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之弊端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
楚人自居蛮夷，其宪制确实完全不同于华夏世界。楚制可以视为广义的贵族封建制，但周人的宗法、爵位和采邑制度从未行于楚地。史书所载的执痈（《战国策·齐策二》：“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痈。’”）、执圭（《史记·张仪列传》：“越人庄舄仕楚执圭，有顷而病。”）、执帛（张晏曰：“执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五大夫（《战国策·楚策—》：“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都是楚人的爵位，但爵位并不自动产生封邑。封君食邑，多为公族苗裔，至少也是名门贵胄。爵位可以因战功而封授给平民，能否世袭难以确定，往往有夺爵的事件，因此比封君浮滥得多。封君与县公并立，构成楚国地方制度的核心。县置于边境或军事要害，往往就是楚国兼并的诸侯。县公的独立性比后来郡县的长官大得多，往往自视和被视为亡国诸侯的继承人，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外交活动。叶公和孔子的交涉（沈诸梁，芈姓，沈氏，名诸梁，字子高，因其为叶邑尹而被称为叶公。《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他的交谈）似乎就是这类活动的一部分，叶邑是方城之外的古国。较之春秋诸夏，楚人王权强而封君弱。较之战国郡县，楚人却是典型的贵族政体。
随着封建体系的崩坏，贵族的修养变成了游士的知识。诸子百家是活跃游士的集体称谓，但某些游士比其他游士更加平等。儒家的传统产生最早，延续性最强。他们在邹鲁社会自有根基，在齐国和西部才是游士。邹鲁儒生不必周游列国，汲汲于求官。他们像耶稣会一样，几乎垄断了当地社会的教育和婚丧市场。他们因为学识丰富、地位安全，滋生了迂腐自负的态度，觉得其他人都不够正宗。楚人灭鲁（公元前243年，楚国灭鲁），没有损害他们的阶级地位。他们对楚人也非常忠诚，甚至对项羽的败亡都置若罔闻（《史记·儒林列传》：“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这种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相互利用，多少蕴涵价值观联盟的意义。儒家留恋的周礼浸透了贵族封建制的精神，在战国时代日益落伍；而楚人的宪制保存了最多的贵族封建制遗痕，在郡县化的浪潮中同样不合时宜。双方在“法的精神”上，自有其选择性亲和力。两者都不肯为成绩而牺牲寿命，比竞争对手更能抗拒早熟早衰的诱惑。列强的军国主义耗尽臣民的组织资源和战斗力（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以后，廉颇视为萎靡腐败的楚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却将复国主义和军事传统保持到最后。儒家在诸子百家当中的地位，几乎完全相同，不能以政绩显耀于当世，却能以坚韧坚持到最后。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正是封建主义的特长。封建主义不善于征服，因为他们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因为他们的资源和组织不够集中。
“去封建化”意味着国家以雷霆手段粉碎各阶级、各种族的枷锁，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将无形态的群众彻底解放出来，将平等化产生的巨大势能投入“去礼义化”的总体战。儒家面对“率兽食人”的美丽新世界，发出了复古主义的哀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是楚人的爱国主义。他们不能忘记楚怀王的耻辱，何况南国本来就是有异于华夏世界的另类文明。
项王的命运并不属于他个人。后人对东亚的厄运和顺民的悲情发出过无数的概叹，最终都要追溯到这位英雄的末路。他为祖国的复兴和诸夏的自由，为齐桓晋文的盛世，已经尽到了全力。如果他的举措不够明智，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为明智。他所在文明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拒绝顺应没落的潮流就是倒行逆施。因此就反动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反动者，没有辱没孕育他的楚文化和华夏文化。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