缂丝完整的图案纹饰，刻成陶范再印到瓷坯上
北宋早期越窑盛行刻划莲瓣纹，此装饰在浙江其他瓷窑如宁波、鄞县窑亦采用。有些器物上有北宋纪年铭文，证明它是北宋比较流行的纹饰。
北方磁州窑系的剔花，是在剔花之前先上白色陶衣，然后剔掉花纹以外的地子，露出胎色，有的为深灰色，有的是土黄色或褐色。磁州窑白釉划花，花纹以外的地子为篦划纹。篦划纹是用六或七齿工具划出的复线。此纹饰北方使用比较普遍，磁州的观台、彭城，河南禹县扒村，山东淄博等窑都采用这种纹饰，纹样内容丰富。白釉剔花再罩绿釉，是磁州窑的特殊装饰，其他窑未见，磁州窑窑址出土过这类标本（到元代，绿釉下改为画花，菲律宾出土了很多元代磁州窑的绿釉画花器物）。由于磁州窑属民间瓷窑，所以在瓷器纹饰上无拘无束，线条自由奔放，往往是一挥而就。龙纹瓶，龙体削瘦，龙首像狮子，嘴、眼传神，三爪有力，艺术水平很高。白地黑花枕，画冬景寒鸦，有宋人画意。梅瓶，造型美，纹饰很精。
金代南北方都出现一种黑釉起白或褐色线纹装饰的器物。线的排列方法有满线、三线一组，一、二、一间隔排列等形式。河北磁州，河南禹县、鹤壁，山东淄博，四川广元等窑都有烧造。目前可以判断传世品窑口的只有淄博窑，其特点是黑釉罐上满是较粗的凸线纹，而在双系下，有交叉的两条线纹，可以断定是该窑产品，日本、英国分别收藏一件淄博窑的完整器物。四川广元窑的黑釉起线纹罐与其它窑的同类器物又有所不同。它是经过两次烧成的，先素烧坯，再上釉二次烧成，在窑址中采集的标本有素烧坯及二次烧成的器物标本。
元代以后，釉下彩更是成为瓷器装饰的主流。早期瓷器的某些纹饰被后代所继承，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明清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六朝青瓷刻划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自从彩色纹饰出现后，瓷器装饰的时代特征便鲜明地展示出来，尤其是元代青花釉下彩的成熟，釉里红釉下彩的出现，开始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一统天下的单调局面。元代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器物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到了元代晚期，大部分成熟的元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
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纹饰也更加丰富多彩。
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的过程，每一种纹饰也有出现、流行、变迁乃至消亡的现象。因此，由瓷器上的纹饰及其形成的独特风格，不仅可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而且还能准确地判断出它的年代。
绘画风格，最能体现纹饰的时代特征。
如元代青花瓷上的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
明初洪武青花瓷处于一种过阶段，图案层次比元代要少，盛行以扁菊为主题纹饰的图案。
永乐青花瓷的图案花纹，已完全改变了元代多层次而又繁密的布局，多留空白地；主题图案以缠枝花卉（梅花、牡丹、莲花、菊花）为主，以回纹、如意、波涛、蕉叶为辅纹，画面显得有疏朗感。
宣德窑青花以缠枝莲和宝相花纹饰多见，普遍使用龙纹，龙的画法已改变了元代细长颈龙的形象，龙头竖发或披发，神态凶猛。
成化窑青花瓷的龙多为猪嘴龙和嘴唇上翘如象鼻的花式龙（夔龙），图案纹饰典型的有十字杵。正德窑青花龙头长如鳄，身长，更具凶猛矫健之势。嘉靖龙纹是曲身甩尾。万历、天启、崇祯龙身趋于细长，扭曲幅度加大，绘画线条不及前代工整严谨，并辅以八仙、八宝、八卦、如意、灵芝等道家器物。
清初顺治时期的龙纹尚有明代遗风，如意鼻，张口伸舌。康熙时期龙的上鄂短于下鄂，舌伸出下垂而舌尖上卷，鬃发分束向后。乾隆时期的龙尾较秃并稍卷，体鳍呈放射刺状张开，鳞与腹甲整齐匀密。
提到龙纹， 很多人都知道过去有“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说法。的确，清代对龙纹的使用非常严格，五爪龙纹是民间严禁使用的。龙纹爪的数量以及画法和风格的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判断瓷器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但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四爪并不是绝对的。官窑瓷器中也有三爪龙、四爪龙，如明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以及众多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折沿洗上均是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上画的是四爪龙。相反在一些民窑瓷器（如元代、明、晚清、民国）的供器和仿古瓷上也有五爪龙纹的。区别官窑和民窑的龙纹，一般来说，官窑的龙纹绘制工整精细，鳞片清晰，神态威猛，而且全身毕现；民窑龙纹绘制粗率，头大身粗，夸张变形，比例不合适，但也有神采飞扬的精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皇帝的爱好和意愿相联系。
如明代成化皇帝生性文静，因此成化瓷多精巧小器，纹饰纤细淡雅，多为鸡、葡萄、婴戏、高士等生活气息浓郁的图案。
又如明代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嘉靖瓷多用八卦、八仙、云鹤一类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好狗、鸽、草虫，因而道光瓷上的这一类画面比较常见。
清代皇帝喜欢用瓷器赏赐给大臣，借此表达他对臣下的一种期望。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赐给群臣的瓷器，通例是白地青花瓷赏瓶，上绘莲花为主要纹饰，以海水纹绘饰瓶口，通身共有九层纹饰。赏瓶寓意为：为官清白廉正。海水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还有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妃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连登，百福，百泰，红蝠（洪福）齐天等。
总体来说，明、清官窑纹饰工整精细，但拘谨板滞。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
从绘画纹饰的笔法，也能看出时代的特征。
明代永乐、宣德窑青花纹饰，都是采用小枝笔着彩，因笔触小，就使得青花色彩有深深淡淡的笔触痕。而明代其他时期的青花瓷上的着彩，大多是采用一笔涂抹的笔法。
明代空白期的纹饰图案采用了写意山水画，亭台楼阁往往在云雾幻景中，人物脸部鼻尖突出，柳条如断续的雨点。
晚明的青花瓷线条草逸酣畅，率意点染，具有中国写意水墨画生动豪放的特点。
清代康熙瓷器注重绘瓷技法，官窑、民窑瓷器在这方面都很有成就，图案纹饰都是模仿宋、元、明各代名画家的笔法。如康熙瓷所绘人物山水，线条细而有力，有如钢笔画；画的“刀马人”，深受明末著名画家陈老莲的影响，用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人物面部和衣褶轮廓，然后用平涂的方法敷以各种色彩；画树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纷披、奔放有力；画山石，采用“斧劈皴”技法。
雍正瓷所绘山水山石枝干也是用披麻皴，但是是在山石和枝干上用笔描绘皴点，形成一层层苔点，带有元四家和清初四王画风的风致。与康熙瓷相比，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精细有余，气势不足。
受绘彩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会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如元末明初有些使用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煊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宜画人物。同样，在明初的永乐时期，也因为使用了名叫“苏麻离青”的进口青料，也不适合画人物。而在宣德时期，由于采用了精炼的青料，人物绘画也就不难了。因为元代和明代永乐朝青花瓷器中画人物的较少，故古玩收藏界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
至于成化斗彩，器型精巧，色泽鲜明，晶莹可爱，纹饰图案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难免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在画人物时，为避免着色缺陷，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件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
类似这些不足，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明清瓷器上的纹饰也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
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去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器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方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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